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28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7月24日发表题为《伊朗与全球权力新规则》的文章，作者是罗伯特·佩普。全文摘编如下：

大多数战争都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少数战争则将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代。对于冷战后的世界而言，海湾战争正是这样一个分水岭。一个通常被称为美国单极时代的开始。

但那个时代现在已经终结。美国不再拥有它在1991年时所享有的那种军事优势。伊朗战争正是这一转变的例证。海湾战争展现了美国的主导地位，而如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则暴露了美国的掣肘之势。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冷战后的种种假定将被彻底颠覆。

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并不总是能创造新的国际秩序。战争可以改变边界，但往往不会撼动世界政治基本结构。1991年的海湾战争则有所不同，因为它改变了全世界的期望。战前分析人士的预测与美国取得决定性速胜的方式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使各国相信一种新的现实已经出现。

这种现实建立在四个假设之上：美国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其目标；华盛顿拥有让局势升级的主导权，即能够快速、低成本地挫败重大威胁；美国的实力保障了货物通过世界商业动脉来运输；反抗美国的力量最终是徒劳的。

四个假设相互印证。由于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看起来不可撼动，因此盟友减少了自身的防务负担，加深了对华盛顿的依赖。由于美国的力量阻止了其他行为体的冒险，因此投资者低估了地缘政治风险。由于海洋贸易看似安全，因此大企业将供应链延伸至各大洲并尽量减少国内库存。由于美国的力量看似无可匹敌且不可动摇，因此大多数国家选择迎合美国而非抗拒美国。

对美国力量的相信既影响了军事决策，也影响了经济决策，推动形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相互依存格局。商品、资本、能源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界。

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企业和普通民众围绕着一个信念来管理他们的预期，即影响全球市场和政治的重大扰动最终都会得到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后秩序的成功恰恰导致了该秩序的瓦解。

每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都建立在先前的经济变革之上。大国崛起不仅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强大的军队，还因为其经济创造了维持这些力量所必需的财富、技术和工业能力。1991年在巴格达上空展示的第一场精确战争革命依赖于仅有少数先进国家拥有的能力。

在随后的30年里，全球化将这些稀缺的军事资产转变为大规模商业产品。

人工智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大语言模型、计算机视觉系统和开源软件提供了过去需要专门机构才能具备的能力。巨额私人投资将先进软件转变为全球可用的商品。过去需要数十亿美元的军事项目才能获得的能力，如今可以通过普通商业渠道购买的组件来实现。

全球化还创造了相互关联的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局部的扰动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一个地区的中断会波及到数千里之外。

未来的冲突可能越来越频繁地围绕世界主要经济咽喉要道展开。更高的保险费率、更昂贵的航运成本、复制重建的供应链、维持更大库存和战略储备的需要以及要求在国内生产的政治压力都将逐步推高国际商业成本。一套关于全球体系的新假设和新规则正逐渐清晰。

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再能保证可以凭借低成本实现政治目标。美国仍拥有强大的毁灭性力量。然而，摧毁目标与决定结果是两码事。与此同时，美国的干预也不再能保证目标地区的经济稳定。美国的干预反而加剧了不确定性。

在近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强国将经济财富转化为军事优势，再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然而，第二次精确战争革命则预示着不同的模式。经济成功导致新技术的扩散和广泛采用，对较弱的行为体有利，使其能够向强敌加诸比过去更大的成本。一个大国(例如美国)的地缘政治实力与其说是衡量其控制他国能力的标尺，不如说是反映他国对其所维护和主导体系的信心。（编译/涂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