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上午9点，某省机关某科室准时出现一张熟面孔——今年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他落座工位，第一件事是清洗那只白瓷茶杯，然后泡上一壶浓茶。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浏览新闻、刷手机短视频，不时还对热点时政"指点江山"。11点整，他起身下楼，当天同事在办公室再也看不见他的人影。
廉政瞭望的记者给他算过一笔账：9点到岗，11点消失，名义上"上班"两小时，实际有效履职时间趋近于零。后来科室来了一名年轻的新主任，在一次周例会上颇有意味地说："咱们科室的老同志经验丰富，平时如果手头没事，也可以多带带新人，把咱们部门的优良传统传下去。"新主任目光扫过老张，语气客气，意图明显。但之后，老张依然我行我素，每天11点准时消失。
全科室的"选择性失明"，比11点脱岗更值得玩味
最诡异的不是老张的"准时"，是周围人的反应。
科室里的其他人对这种"公然脱岗"视而不见，连最计较工作量分配的那名同事也一声不吭。大家似乎都觉得，临近退休了，就该这么"逍遥"。
这种默契，是机关生态里最狡猾的那一种——它不写在制度里，却活在每一次"算了算了"的叹气里：
- 领导不想管：怕得罪人，怕"临退干部"背后有老关系，怕折腾起来烂摊子还得自己收拾；
- 同事不好管：多干的人本来就憋着气，再去戳破这层窗户纸，下一轮"甩活"首先甩到自己头上；
- 制度粗线条：调研员这种"非领导职务"本就职责模糊，考勤打卡对年轻干部抓得紧，对"资历老或背景深"的却常常成了摆设。
于是"临近退休"四个字，在老张这里变成了一张免罪牌。57岁、处级、调研员——这三个标签叠在一起，就是他敢每天11点下楼的底气。
"我不会"三个字，是"逍遥干部"的通用护照
《半月谈》杂志曾总结过基层"我不会"干部的两副面孔：一种是真本领局限，一种是"不愿会"——遇到棘手工作，一句"我不会"就躲进避风港。
老张的版本更高级：他连"我不会"都懒得说，直接用脚投票。11点下楼，是一种沉默的"我不会"，也是一种傲慢的"我不想会"。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点得很透："我不会"是不作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惰政，它影响着想干事、能干事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某区市场监管局一个干部跟记者倒苦水："如果是分内的加班，我责无旁贷。关键是我们科室的分管领导为了在组织部面前留个好印象，就把他们的工作接过来给我做。这一数就是几百个数据。我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调研资料，哪有时间干这个？"
干的越多、甩得越多——这是"逍遥干部"生态下最荒诞的公平观。一个年轻干部的"多干"反被当成"好用"，老张们的"少干"反被解读为"临退特殊"。长此以往，能干的人也不想干了。
这种"逍遥"，在通报里其实有先例
有人可能觉得"每天11点消失"只是个例，不值得上纲上线。但翻翻近年来的纪委通报，长期脱岗从来不是"小事"：
- 重庆涪陵区法院原副院长苏波：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对分管工作懈怠推脱，将应当由其审签的文件推托给他人，长期脱岗旷工、迟到早退导致工作积压滞后，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后被免去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 云南普洱市多名值班领导：2023年国庆期间，景东县锦屏镇值班领导曾余平、镇沅县振太镇副镇长杨晓雪、澜沧县上允镇党委副书记鲍成等，因值班期间擅自离岗被"清廉普洱"公开通报；
- 湖南常宁市市委办副主任段金良：2022年国庆值班期间擅自离岗、上午11时左右外出聚餐饮酒，且在市委电话抽查时谎报实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并调离现工作单位
老张的"11点消失"和这些被通报的案例，本质是一回事：把公职当成了领取固定报酬的"养老席位"。《公务员法》第59条明确禁止不担当、不作为、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等行为，第61条进一步规定违纪违法应给予处分或政务处分。临近退休不是豁免符，调研员也不是纪律的真空地带。
怎么把老张"拉回工位"
新京报微评说得很直接：临近退休绝不是"躺平""摆烂"或违纪的借口，此事既要追究老张违规违纪责任，更要对某种见怪不怪的体制内风气纠偏。
四川的做法是把"能上能下"动真格。依据中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四川修订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一旦干部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将采取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免职或降职等方式进行组织调整。
具体到老张这种"11点消失"，路径其实很清楚：
- 先调出门禁记录、公出单、会议签到，列出11点后的去向缺口——证据摆出来，谈话提醒才有底气；
- 若仍不改正，可责令检查、诫勉，甚至启动不称职考评与组织调整；
- 绩效、评优、晋升与实际工作挂钩，让"能干的人得到回报，逍遥的人尝到代价"；
- 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正向作用——富顺县纪委监委搞的"师徒结对""轮值主持""实景模拟课堂"，就是让老干部在监督检查、案件查办一线发挥余热；会东县把"考场"从会议室搬到乡村振兴、防灾减灾、水电移民等急难险重任务现场，实施"20条措施"以来，累计提拔使用乡镇优秀干部107人
老张们不是不能干，是不想干。制度要做的，是把"不想"的成本抬到比"想"还高。一句半截的
老张那只白瓷杯里的浓茶，泡了两小时，也泡软了"处级调研员"四个字的分量。11点下楼的那一刻，他带走的不仅是自己的身影，还有科室里年轻人对"公平"二字最后的信心。
廉政瞭望的这篇报道之所以刷屏，不是因为老张有多特别，是因为他太不特别——潮新闻评论区里一句"现实中太常见了，我们单位也有"，点赞最高。每一个"老张"背后，都有一个替他兜底到深夜的年轻干部，都有一个被"临近退休特殊论"架空的单位纪律。
57岁不是躺平的年龄，处级不是躺平的职级，调研员也不是躺平的岗位。公务员岗位不是养老院，责任账不能洗掉。把老张"拉回工位"，靠的不是某次谈话、某份通报，而是每一天认真的打卡、每一件工作的留痕、每一年的严格考评。
那天11点，老张又起身下楼。新主任看着空了的工位，叹了口气，把本该由老张经手的那摞文件，推到了对面年轻科员的桌上。
这个画面，才是"逍遥干部"生态里最贵的成本——它让年轻人提早看懂了一件事：在你最想干事的年龄，单位可能先用"老张们"教会你，什么叫"多干吃亏"。
而打破这个循环的钥匙，从来不在老张手里，在制度手里。四川的"能上能下"已经动了真格，富顺的"师徒结对"已经让老同志冲在一线，会东的"20条措施"已经把107个年轻干部推上了重要岗位。剩下的，就是让每一个"11点准时消失"的老张知道——临近退休，不是"逍遥"的通行证，是"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提醒函。
白瓷杯可以洗，浓茶可以泡，但11点的那声"下楼"，该有人拦一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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