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女人，从来都是先被嘲笑，再被听见 | 新书推荐《沉默：所有问题之源》|伍尔夫|兰波|女性的奥秘|文学|沉默：所有问题之源|玛丽莲·梦露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作家、历史学家，1961年生于美国，其写作题材涉猎广泛，从美国新保守主义，到环境问题到当代艺术评论等均有涉及。几年前，丽贝卡·索尔尼特创造了一个词——“爱说教的男人”。这个词迅速传遍世界，因为它精准地命中了无数女性心照不宣的日常：被解释、被打断、被定义、被告知你懂什么不懂什么。

在这部彰显胆识的新作中，女性主义作家、学者索尔尼特延续了她标志性的风格，结合辛辣的幽默、敏锐的分析和有力的洞见，深挖当代社会中与性别有关的种种现象：不愿失声的女性、厌女的暴力、文学经典中脆弱的男性气质、性别二元论、强奸笑话的近期历史……索尔尼特在本书中重点论述了言说的力量——谁能说话、说什么，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理解自身以及对其成员的期望。

《沉默：所有问题之源》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向世界讲述女性的故事，将改变世界对待女性的方式。于是，它着手讲述尽可能多的女性故事。

与学术性的性别理论和女性主义历史著作相比，本书记录了离我们尚不遥远的事件，以敏锐的幽默点评父权社会延续至当下的荒谬，因此既有助于思考现实，又兼顾了可读性。

以下摘录节选自《沉默：所有问题之源》——

*本文约2000字，静静阅读约需十分钟。

被淹没的城市

（节选）

我想写一部关于沉默的小说。

讲述人们未说之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

女性主义文学考察这些沉默的本质、起因和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达到巅峰，涌现了无数论述沉默的文章。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关注隔离、失权还有无法接受教育的问题。妇女参政论者指出，没有选举权就等于在政治上失去发言权，无法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自决权和公共空间。1911 年，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谈到女性“被成千上万种限制围困……被迫陷入无知，现如今，女性正迅速摆脱这一困局”。在女性获得了选举权——美国是1920年，英国是1918年——但仍有许多其他权利有待争取的年代，对沉默的探察仍在继续。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两篇颇具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敲响了警钟。其中更有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出版于 1929年，基于1928年的两场演讲，探讨了女性写作，以及潜在的女性发言权所面临的实际、经济、社会和心理阻碍。但她应该用怎样的声音？半个世纪后，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写道：

那篇文章的语气中流露出努力奋进、费尽心力、顽强试探的感觉。而我认得那种语气。我时常听到我自己和其他女性如此说话。这是就快触碰到自己的愤怒的女性的语气，面对满屋男性大肆用言语攻击她的人格，她决意不表现出愤怒，反而主动让自己冷静、超脱，甚至施展魅力。弗吉尼亚·伍尔夫面对的是女性听众，但她敏锐地意识到——她一贯如此——有男人在窃听。

伍尔夫的《女性职业》（“Professions for Women”），最初是1931年为全国妇女协会所做的演讲，这篇文章探讨了另一种声音，不是里奇所批判的坚定有力的声音（女性的语气常常被批评），而是抚慰人心的声音。她说女性将自己受到的各种规训内化为行为准则——要友善、优雅、讨喜，但这会压抑真正的声音和真正的思想，即真正的自我。她指出，有的说话方式如同沉默的白噪声：陈词滥调和宽慰的话、礼貌和否认，这些都在维护使沉默延续的系统。你为他人发声，却不为自己发声。伍尔夫说，女人心中的声音告诉她们：“要有同情心，要温柔，要阿谀逢迎，要欺骗——要用尽我们这个性别所有的技艺花招。永远别让任何人发现你有自己的思想。”她称那个声音为家中天使，并为自己出于必要杀死了她而感到骄傲，这样她才可能拥有声音。如此，她才可能打破沉默。

半个世纪后，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在其著作《色情沉默》（Pornography and Silence）中，引用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对成的评价：“她映射出了其凝视者的愉悦。”即梦露出现在众人面前，还开口说了话，但她的亮相和她说的话不是为了表达自己、做自己，而是为了服务他人。格里芬评论道：“虽然知道她的象征性存在是一张面具，但他拒绝探究面具后是什么。而且，如果另一个自我并不存在，没有那个会失去、会被侵犯的自我，那这位女演员的人生就不会是一场悲剧。”她试图剖析，一个可以被看到、被听见的人，为何依然被打压噤声。

玛丽莲·梦露

梦露可以代表任何女性，所有为追求男性的愉悦、认同、舒适和加持，而压抑、隐藏、伪装或否定自我的方方面面和自我表达的女性。这不只涉及男女性事，职场、学校或街头巷尾的女性也可能会学着以这种方式应对男性的期待，明白如果自己太过自信、强势、自立，可能会受到惩罚。其他群体也有类似遭遇——我的朋友加尼特·卡多根（Garnette Cadogan）写文痛诉他身为黑人，在公共场合必须不断表现出自己“不是罪犯，不构成威胁”，以此缓解白人的恐惧并自我保护。若既是黑人又是女性，那就要在为他人奉献这项事业中承担双重责任。

梅勒说梦露能映射愉悦，但他未曾质疑，当这种愉悦总是属于其他人，会发生什么。那其实是伪装成愉悦的死亡狂欢，是为他人奉献到牺牲了自我。那是被令人愉悦的琐事包围的沉默。梦露，1962年早逝，她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为贝尔·胡克斯关于男性“心理自残”的论述写下了结语——这一形象刻画了另一种自残，它让一个自我去迎合、服务那些支离破碎的自我。以沉默迎接沉默，两种沉默完全契合，如模具与铸件，好一个鬼故事。

