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的墓地还有半个月就到期了，墓园那边给我打了三个电话，语气一次比一次客气，也一次比一次紧。最后一次是个周三下午，我正开会，手机震个不停，我猫着腰溜出会议室接起来，对面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标准普通话，尾音带着训练过的温柔：“刘女士您好，这边是福寿园公墓管理处，您父亲刘德昌先生的墓位使用年限将于本月三十号到期，请问您考虑续费吗？”
我说：“多少钱？”
她说：“目前推出的续费方案是二十年期，总费用八万元整，折合每年四千元。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分三期。”
我靠在走廊墙上，墙冰凉冰凉的。八万。我脑子里飞速转了一圈，房贷一个月六千八，闺女明年上初中，学区房的事儿还没着落，老公上个月刚换了工作，收入还不太稳定。八万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也真不少，够闺女上一整年补习班了。
“不续的话会怎样？”我问。
对面顿了一下，语气更温柔了，温柔得让我心里发毛：“刘女士，按照我们双方签订的墓位使用合同，如果到期不续费，我们会在公示期满后统一进行迁出处理，骨灰盒您可以领回去自行安置。”
骨灰盒领回去。我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两遍，想象了一下我爸的骨灰盒摆在我家客厅茶几上的画面，旁边是我闺女吃了一半的薯片袋子和遥控器，那场面荒诞得我想笑。
“行，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我挂了电话。
会议室里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什么，隔着门听不太清。我没进去，站在走廊尽头拨了我哥的电话。响了七八声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这次接了，我哥刘志强在那头“喂”了一声，背景音嘈杂，像是有人在喊什么吊车往左打。
“哥，爸的墓地要续费了，你知道吧？”
“知道啊，人家给我也打电话了。”他的声音不咸不淡的，“说八万，二十年。”
“你什么想法？”
他沉默了几秒，我听见他点烟的声音，打火机咔哒一声。“丽萍啊，哥这边情况你也知道，你侄子今年大三，学费生活费哪样不要钱？你嫂子那个店这两年就没挣过钱，房租都欠了三个月了。八万块钱，我是真拿不出来。”
我没说话。他又补了一句：“再说了，爸都走了这么多年了，放哪儿不是放？非得花那个钱搁在那么贵的地方？”
我爸走了十一年。走的时候六十三，肺癌，从发现到人没，前后不到半年。那半年里我和我哥轮班伺候，我嫂子来过两回，都是坐坐就走，说是店里离不开人。我妈那时候还在，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能坐一整个下午，不哭也不说话，就那么直愣愣地盯着地面。我爸最后那几天疼得厉害，杜冷丁打上去也就管两三个小时，他清醒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丽萍啊，爸这辈子没给你们留下啥，对不起你们。我说爸你别说了，他说你让我说完，我走了以后，你多照看你妈，你哥那个人心不坏，就是耳根子软，你嫂子说啥他听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哥耳根子确实软。我爸走了以后，我妈一个人在老房子住，我每周末回去看她，给她带菜带药，陪她说说话。我哥一个月能回去一次就算不错了，有时候还是我妈打电话催他才去的。有一回我妈摔了一跤，邻居打电话给我，我赶回去送到医院，拍片子说是骨裂，打了石膏。我给我哥打电话，他说他在外地进货，回不来，让我先照应着。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去外地，他老婆娘家那边有人结婚，他们一家三口都去喝喜酒了。
这些事儿我都记着，但从来没跟我哥翻过脸。我爸说得对，他就是那样的人，翻脸也没用。再说了，翻脸了又能怎样呢？难道还能换个哥不成？血脉这东西，生下来就绑死了，你不认也得认。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续了？”我问他。
“我是觉得没必要。”他说，“咱爸活着的时候也没享过什么福，走了以后搁那么贵的地方有啥用？他又不知道。八万块钱，咱两家一人四万，你拿得出来吗？”
我没告诉他我能拿出来。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工资卡上还有三万多，理财里有五万，凑一凑是够的。但我不甘心。凭什么？我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爸。我妈这些年看病吃药、水电物业、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哪样不是我在操心？我哥除了过年给妈塞个红包，一年到头出过什么力？现在我出四万他出四万，看着是公平，可这十一年的账，公平吗？
“那我跟妈商量商量吧。”我说。
“行，你商量吧，我这边还有活儿，先挂了。”
电话挂断，嘟嘟嘟的忙音。我靠在墙上站了一会儿，觉得身上哪儿都累，那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疲惫，睡多久都缓不过来。
下班回家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我老公陈远在厨房做饭，油烟机轰隆隆响，闺女陈曦在自己房间里写作业，门关得严严实实。我把包扔在沙发上，换了拖鞋，去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陈远正颠勺，锅里是青椒肉丝，油星子溅出来，他往后躲了一下，看见我，笑了一下说：“回来了？洗手吃饭，马上好。”
陈远是个好人。说这话可能显得敷衍，但他是真的好人，那种踏踏实实、不声不响的好。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谈了不到一年就结了婚，没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就是两个普通人凑在一起过日子。他在一家小装修公司做项目经理，收入一般，但稳定，每个月工资准时上交，从不问我花了多少。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最大的爱好就是周末去钓鱼，带着个破马扎坐在河边，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候我觉得他挺无趣的，但转念一想，过日子又不是拍电影，哪来那么多跌宕起伏？
吃饭的时候我把墓地的事儿说了。陈远夹了一筷子菜，嚼了半天才说：“八万确实不少。你哥那边怎么说？”
“他不愿意出。”
陈远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那一眼的意思我懂——意料之中。
“那你怎么想的？”他问。
“我不知道。”我扒了口饭，觉得没什么滋味，“按理说，那是爸安息的地方，我也不想动他。但是你说八万块钱，二十年，二十年以后呢？再续八万？那不就等于租了个房子吗？而且租金还年年涨。”
“这倒也是。”陈远说，“那要是迁出来的话，往哪儿放？”
这个问题把我们都问住了。是啊，迁出来往哪儿放？买块墓地吧，一次性买断的少说也得十几万，还不一定有合适的。带回老家吧，老家那边的坟地早就平了，我爷爷奶奶的坟都找不着了。搁家里吧，这事儿想想就瘆得慌，不是迷信不迷信的问题，是心理上过不去。
闺女陈曦一直在旁边安静地吃饭，突然冒出一句：“妈妈，姥爷的骨灰可以撒到海里去吗？”
我和陈远都愣了一下。陈曦今年十一岁，上五年级，这孩子从小就早熟，看事情的视角经常让我们意外。她放下筷子，很认真地说：“我们班林雨桐她奶奶去世了，她们家就是把骨灰撒在海里的，她说这样她奶奶就哪儿都能去了，不用被关在一个小盒子里。”
我没接话。把我爸的骨灰撒海里去？这个念头我从来没有过。我爸活着的时候就没见过海，他这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那年我考上大学，他送我去报到，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了学校门口他说你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省得人家同学看见你爸土里土气的笑话你。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以为是我不高兴，赶紧说那爸送你进去吧，爸不怕笑话。
后来他也没进去，因为要赶回去的末班车。
“吃完饭再说吧。”我岔开了话题。
晚上躺床上，陈远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过了一会儿又翻回来，我知道他有话要说。果然他开口了：“丽萍，这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要是想续，咱就续，钱的事儿你别愁，我这边还有点积蓄。”
我心里一暖，但嘴上说：“你的积蓄不就是我的积蓄？拿出来花了我心疼。”
他笑了，伸手拍了拍我的胳膊：“那不一样，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
