7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被起诉一事作出回应。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事件背后的根源，并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事情发生在3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向使馆工作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日本检方直到7月27日，才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从时间来看，这起案件已经拖延数月。日方虽然最终启动起诉程序，但这并不足以消除中方的安全关切。因为中方关心的，不只是一个人是否会被定罪，而是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涉案人员为什么会产生极端想法，自卫队内部管理是否存在严重漏洞。

更重要的是，涉案人员并非普通日本民众，而是现役自卫队官员。这意味着，事件已经超出一般治安案件的范围。日本政府必须解释，一名受过军事训练、受到内部纪律约束的人员，为何能够携带刀具侵闯外国使馆，又为何会向外交人员发出威胁。

使馆安全涉及国家主权，也涉及外交人员人身安全。根据国际公约，驻在国有责任保护外国使馆及其人员。日本不能把案件完全交给司法机关，然后就认为政府责任已经结束。

中方要求日方给出交代，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查清涉案人员的真实动机。第二，追究自卫队内部管理责任。第三，采取实际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只有完成这些工作，日方的处理才算真正具有说服力。

就在中方要求日本给出交代前一天，7月27日，高市早苗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她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方将继续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保持各层级沟通，并期待11月在中国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

高市释放这一信号，目的并不难理解。自其上台以来，中日高层互动明显不足。对日本政府而言，如果长期无法与中方开展正式沟通，国内就会质疑其外交能力。尤其是在经济压力、物价上涨和支持率波动同时出现的情况下，高市更需要一项能够向国内展示的外交成果。

APEC会议强调亚太经济合作，涉及贸易、投资、产业链和区域发展。这些议题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企业高度依赖亚洲市场，也重视与中国之间的供应链合作。日本工商业界不愿看到政治分歧持续冲击正常经贸往来，因此也会要求政府保持对华沟通。

从这一角度看，高市期待APEC会晤，既有外交考虑，也有国内政治和经济考虑。她需要借助一次中日高层接触，向日本企业证明政府有能力控制双边关系风险，同时向国内舆论展示所谓外交进展。

但参加峰会和举行双边会晤是两回事。日本作为APEC成员，参加会议有相应机制安排。能否利用会议期间实现中日领导人正式会晤，则取决于双边关系的现实条件。

高市公开表达期待，只能说明日方有会晤意愿，不能说明双方已经形成安排，更不能说明中方认可日本近期在涉华问题上的政策和行为。标题中所谓的“入场券”，实际上并不是参加APEC会议的资格，而是日本能否获得中日高层正式会晤的机会。

此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宣称，他在马尼拉期间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讨论了中日关系。中方随后两次澄清，王毅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所谓的简短交流。这件事说明，日本方面急于制造中日沟通正在恢复的印象。哪怕只是同处一个会场，日方也希望包装成外交接触，用来对内证明沟通渠道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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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层交往必须建立在准确、严肃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日本不能依靠模糊表述和媒体包装，制造中日关系已经缓和的假象。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增加互信，反而会让中方更加谨慎。

当前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沟通需求。双方经贸联系广泛，在产业链、人员往来和地方合作等领域都有现实利益。越是在关系困难时期，保持沟通越有必要。但沟通要取得成果，前提是不能一边要求对话，一边继续损害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首先，日本应认真处理使馆侵闯案件。起诉只是司法程序的一步，不是问题终点。日方还要查明涉案人员的思想来源、作案动机和自卫队管理责任，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威胁再次发生。

日本需要在历史和台湾等重大问题上谨慎行事。中日关系出现波动，往往不是因为缺少会议，而是因为日方在敏感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不断制造新的矛盾。若政策层面的问题没有得到纠正，即使在APEC期间实现接触，也很难转化为关系改善。

最后，日本应停止利用模糊信息包装外交成果。正式会谈、简短交流和礼节性接触有明确区别。对外发布消息必须尊重事实。否则，不仅会损害中日互信，也会削弱日本政府自身的外交信誉。

总结来看，高市早苗期待借深圳APEC打开中日高层沟通窗口，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在真正的会晤机会到来之前，日本先等到的是中方要求其就使馆安全事件作出交代。中日关系能否改善，决定因素不是高市能否争取一次会面，也不是日方能否制造一场外交宣传，而是日本能否正视问题、纠正错误，并用实际行动恢复基本的政治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