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在1962年做了一场演讲，1965年，演讲稿由《哈泼斯》（Harper’s）杂志发表，后被收入她1978年的畅销书《沉默》（Silences）。沉默，或质问、消灭沉默的欲望，已经成熟。文章开篇写道：“文学的过去和现在被沉默的阴霾笼罩：有的作品在我们公认的伟大著作的阴影中，沉寂多年；有的沉默不为人知；有的人在发表了一部作品后，便不再有新作面世；还有的根本未能成书。”换言之，沉默的形式多种多样，一种沉默关乎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另一种沉默关乎谁在说话和谁能说话。

她铺垫了许久才切入她真正的主题，仿佛她必须先亮明资历，表明自己了解、关心男性创作的伟大文学。接着，她才转向文学中女性的沉默，指出大多数拥有文学事业的女性都没有孩子，因为拥有属于自己、为自己所用的时间，以及自己的声音，对文学创作至关重要。这种沉默很实际——没时间去建造文字的宫殿，即创作一部长篇作品——但与彼时女性的经历相关的沉默有很多种。书的后半部分广泛收集了“旁白、护身符、遗迹、资料”，大大增加了压制女性声音的证据，也证明了这不仅影响女性，更对文学影响深远。这就是一篇辩护状。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63年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论述了“没有名字的问题”，指出美国女性虽然生活富足，却因为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以及家庭和世界权力之外，经历着社会性、政治性毁灭。可以说，这本书关涉的主体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它也一直因此受到批评；也可以说，这本书的优秀之处是，在“反贫困战争”（war on poverty）和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之时，它站出来说，性别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正名是改变的关键。

丹妮尔·L.麦圭尔（Danielle L. McGuire）在她2010年的著作《街道的黑暗尽头》（At 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中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民权运动本身也存在压制消声现象，因为它被改写为由男性主导的运动为全人类争取权利的历史。她重新书写这段历史，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强奸案调查员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为开端，从而将整个运动重新塑造为始于黑人女性争取黑人女性权利的行动，这一历史交叉点通常在主流叙事中被抹除。

与此相对，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69年发表的文章《沉默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ilence”），却对性别议题保持沉默。它讨论的是男性艺术家，并且用男性代词来描述“艺术家”。她写道，有的艺术家选择沉默，如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在他们眼中，沉默是轻蔑或超越的姿态，是一种背离——但她接着指出：“只有在艺术家展现了他的天赋，并令人信服地运用了那份天赋之后，他才能做出这种堪称典范的决定。”这是那些被人倾听、重视的人主动选择的宁静——与被迫噤声截然相反。

所谓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都在揭露过去未被命名或描述的压迫，表达醒悟的喜悦，哪怕只是认识到了压迫：诊断是治愈和恢复的第一步。谈论、定义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折磨帮助女性走出孤立，走向权力。20世纪60和 70年代的写作是一种探索的文学，甚至启示录；人们跌跌撞撞前进，不确定自己遇到了什么，笨拙地描述着，努力为未曾被描述的事物寻找新的语言，见证新思想颠覆习以为常的观点，成为属于这片新天地而非那个旧世界的人，迈进一个跟随他们前进的步伐逐渐成形的世界。

发现之旅：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意识提升小组”：相聚在一起向彼此讲述自己的遭遇。这一时代的女性主义的重要参与者苏珊·格里芬告诉我，她们首先抱怨家务，然后说起了强奸、暴力等恐怖事件，打破了此前让她们一直沉默、与世隔绝的羞耻。她们常常引用诗人缪丽尔·鲁凯泽（Muriel Rukeyser）的诗句：“如果一个女人说出了她生活的真相，会怎样？世界会裂开。”当众多女性站出来讲述自己生活的真相，会发生什么？沉默本身成为核心话题。

《沉默：所有问题之源》

1977年，奥德丽·洛德在现代语言协会发表了她的重要演讲和论文——《将沉默转化为语言和行动》（“The Transformation of Silence into Language and Action”，1984），探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议题。这是一篇简洁、丰富、格言式的文章，带有宣言的紧迫感：

我的沉默并没有保护我。你的沉默也无法保护你。但为了真实说出的每一个字，为了我为讲述那些我仍在追寻的真相而付出的所有心血，我与其他女性建立了联系，我们字斟句酌，以适应我们共同信仰的世界，弥合我们之间的差异。正是所有女性的关注与关怀赋予了我力量。

洛德论述了为何打破沉默不仅是英勇之举，更是一种创造：“还有什么字词不归你所有？你需要说什么？……现在我们所有人相聚于此，是因为我们都以某种方式忠于语言和语言的力量，都致力于重新夺回曾被用来对抗我们的语言。”

1978年，出生于牙买加的米歇尔·克利夫（Michelle Cliff）发表文章《失语笔记》（“Notes on Speechlessness”），论述对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的回避和探索。“退缩和幽默都是失语的表现。掩盖真实，使之变得细琐平常，也是一种失语。”她写到了噩梦——以碎片化的方式，写到了自己，但也讨论了政治和文学史，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论述了为何伪装成异性恋是一种欺骗，是另一种逃避真相的路径。克利夫的文章总结道，她将致力于消除曾抹除了她这个人的一切东西：“这恰恰意味着要寻找自己的语言。这可能就是女性要做的事。”

本文节选自《沉默：所有问题之源》第1部分“打破沉默”第71—79页，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