“去你的。”我推了他一把，然后叹了口气，“我不是舍不得这个钱，我就是觉得心里不平衡。我爸走了十一年了，我哥除了逢年过节烧个纸，还干过什么？妈的养老看病全是我在管，他一个月能打一个电话就算不错了。现在到了续费的时候了，他说没钱，让我看着办。凭什么呀？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陈远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不续，真的把爸的骨灰迁出来，你心里能过得去吗？”
这句话问到了点子上。我能过得去吗？我不知道。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没能让他享什么福，死了以后连个安息的地方都不给他留，这事儿光是想想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可要是续了，八万块钱花出去，我心里那道坎儿——我哥那道坎儿——我过不去。
“我想想吧。”我关了床头灯。
黑暗里陈远的声音闷闷地传过来：“周末我陪你去墓园看看吧，先跟那边谈谈，看有没有别的方案。”
周六上午，我和陈远去了福寿园。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像是憋着一场雨。墓园在城西的山坡上，开车过去四十分钟，到了门口，保安登记了车牌，抬杆放行。园子里很安静，路两旁的松柏修剪得整整齐齐，偶尔有一两个扫墓的人，手里拎着鲜花和祭品，表情都是统一的肃穆。
管理处的办公室在园区东侧，一栋两层小楼，门口挂着铜牌。接待我们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周，胸牌上写着客户经理，说话慢条斯理的，带着那种殡葬行业特有的、不紧不慢的和气。
“刘女士，您父亲刘德昌先生的墓位是十一年前购买的，当时的合同签的是十年期，附赠一年，所以到今年刚好到期。”周经理把一沓文件摆在桌上，翻到其中一页指给我看，“这个墓区是园区最早开发的一批，属于传统型墓位，占地面积一平米，当时的购买价格是两万八，加上十年的管理费三千，总共三万一千元。”
我低头看着那份泛黄的合同复印件，上面有我爸的名字，还有我签的字。十一年前办丧事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我在跑，我哥说他不懂这些，让我全权处理。买墓地的钱是我妈出的，两万八，那差不多是她当时全部的积蓄。我哥说妈出钱他就不出人情钱了，我气得跟他吵了一架，最后还是陈远在中间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先把爸的后事办完要紧。
“现在的续费方案只有一个吗？”陈远问。
周经理微微一笑，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份文件：“目前主推的是这个二十年期的方案，不过我们也考虑到不同家属的需求，其实还有一个十年期的方案，费用是四万五。当然了，平均下来每年贵一些，但是前期投入少。”
四万五，十年。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十年以后我还得再面对一次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我爸的骨灰还要再被折腾一次。光想想就觉得难受。
“那如果不续的话，迁出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我问。
周经理的笑容稍微淡了一些，但语气依然客气：“不续的话，合同到期后我们有三个月的公示期，公示期内如果家属还没有续费，我们会进行迁出处理。骨灰盒您可以自行领回，也可以委托我们暂时保管，但保管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六个月后如果无人认领，按照规定我们会进行集中安葬处理。”
集中安葬处理。这个词听起来体面，实际上就是统一埋在一个大坑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我爸这辈子辛辛苦苦活了一场，最后落得个连名字都留不下的下场。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陈远在桌子底下捏了捏我的手，他的手厚实温暖，让我稍微定了定神。
“我们商量商量再答复你。”陈远说。
从办公室出来，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我爸的墓位。墓区在园区中部，沿着台阶往上走，两旁的墓碑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沉默的村庄。我爸的墓位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照片是十一年前贴上去的，风吹日晒的，颜色已经淡了很多，但那张脸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黑瘦黑瘦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有话要说。
我妈坐在墓碑前面的石台上，看见我们过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她比我们早到，自己坐公交车来的。我妈今年七十三了，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行，腿脚也利索，就是耳朵有点背，跟她说话得大声。
“妈，您怎么自己来了？不是说好了我们接您吗？”我走过去扶她。
“不用接，我自己能行。”她摆摆手，又坐了回去，“我来跟你爸说说话。”
我蹲在她旁边，看着墓碑上我爸的照片，心里酸酸的。我妈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仔仔细细地把墓碑擦了一遍，连缝隙里的灰都抠出来了，手法熟练得像是做过千百遍。
“你爸这个人啊，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到死也没住上大房子。”我妈一边擦一边念叨，“活着的时候住六十平的筒子楼，死了以后住一平米的墓地，到哪儿都挤挤巴巴的。”
我眼眶一下就热了。
陈远在旁边站着，不太会说话，但默默地把我妈带来的塑料袋打开，把里面的水果和点心一样样摆好，又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帮我把香点上了。
“妈，墓地的事儿，您知道了吧？”我小心地问。
我妈擦墓碑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像是在擦一块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你哥跟我说了，他说不续了，贵。”
“那您怎么想的？”
她没回答我，而是反问我：“你怎么想的？”
我看着我爸的照片，那张黑瘦的、微微笑着的脸。我说：“我不知道。续吧，八万块钱不是小数目，而且二十年以后还得续，没完没了的。不续吧，把爸迁出来，往哪儿放？总不能真搁家里吧。”
我妈把抹布叠好，塞回兜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丽萍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爸活着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哥是儿子，他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没那么惦记，因为儿子总归是儿子，怎么样都行。你是女儿，他老觉得亏欠你，从小没让你过上什么好日子，供你上大学还借了钱。后来你结婚了，日子过得去，他才算放下心来。”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大颗大颗地砸在膝盖上。
“你爸不会在乎自己埋在哪儿。”我妈说，“他在乎的是你过得好不好。”
我跪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凉的墓碑，哭得像个小孩。陈远蹲下来，一只手扶着我的背，什么都没说。我妈坐在石台上，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说：“走吧，天要下雨了。”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上，一直沉默。陈远开着车，也不说话，只是偶尔侧头看我一眼。雨终于下起来了，雨刮器在前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摆动，发出有规律的声响。我看着窗外模糊的街景，脑子里乱成一团。
“你要是想续，咱就续。”陈远又说了一遍，“钱的事儿真的不用太担心，我接了个新项目，提成下来能有两三万。”
“不是钱的事儿。”我打断他，“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所有事情都落在我头上？我哥倒好，一句没钱就甩得干干净净。”
陈远叹了口气：“你哥那个人，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你跟他置气，最后难受的还是你自己。”
“那我就该认了吗？”
“不是让你认。”陈远斟酌着措辞，“我是觉得，你不能因为你哥的态度，来惩罚你自己和你爸。你想想，如果你因为跟你哥赌气，就不续费了，让你爸的骨灰被人挖出来，最后你会怪谁？你还是会怪你自己。”
我没说话，但我知道他说得对。
人就是这么奇怪，明明是我哥不负责任，可最后内疚的人却是我。因为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当回事，而我做不到。
回家以后，我给我哥又打了个电话。这次他接得挺快，背景安静了不少，像是在家里。
“哥，我今天去墓园了。”
“嗯，怎么说？”
“续费可以选十年的，四万五。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我哥的声音响起来，带着一种我熟悉的、黏黏糊糊的腔调：“丽萍啊，哥真的拿不出来。你嫂子那个店上个月又亏了，我们还欠着信用卡呢。你能不能先垫上，等哥缓过来了再还你？”
先垫上。这话我听过多少遍了？我妈住院那次他说先垫上，后来再没提过。我妈换假牙那次他也说先垫上，也没有下文。这些年我垫进去的钱加起来，没有十万也有八万了，他从来没还过一分。
“哥，我不是跟你计较钱。”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是说，爸的事儿，你能不能也上上心？十一年了，你除了过年去扫个墓，还干过什么？妈的药你买过吗？妈的体检你陪着去过吗？妈家里的水管坏了你修过吗？”
我哥没说话。
“我不是要跟你算账。”我吸了一口气，“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些事情，我也很累。”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然后我哥说：“丽萍，我知道你辛苦。哥没用，哥对不起你。”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没有解释，没有辩解，就是一句“哥没用”。可就是这三个字，让我满肚子的火气一下子泄了个干净。因为他确实没用，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没用，你还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你说怎么办？”我问他。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把爸送回老家吧。咱们老家那边山上还有块地，我记得小时候咱爸说过，那块地是分给咱家的。把骨灰埋那儿，也算落叶归根了。”
这个提议让我愣了一下。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选项。送我父亲回老家？我三岁就离开老家了，对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任何记忆。我爸也很少提，他来城里打工三十多年，老家的房子早就塌了，地也荒了，亲戚们各奔东西，能联系上的没几个。那还算什么老家？
“你先想想，我也再想想。”我哥说，“反正还有半个月呢，不急。”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陈远给我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什么也没问，回房间陪闺女写作业去了。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续了吧，八万块钱买你一个心安，值了；另一个说凭什么呀，你哥甩手掌柜当得舒服，什么代价都不用付，你这个当闺女的就活该当冤大头？两个小人打了半宿的架，谁也打不过谁。
第二天是周日，我去我妈那儿。我妈还住在老房子里，那个六十平的筒子楼，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楼道里的墙皮掉了大半，楼梯扶手锈迹斑斑，但收拾得还算干净。我妈开了门，屋里飘着一股中药味儿，她正在厨房里熬药。
“怎么又在熬药？哪儿不舒服？”我紧张地问。
“没事儿，就是睡眠不好，老做梦。”我妈把火关小，擦了擦手，“你坐，我给你热饭去。”
“不用，我吃过了。”
我妈还是坚持给我盛了一碗粥，我喝了两口，是她自己腌的咸菜。老味道，吃了三十多年了，再吃还是觉得香。
“你哥给我打电话了。”我妈坐在对面，手里剥着一把花生，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是年轻时在工厂干活落下的毛病，“他说想把骨灰送回老家去。”
“您愿意吗？”我问。
我妈手里的花生壳咔嚓咔嚓地响，她低着头，不看我：“老家那边的地早就没了。前些年搞退耕还林，那块山地被收了，补偿款都让你二叔家领了。你哥不知道这事儿，我也没跟他说。”
我心里一沉。
“那您怎么不跟他说？”
“说了又能怎样？”我妈抬起眼，她的眼睛浑浊但依然有神，“他那个性子你还不知道？他说送回老家，也就是随口一说，过两天就忘了。你真指望他跑回老家去办这个事儿？路都不认识。”
我沉默了。我妈说的是实话，我哥那个人就是这样，脑子一热想出个主意，说完就完了，从来不落地。你要是追着他问，他就又开始打太极，这个难那个难的。
“那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放下碗，认真地看着我妈，“爸的骨灰到底放哪儿？”
我妈剥花生的手停了下来。她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和老旧的居民楼，晾衣杆上挂着各家的被子和衣服，风吹过来，花花绿绿地晃动着。
“我想好了。”她说，“你爸的骨灰，取出来，在老家那边的山上找棵树底下埋了就行。不用立碑，不用什么排场，就是让他入土为安。”
“那得回老家办？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不用回老家。”我妈打断我，“咱这儿城北有个公墓，后面有座山，山上可以树葬。我今天早上打电话问了，几千块钱就行。”
树葬。这个词我是第一次从我妈嘴里听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突然意识到，我妈为了这件事，已经一个人做了很多功课。她平时连智能手机都不太会用，不知道怎么查到的电话，怎么问到的价格。她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默默地想好了所有的方案，甚至可能比我想得更清楚。
“妈——”
“你听我说。”我妈抬手制止了我，表情平静得让我心慌，“你爸那个人，一辈子不讲究这些。他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烧成灰，随便找个地方一撒就行。是我非要给他买墓地的，我觉得人活了一辈子，总得有个地方让人祭拜。可现在想想，你说谁祭拜？我活着还能去看看他，等我走了呢？你和陈远一年能去几次？你哥就更指望不上了。再过些年，陈曦长大了，她连姥爷长什么样都不记得，她更不会去。那这个墓地还有什么意义？八万块钱，留着给陈曦上学用，比什么都强。”
我妈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从头到尾都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受。我爸是她这辈子唯一的男人，她十七岁就嫁给了他，风风雨雨过了四十多年，伺候他吃伺候他穿，伺候他生病伺候他走。现在她说，把他的骨灰埋到树底下去，不用立碑，不用祭拜。
她是在跟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斗争之后，才说出这番话的。
我的眼眶又热了，但我忍住了。我不能在我妈面前哭，她已经够难受的了，我不能让她还要反过来安慰我。
“妈，您真的想好了？”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
“想好了。”她反握住我的手，力气出乎意料地大，“你爸要是还在，他也会这么说的。”
从我妈那儿出来，我在楼下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天色暗下来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打在老旧的居民楼上，有种说不出的温情。院子里有几个小孩在追跑打闹，他们的笑声又尖又亮，穿透了黄昏的空气。
我想起我爸。小时候我们家条件不好，但我爸从来没让我觉得委屈过。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带我去赶集，买一串糖葫芦能让我高兴一整天。我考上大学那年，他高兴得喝了半斤散装白酒，脸红得像关公，拉着邻居的手说，我闺女是大学生了，我闺女出息了。后来我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每次回去看他，他都笑呵呵的，说丽萍你忙你的，爸好着呢，别老往回跑。他从来不给我添麻烦，哪怕最后病成那样了，疼得满头大汗了，还跟我说，丽萍你回去上班吧，别耽误工作，爸没事。
他从来都是这样，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自己扛。
我把手机掏出来，翻到我哥的电话，看了很久。我想跟他说，哥，妈已经决定了，不续费，给爸做树葬。可我又不想给他打这个电话。因为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他一定会说行，然后松一口气，然后继续过他自己的日子。他会觉得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会觉得所有的难题都有人帮他解决了，他不用出钱不用出力不用操心，多好。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难道我还能把他的心掏出来洗一洗再塞回去？
最终我还是没打那个电话。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妈的意思是，爸的骨灰取出来，在城北山上做树葬。你要是同意，我就去办。
消息发出去，过了大概五分钟，他回了：行，你看着办吧。
你看着办吧。这四个字，我看了很久。不生气是假的，但那口气堵在胸口，堵了一会儿也就散了。因为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答案，甚至可以说，他要是突然积极起来，我反而会觉得不正常。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开始跑各种手续。先去墓园管理处签了放弃续费的声明，又填了一堆表格申请骨灰迁出。手续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需要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材料。我跑了两趟民政局，一趟派出所，三趟墓园，打了无数个电话，请了好几次假。陈远说要不他帮我跑，我说不用，你的项目正忙，我自己来就行。
跑手续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人。在民政局，我碰到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骨灰盒坐在大厅里，像是在等什么手续。他穿着皱巴巴的工装，眼睛红红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骨灰盒放在膝盖上，双手死死地抱着。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丈夫或父亲，但我知道他一定也经历了无数的纠结和痛苦，最后才抱着这个盒子坐在这里。
在墓园，我看到一家人围着一个墓碑哭得撕心裂肺，像是在迁坟。其中一个年轻女人哭得几乎站不住，两个男人架着她。旁边有个小孩子茫然地看着大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风吹过来，把烧纸的灰烬卷起来，飘了满天。
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单了。原来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类似的事情，只是彼此不知道而已。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众生皆苦，谁也别笑话谁。
手续全部办好那天，我拿到了一个盖了红章的通知单，凭这张单子可以去骨灰寄存处领取我爸的骨灰盒。我把单子小心地折好放进包里，然后给我哥打了个电话。
“手续办好了，下周三去取。你来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周三啊，我看看……周三不行，有个活儿要盯着，走不开。”
“哥。”我喊了他一声，声音很平静，“爸最后一次。”
他不说话了。过了很久，他说：“行，我去。”
周三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阳光亮得刺眼。我请了一整天假，陈远也请了假，我们俩开车先去接我妈，然后去墓园。到了墓园门口，我哥已经在等着了。他站在他那辆破面包车旁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手臂上晒出来的色差。看见我们，他走过来，冲我妈喊了一声“妈”，然后就没话了。
我妈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
我们去骨灰寄存处办手续。工作人员核对完材料，带着我们去了后面的保管室。那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架子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骨灰盒，有些是简易的木头盒子，有些是精致的陶瓷坛子，形状各异，颜色也各不相同。工作人员按照编号找到了我爸的那个——一个暗红色的木质骨灰盒，正面嵌着一小块名牌，上面写着“刘德昌”三个字，旁边是他的生卒日期。
我妈接过骨灰盒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她抱着那个盒子，低头看了很久，像是想透过那层木头看见里面的人。然后她把它抱在怀里，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说了什么。那一瞬间，我妈的背佝偻得更厉害了，整个人像是缩小了一圈。
我哥站在旁边，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最后插进了外套口袋里，嘴唇抿成一条线。我看着他，他避开了我的目光。
从墓园出来，我们开车去城北的生态公墓。那个地方比福寿园要偏僻得多，路也不好走，导航都导错了两回。到了以后，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去看树葬的区域。那是一片山坡，坡上种满了各种树，有松树柏树，也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阔叶树。树下没有墓碑，只有一些不起眼的标牌，标示着每一棵树下安葬了多少位逝者。
“这棵银杏树下还有位置。”工作人员指着一棵碗口粗的银杏树说，“这棵树今年刚满八年，长得很好，秋天的时候叶子金黄金黄的，特别好看。树下目前安葬了三位逝者，还能再安置一位。”
我妈抬头看了看那棵树，伸手摸了摸树干。银杏的叶子还是绿的，密密匝匝地挂在枝头，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就这儿吧。”她说。
树葬的流程简单得几乎简陋。没有烧纸，没有焚香，没有鞭炮，甚至没有正式的仪式。工作人员拿来一个已经挖好的坑，大概半米深，坑底铺了一层落叶。我妈把骨灰盒从袋子里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蹲下来，把骨灰盒放进了坑里。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了嗓子眼里。我哥站在我旁边，他的呼吸声很重，但我没敢看他。
工作人员开始填土。一铲一铲的土盖上去，暗红色的骨灰盒一点一点地消失。我妈一直蹲在旁边看着，表情说不上来是什么，不是悲伤，也不是释然，就是一种很空的状态，像是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却发现那个地方根本不是她想要的。
土填平了，工作人员用脚踩实，然后从旁边抓了一把落叶撒在上面。现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和周围的土地没有任何区别，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以后这棵树会越长越好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很职业化的安慰话。
我妈点点头，慢慢地站起来，可能是蹲久了腿麻，身子晃了一下。我赶紧上去扶她，她却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
她走到树旁边，又摸了摸树干，嘴里念叨了一句什么。风刚好吹过来，银杏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回应她。
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陈远开车，我妈坐在后排，抱着那个装骨灰盒的袋子——现在袋子空了，但她还是抱着，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一直偏头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路过一个服务区，陈远停车加油。我哥的面包车也跟着停了，他从车上下来，走到我们车旁边，敲了敲我的车窗。
我摇下车窗，他递过来一根烟。我说我不抽。他自己点上了，靠在车门上，眯着眼睛抽了两口，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手续花了多少钱？”他问。
“树葬六千八，加之前跑手续的各种杂费，总共不到八千。”
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卷成一卷，递给我。我愣了一下，没接。
“八千，你点点。”他说。
“你不是没钱吗？”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把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走。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钱，新旧不一的百元钞票，卷得紧紧的，外面还缠着一根橡皮筋。有些钱看起来是刚从银行取的，挺括崭新，有些则皱巴巴的，像是揣在口袋里很久了。
我叫住他：“哥。”
他停下来，没回头。
“这钱——”
“拿着吧。”他背对着我摆了摆手，声音闷闷的，“爸的事儿，我不能光让你一个人担着。”
说完他就拉开车门上了车，发动引擎先走了。我看着那辆破面包车的尾灯越来越远，心里某个地方突然软了一下。
也许我爸说得对，我哥那个人心不坏，他就是耳根子软，就是活得窝囊。这些年他不是不想管家里的事，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拉不下脸来问。在我面前他总是理不直气不壮的，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家要是没有我撑着，早就乱套了。他欠我的，他知道，但他还不起，所以只能躲。
这八千块钱，对他来说一定不是个小数目。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凑出来的，也许是跟工友借的，也许是把烟钱省下来了，也许是背着我嫂子偷偷攒的。不管怎样，他把钱给了，就意味着他还认这个爸，还认这个家。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到了我妈家楼下，天已经快黑了。我把她送上楼，帮她热了饭，又给她量了血压。血压有点高，我叮嘱她按时吃药，她嗯嗯地应着，也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临走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枚金戒指，老式的样式，颜色有些暗沉了。
“这个给你。”她把戒指塞到我手里，“这是你爸当年娶我的时候买的，没啥分量，就是个心意。”
我攥着那枚戒指，戒指上有细微的划痕，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我突然想到，我妈戴了它四十多年，现在摘下来，手指上有一道深深的白印。
“妈，您留着吧。”
“我留着干啥？早晚都是你的。”她拍了拍我的手，“你爸要是知道我把这个给你，他肯定高兴。”
我抱了抱她。她很瘦，身上的骨头硌人，但怀抱是暖的。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陈曦一个人在家写完了作业，自己泡了碗方便面吃。我看着她把面汤喝得干干净净的碗放在水池里，心里又酸又软。这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知道我今天有事，不吵不闹，自己照顾自己。
“妈，姥爷的事儿办好了？”她问。
“办好了。”
“种在树底下了？”
“嗯，一棵银杏树。”
陈曦想了想，说：“银杏树好，秋天的时候叶子可漂亮了。以后我想姥爷了，就去看那棵树。”
我把她拉过来抱在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她的头发有股洗发水的香味，甜甜的。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无声地流下来，滴在她的头发上。她没有动，只是伸出小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很久没睡着。陈远已经打起了轻微的鼾声，他的手搭在我的腰上，温温热热的。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
我想起我爸。想起他骑自行车带我的样子，想起他喝酒喝红了脸的样子，想起他在医院里攥着我的手说对不起的样子。我以为我会很难过，但实际上，我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平静。就好像一场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虽然天还没有放晴，但至少不再淋雨了。
我爸的骨灰现在在那棵银杏树下，和泥土混在一起，和树根缠在一起。等到秋天，银杏叶子变黄的时候，那些金黄的颜色里，也许就有一点点是他的。他不在了，但他又无处不在。
我又想起我哥给我的那八千块钱。我把那卷钱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看了很久。钱还是那卷钱，但我总觉得它不单单是钱了。它是我哥跟我说的那句“对不起”，是他没来得及跟我爸说的那句“爸，儿子不孝”，是他这些年来所有没能说出口的话。
我把钱收好，打算明天存起来，留着给陈曦交明年的学费。我妈说得对，活人总要继续过日子。
第二天是个普通的周二，我照常上班，开会，做报表，跟同事一起吃午饭。下午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哥发来的微信，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那棵银杏树，阳光打在绿叶上，亮晃晃的。他配了一句话：早上过去看了，树挺好的。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个字：嗯。
下班的时候路过菜市场，我买了两斤排骨，打算晚上炖汤。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门的那一刻，我突然停住了。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刚生完陈曦没多久，我爸来给我送土鸡蛋。他拎着一个编织袋，在门口站了很久，不好意思敲门，怕吵着孩子睡觉。最后还是陈远下班回来发现了他，把他领进来的。
那天他也是穿着那件旧工装，袖口磨得发白了，鞋子上一层灰。他把鸡蛋放在厨房地上，说这是老家的土鸡蛋，你妈让我送来的，补身体。我给他倒水，他不喝，说别忙活了，我坐坐就走。他在沙发上坐了不到五分钟，看了看摇篮里的陈曦，笑了笑说，长得像你，好看。
然后就走了。
那天我送他到楼下，他走得很慢，背影弯弯的。我喊他，爸，路上慢点。他回头冲我摆了摆手，说，回去吧，外面风大。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站着跟我说话。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门开了。屋里传来陈远炒菜的声音和闺女看动画片的笑声，油烟味和饭菜香混在一起，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我站在门口，脱了鞋，换上拖鞋，走进了这个属于我的人间烟火里。
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带着我妈和陈曦去看那棵银杏树。秋天已经深了，银杏叶子黄了大半，远远看过去像是一树火焰。树下落了一层金黄的叶子，踩上去沙沙响。有人在树下放了一束雏菊，不知道是哪位逝者的家属放的，已经有些蔫了，但还是很漂亮。
我妈在树下站了很久，然后从随身的布兜里掏出一小瓶酒，拧开盖子，洒在树根旁。
“老刘啊，给你带了点酒。”她自言自语地说，“少喝点，别贪杯。”
陈曦蹲在地上捡银杏叶子，挑最完整的，小心翼翼地放进书里夹好。她说要做成书签，一个留给自己，一个送给姥爷。她把“送给姥爷”的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树根上，说：“姥爷，这是你的。”
风吹过来，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响，有几片飘下来，落在我们头上肩上。我妈仰头看着那棵树，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照亮了她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
她笑了。
我也笑了。
我正蹲在树根旁边帮陈曦捡叶子呢，手机突然响了。掏出来一看，是我嫂子赵艳。看到屏幕上那三个字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说实话，我嫂子主动给我打电话的次数，一年到头一只手数得过来。一般都是我找她，说的也都是过年过节的事儿，客客气气的，跟外人似的。
我接起来，叫了声“嫂子”。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然后赵艳的声音响起来，带着点犹豫：“丽萍啊，你在哪儿呢？方便说话吗？”
“在外面呢，带妈出来转转，怎么了？”
她支吾了一下，然后说：“你哥最近是不是给过你一笔钱？”
我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我来不及判断她是什么意思，是来要钱的，还是来对质的。我脑子飞快地转了一圈，最后决定说实话：“是，树葬的费用，我哥给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听见赵艳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又长又重，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压下去似的。然后她说：“八千，是吧？”
“是。”
“他跟我说了。昨天才跟我说的。”赵艳的语气不太对劲，不是那种兴师问罪的尖锐，反而带着一种我从来没在她身上见过的疲惫，“你知道那钱是哪儿来的吗？”
“他没说。”
“他把他的摩托车卖了。”
我攥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我哥那辆摩托车，跟了他少说七八年了，是他最值钱的一件私人物品。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喜欢那辆摩托车，周末偶尔骑出去兜一圈，回来擦得锃亮，宝贝得跟什么似的。有一回他喝了酒骑摩托摔了一跤，腿上蹭掉好大一块皮，我嫂子骂了他三天，把车钥匙没收了。可没过两天他又从哪儿翻出备用钥匙，照骑不误。我妈老说，你哥这个人啊，对什么都三分钟热度，唯独对那辆摩托车，比对他亲儿子还上心。
他把它卖了。
“嫂子，我——”
“你听我说完。”赵艳打断我，语速快了起来，像是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出口，“他卖了摩托车，又跟工地上预支了两千块钱工资，凑了八千块给你。这些事他一开始都没跟我说，是我昨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摩托车钥匙不见了，车位上空的，他才跟我说的。”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丽萍，我嫁给你哥快二十年了，他是什么人我比谁都清楚。”赵艳的声音开始微微发抖，“他懒，他窝囊，他遇事就躲，他不顾家，这些我都认。但是你知道吗，他卖摩托车那天晚上，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我就是想我爸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根本来不及忍。我站在那棵银杏树下，手里捏着一片捡起来的叶子，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叶子上，把上面的灰砸出一个个小圆点。
“嫂子，这钱我还是还给你们吧。”我使劲吸了吸鼻子，“你们家日子也紧——”
“不用还。”赵艳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突然硬了起来，不是冲我，是冲着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这是你哥该出的。他心里清楚，我也清楚。你爸的事儿他这些年一直没怎么管，他心里有愧。这次让他出点力，他心里反而好受些。你要是把钱还回来，他反倒不自在。”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电话两头的两个女人同时沉默了一会儿。银杏叶子还在哗啦啦地往下掉，有一片刚好落在我的肩膀上，金黄的颜色，形状像一把小扇子。
“嫂子，谢谢你。”我最后说。
“谢什么。”赵艳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丽萍，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谢，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哥他不是不想管，他就是……他就是不会。他这个人，嘴笨，心也笨，什么事都办不明白。可他心里有你们，真的。”
挂了电话，我蹲在那棵银杏树下，把脸埋在膝盖里，哭了很久。我妈和陈曦在旁边，谁也没过来打扰我。等我哭够了抬起头，发现她们俩正坐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陈曦在给我妈捶腿，我妈在给她讲我爸年轻时候的事儿，说有一年发大水，我爸扛着一袋米蹚着齐腰深的水走了三里地，就为了给姥姥家送口吃的。
“你姥爷那个人啊，啥都不会说，就知道闷头干。”我妈的声音在风里飘着，轻轻的，像落叶。
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太阳已经偏西了，斜斜地照过来，把整面山坡染成了暖洋洋的金色。
从山上下来，我把妈送回家，又开车回自己家。进门的时候陈远正在客厅里修电风扇，零件拆了一地，闺女在旁边给他递螺丝刀，爷俩配合得还挺默契。看见我回来，陈远抬头看了一眼，然后放下螺丝刀，站了起来。
“怎么了？眼睛肿了。”他走过来，用手背碰了碰我的脸。
“没事，风大，眯眼睛了。”
他没拆穿我，只是把我拉过来抱了一下。他身上有股汗味儿和铁锈味儿混在一起的气息，不好闻，但让人踏实。陈曦从地上爬起来，挤到我们中间，仰着脸说：“妈，爸今天做了可乐鸡翅，给你留了一半。”
我低头看着她，这孩子的眼睛亮晶晶的，跟我爸的眼睛一点都不像，可她看我时的那个劲儿，让我想起我爸。
“作业写完了吗？”我问。
“写完了！”她大声回答，然后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晚饭后，陈曦回房间练琴，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从门缝里钻出来，不太流畅，但很认真。陈远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响。我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翻到和我哥的聊天记录，最新一条还是他发的那张银杏树的照片。我往上翻了翻，发现我们俩的聊天记录少得可怜，基本上都是逢年过节的群发祝福，或者我发一条关于妈的事情，他回一句“知道了”。
我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给他发了条消息：哥，摩托车卖了，上班咋办？
过了大概两分钟，他回了：同事顺路，蹭车。
我又问：天天蹭人家好意思吗？
他回：有啥不好意思的，月底给他加箱油就行了。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别听你嫂子瞎说，摩托车我早就不想骑了，冬天冷夏天晒的。
我看着这条消息，笑了一下。他明明就是在嘴硬，但我不想戳穿他。我说：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他回了个OK的表情。
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对话，可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说不上来是什么，就好像原本堵在中间的那堵墙，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掏开了一个小口，不大，但已经能透光了。
日子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接送孩子，周末去看妈。日子一天天地往下过，没什么大起大落，鸡毛蒜皮的事儿倒是一件接一件。陈曦期中考试数学考了八十七分，比上学期退了步，陈远急得想给她报补习班，我说别急，孩子就是粗心，我盯着她多做几套卷子就行。小区物业换了新公司，停车费从一百二涨到了一百八，业主群里吵翻了天，我也跟着骂了两句，最后还是乖乖交了。我妈的血压稳定了一些，但膝盖开始疼，大夫说是退行性病变，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养着。我给她买了个护膝，她嫌不舒服，戴了两天就不戴了，我说了她两句，她还跟我急了，说我管得比她妈还宽。
都是些琐碎的小事，不值一提，可就是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填满了我每天的生活。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我会突然想，我这一天到底干了些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干，又好像干了很多。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闹钟一响，再爬起来重复同样的一天。
十一月底的时候，老家那边来了个电话。是我二叔的儿子，我堂哥刘志刚。他说他儿子下个月结婚，请我们全家回去喝喜酒。我妈接了电话以后挺高兴的，说好些年没回老家了，正好回去看看。我本来不太想去，年底了工作忙，但看我妈那个高兴劲儿，又不忍心扫她的兴。
“去呗。”陈远说，“你也很久没休假了，请两天假，就当散散心。”
于是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加上我妈，开着我家的车，回了老家。我哥一家也去，他们自己开车。两辆车约好了在高速口碰头，然后一前一后地往老家开。
老实说，我对老家的印象非常模糊。三岁就离开了，之后偶尔回去过几次，也都是匆匆来匆匆走。老家的路这些年修了不少，但我还是认不全。我爸活着的时候老念叨，说等退休了要回老家盖个房子，种种菜养养鸡，过几天清净日子。可他还没等到退休，人就没了。
到了老家，堂哥刘志刚在村口等着我们。他比我哥大两岁，从小在村里长大，皮肤黑得发亮，嗓门大得震耳朵。看见我们两辆车开进来，他咧着嘴迎上来，一把拉住我妈的手，大声说：“二婶，您可算回来了！多少年没见了，您还是这么硬朗！”
我妈被他逗得合不拢嘴。堂哥又转身招呼我哥和我，他老婆在院子里张罗饭菜，几个小孩在门口跑来跑去，鞭炮声噼里啪啦的，热闹得很。
农村的婚礼办得比城里热闹一百倍。流水席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十几桌人，院子里坐不下，摆到了巷子里。菜是一盆一盆地往上端，全是硬菜，鸡鸭鱼肉样样齐全。新郎新娘挨桌敬酒，轮到我们这桌的时候，堂哥端着酒杯站了起来，脸红扑扑的，显然已经喝了不少。
“二叔要是还在就好了。”他看着我，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整桌人都安静了一下。堂哥举着酒杯，眼睛有点红：“我爸走得早，我从小就把二叔当半个爹看。二叔那个人，一辈子对谁都是实心实意的，从来没亏待过谁。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年过年，家里实在买不起新衣服，二叔骑了四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城里给我送了一件棉袄，那年冬天特别冷，要不是那件棉袄，我说不定就冻坏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我转过头看我妈，她的眼眶已经红了。我哥低着头，盯着面前的酒杯，嘴唇抿得紧紧的。
堂哥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转向我哥：“志强，来，咱哥俩喝一个。”
我哥站起来，两个人碰了杯，仰头干了。堂哥拍着我哥的肩膀，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志强啊，二叔走了，你就是家里顶梁柱了。你得立起来，知道不？”
我哥点头，使劲点头，眼睛红红的，一句话没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闷了。
那天晚上我哥喝多了。他酒量其实不差，但那天他喝得太急，情绪又激动，很快就醉得不成样子。散席以后，我和陈远把他架到堂哥家东厢房的床上，他躺下去的时候，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丽萍。”他叫我的名字，舌头都大了，含含糊糊的。
“嗯？”
“爸走的时候……疼不疼？”
我愣住了。这个问题，他在爸去世十一年后，第一次问我。当年爸最后那几天，是我陪在医院的，我哥那段时间刚好有个工程在赶工，只来过医院两回，每次都是匆匆看一眼就走。爸走的那天晚上他也不在，是凌晨三点多走的，等我打电话通知他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疼。”我如实说，“到最后杜冷丁都不怎么管用了。但是爸一直忍着，实在忍不住了才哼两声。他还跟我说，别让你哥看见，你哥心软，看不得这个。”
我哥的手松开了我的手腕，翻了个身，把脸埋进了枕头里。他的肩膀开始抖动，先是轻轻的，然后越来越厉害。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蜷缩在借来的床上，哭得像个小孩。
陈远拉了拉我的衣角，示意我出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走了。有些眼泪，不适合有观众。
第二天一早，我哥起来的时候，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他什么也没提，我什么也没问，就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倒是堂哥早上熬了一大锅白粥，非让我们喝完再走。他老婆烙了葱油饼，金黄金黄的，咬一口满嘴香。
“二婶，这个饼您带走，路上吃。”堂哥老婆用塑料袋装了一大兜，硬塞到我妈手里。
临走的时候，堂哥把我们送到村口。我哥摇下车窗，堂哥趴在窗户上，两个人又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说什么。等我哥摇上窗户的时候，我看到他眼角有一道亮晶晶的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就没了。
回程的路上，陈远开着车，我妈坐在后排打盹，陈曦戴着耳机看平板。我哥的车在我们前面，那辆破面包车的屁股一颠一颠的，后窗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实习”标志——那是他儿子两年前刚拿驾照时贴上去的，到现在都没撕。
我看着那辆破面包车，脑子里回想着堂哥说的那些话。我爸送棉袄的事儿，我以前从来没听过。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做了好事从来不说，帮了别人从来不提。他这辈子做了多少这样的事儿？我不知道。也许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我又想起昨天晚上我哥问的那句话。爸走的时候疼不疼。他在这个问题上卡了十一年，才终于问出口。有些话就是这样，明明是最亲的人，反而最难开口。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在我妈家简单吃了晚饭，然后各回各家。临走的时候，我哥突然叫住我。
“丽萍。”
“嗯？”
他站在我妈家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灭，他的脸也跟着一亮一暗的，看不清表情。
“以后妈的事儿，”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你跟我说。别什么都一个人扛着。”
我看着他，在那忽明忽暗的灯光里，我第一次觉得他像个哥哥了。
“好。”我说。
声控灯灭了，他跺了一下脚，灯又亮了。
日子继续往下过。十二月底，公司开始年终考核，我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加班到八九点。陈远接手了一个新工地，也是早出晚归。好在陈曦放了寒假，我送她去我妈那儿住几天，老太太高兴坏了，天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把外孙女喂得胖了一圈。
元旦前一天，我妈打电话来说，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不出热水。我说我马上找人去修，她说不用，你哥已经来了。
“你哥？”我有点意外。
“嗯，他自己来的。”我妈压低了声音，像是在分享一个秘密，“还带了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我问他又不过节带什么礼物，他说没什么，路过，顺便。”
我笑了一下。路什么过，我妈住的那片根本不在他上下班的路线上。
热水器最后是我哥自己动手修好的。他以前在工地上干过水电，换个加热棒什么的不在话下。我妈后来跟我说，我哥修完热水器还帮她把厨房的灯泡换了，把阳台那扇关不严的窗户也修了，临走的时候说，妈，以后家里有啥东西坏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别老是找丽萍，她上班忙。
我妈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高兴，也不是欣慰，倒像是某种小心翼翼的满足——像是她等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终于开始有了那么一点点影子。
“你哥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妈问我。
“没有吧，怎么了？”
“就是觉得他不太一样了。”我妈说，“说不上来，就是不一样了。”
我心里清楚是为什么。但那件事我不打算跟我妈说。有些东西不用说破，让它自己慢慢地长着就好。
过年的时候，按照惯例，两家人聚在我妈家吃年夜饭。我嫂子赵艳掌勺，我打下手，陈远和我哥在客厅陪我妈看电视，孩子们在房间里玩手机。赵艳的手艺其实不错，就是平时懒得做，过年才会露两手。她做了一道松鼠鱼，炸得金黄酥脆，浇上糖醋汁，端上桌的时候还滋滋冒着热气。
“嫂子厉害啊，这水平可以开饭店了。”我真心实意地夸她。
赵艳被我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摆了摆手说：“就过年做一回，平时哪有这闲工夫。”
年夜饭吃到一半，我妈突然站起来，去卧室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放在餐桌上。盒子是红色的，上面印着某家金店的logo，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边角都磨白了。
“今年过年，妈有个东西要给你们。”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金镯子，老式的款式，上面的花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金子的颜色还是亮堂堂的。我认得这对镯子——这是我妈的嫁妆，她最值钱的一件首饰，压在箱底几十年了，只有在最重要的场合才会拿出来戴一戴。
“这对镯子，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妈说，“我想好了，一只给丽萍，一只给赵艳。”
赵艳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中，嘴巴微微张着。我也愣了一下。说实话，我心里清楚，我妈和我嫂子之间的关系，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客客气气的表面文章。我妈从来不指望我嫂子对她有多好，我嫂子也从来不觉得我妈对她有多亲。她们俩之间隔着的那层东西，比婆媳关系本身还要复杂得多。
“妈，这太贵重了——”赵艳放下筷子，连连摆手。
“贵什么重。”我妈打断了她的推辞，语气很平静，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在里面，“你嫁到刘家快二十年了，从来没拿过家里什么东西。我这当婆婆的，也没什么能给你的。这对镯子不值几个钱，就是个念想。志强是儿子，你是儿媳，按理说你该拿。”
赵艳看看我哥，我哥点了点头，她才接过来。那只金镯子躺在她的手心里，她低头看了很久，然后抬起眼看了我妈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两个字：“谢谢妈。”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赵艳叫我妈“妈”。以前她都是跟着孩子叫“奶奶”，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叫，说话的时候直接看着对方开始说。这一声“妈”叫得又轻又短，像是怕被人听见，又怕没被人听见。
我妈显然听见了。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端起酒杯，冲大家说：“来来来，喝一口，新年快乐。”
大家举杯，碰了一下，玻璃杯发出清脆的声响。陈曦学着大人的样子也端起了她的果汁，大声说：“祝姥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好好好，长命百岁。”我妈笑着，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
吃完年夜饭，陈远和我哥在客厅里下象棋，两个人水平差不多，都是臭棋篓子，偏偏还都认真得不行，每走一步都要想半天。我和赵艳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响，赵艳洗，我擦，配合默契。
“丽萍。”赵艳突然开口，声音混在水声里，有些模糊。
“嗯？”
“你哥最近变了不少，你感觉到了吗？”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那个摩托车的事儿，你知道了吧？”她问。
“知道。”
赵艳把洗干净的盘子递给我，手在水龙头下面冲了一会儿，才接着说：“其实他卖摩托车那天，我跟他吵了一架。我说你疯了，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没再跟他吵了。”
“他说什么？”
“他说，我活了四十多年了，什么事都让妹妹扛着，我还是个人吗？”赵艳转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没话说了。因为我知道他说得对。”
我低着头擦盘子，厨房里的水蒸气氤氲开来，模糊了窗玻璃。外面有鞭炮声远远地传来，除夕夜的城市，万家灯火。
“嫂子，其实这些年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用力擦着盘子边缘的一点污渍，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抹去似的，“我心里总是不平衡，觉得凭什么什么都得我管。可说到底，日子是自己的，跟谁较劲呢。”
赵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是啊，跟谁较劲呢。”
洗完碗，我们回到客厅。陈远和我哥还在下棋，棋盘上的局势明显偏向我哥那边了——他毕竟工地上下惯了，这种动脑子的事儿比陈远稍微强那么一点。陈远皱着眉头苦思冥想，手里的马举了半天不知道往哪儿落。我妈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已经有点打瞌睡了，头一点一点的。陈曦在旁边用平板跟同学视频，不知道在聊什么，捂着嘴咯咯地笑。
我站在客厅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很久没有过的踏实感。
手机震了一下。我打开一看，是几个同事在群里抢红包，热热闹闹的。我翻了翻，看到大年初一的天气预报，说是晴天，气温回升。
我走到阳台上，拉开窗户，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夜空里看不到星星，但远处有几盏孔明灯慢慢升起来，橘红色的光点，飘飘悠悠地往高处去。
我掏出手机，想给我爸发条消息。翻到他的号码——这个号码早就停机了，我一直没舍得删——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发。
我知道他收不到。但我也知道，他不需要收到。
正月十五那天，我带着陈曦去城北的生态公墓看那棵银杏树。冬天的银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干伸向灰白色的天空，看上去有些萧索。但走近了仔细看，会发现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小的芽苞，裹着一层毛茸茸的褐色外壳，等着春天一来就绽开。
树根旁边不知谁放了一小束干花，被雨雪打湿了，颜色褪得不成样子，但还顽强地立在那里。我把干花捡起来，换上了我带的一把新鲜的雏菊——黄色的，小小的，在灰扑扑的冬天里显得格外鲜艳。
陈曦蹲在树根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落叶上。我低头一看，是她上学期期末得的奖状，“三好学生”，红彤彤的印章盖在上面，被她小心翼翼地折成了一个方块。
“姥爷，我考了第一名。”她对着树根说，声音很轻，像在说悄悄话，“你高兴吗？”
风吹过来，光秃秃的树枝晃动了一下，像在点头。
我的眼眶又热了，但我没有哭。我仰头看着那棵银杏树，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芽苞，想象着它们春天舒展开来的样子。那时候满树嫩绿，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地上会洒满跳动的光斑。
“爸，”我在心里说，“我们都挺好的。妈好，哥好，嫂子也好。孩子们都长大了，陈曦都到我肩膀了。日子还是那样，不好也不坏，柴米油盐的，但挺踏实。你在那边也不用惦记了，真的，不用惦记了。”
回去的路上，陈曦问我：“妈妈，你想姥爷吗？”
“想啊。”我说。
“那你想他的时候会不会哭？”
我牵着她的手，想了想，说：“以前会。现在不太会了。”
“为什么？”
“因为想他的时候，我就来看看这棵树。”我指了指身后那片山坡，“看着它一年一年地长，春天发芽，夏天绿了，秋天黄了，冬天又落光了叶子，然后第二年春天又发新芽。我就觉得，你姥爷没有真的离开。他变成了一棵树，每年都在重新活一遍。”
陈曦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那我以后也会变成一棵树吗？”
“也许会吧。”我捏了捏她的小手，“你想变成什么树？”
“我想变成一棵樱桃树！”她大声说，“可以结樱桃吃的那种！”
我笑了。笑完了又觉得鼻子有点酸。
开车回城里的路上，陈曦靠在儿童座椅上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夕阳从车窗外面斜照进来，落在她的睫毛上，金灿灿的。陈远在前面开车，把着方向盘，车载音响放着李宗盛的老歌，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像背景里的风声。
手机震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是我哥发来的消息：今天十五，我买了汤圆，给妈送了两袋。黑芝麻的，她爱吃。
我回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又发了一条：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热水器加热棒，我在网上买了个备用的，放妈家鞋柜上面了。以后坏了直接换。
我看着这条消息，心里某个地方暖了一下。我打了三个字：知道了。
锁屏，看向窗外。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黄昏和夜晚交替的时刻，天边还有最后一抹橙红色的余晖，像是谁在天上画了一笔，没有完全涂匀。路上的车流越来越密，尾灯连成一条红色的河。这座城市到了最堵的时候，可我一点都不着急。
手机又震了。我低头一看，是陈曦幼儿园同学的妈妈发来的消息，说下周末约着一起带孩子去公园。我回了个“好”。然后往上翻了翻，看到之前和周经理的对话记录——那个福寿园的客户经理，名字还躺在我的通讯录里。我把她的对话框删了，想了想，连联系人一起删了。
我知道二十年以后，我不会再面对同样的问题了。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一块墓碑来记住我爸了。
陈远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问：“晚上想吃什么？”
“随便，你看着做。”我说。
“又是随便，你能不能别老是随便？”
“那就面条吧，简单点。”
“大过节的吃面条？”
“那就汤圆，我哥刚给妈送了黑芝麻的，我们也煮点。”
“行。”他打了转向灯，拐进了小区门口的路。
车停稳的那一刻，陈曦醒了，揉着眼睛问：“到家了吗？”
“到了。”我解开她的安全带，“走，回家煮汤圆。”
她一下子清醒了，从座椅上跳起来：“我要吃三个！”
“好，给你吃五个。”
“五个太多了！四个！”
“成交。”
我们一家三口上了楼。陈远掏钥匙开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楼道尽头那扇窗。窗外是正月十五的月亮，又圆又大，挂在城市的天际线上，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一朵接一朵地在夜空里绽开，红的光，绿的光，金的银的，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年元宵节，我爸带我和我哥去看花灯。我骑在他脖子上，手里攥着一个兔子灯笼，我哥跟在旁边，手里是一把塑料金箍棒。人挤人，到处都是灯，到处都是笑声。我爸挤在最前面，回过头来冲我们喊，跟上了没有？跟上了！我哥大声回答。我爸笑了，那张黑瘦的脸上全是满足。
那时候我以为他会一直在。
后来他不在了。
但我发现，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他在那棵银杏树的每一片叶子里，在我妈每天晚上临睡前对着空气说的那句“老刘啊”里，在我哥修热水器时拧紧的每一颗螺丝里，在我给孩子讲的那些关于他的故事里，在我每一次想起他时心头涌上来的酸涩和温暖里。
他没有离开，他只是散了。散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里，散在了空气里，散在了这满城的万家灯火里。
陈远打开了门，屋里黑着，他伸手去摸开关。陈曦已经迫不及待地脱了鞋跑进去了，在黑暗里喊：“爸爸快点开灯！”
灯亮了。暖黄色的光涌出来，填满了整个客厅。
我迈进门槛，反手带上了门。
窗外，烟花还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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