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机器嗡嗡响，我蹲在车床边换螺丝帽。
厂办主任跑进来喊：“李师傅，快换件干净衣裳，省里领导马上到！”
我慌慌张张套上新工服，往人群后面缩。
她走进来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四十多年了，她还是那个走路低着头的姿势。
可她偏偏停在我面前，盯着我的工牌看了半天。
然后抬起眼睛，声音压得很低：“李援朝，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我的腿一下子软了。
厂长和几个科长齐刷刷看着我，眼神里有好奇，也有陌生。
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在车间干了一辈子的老李，和邓厅长有什么关系。
01
197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三月了，教室里还冷得跟冰窖似的。窗户上的塑料布破了个洞，风钻进来呜呜叫。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缩着脖子，把手揣在袖子里。
旁边的座位空着。
预备铃响过之后，邓小丫才从门外进来。她低着头，书包紧紧抱在胸前，走路没声音。
她坐下来的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人似的。
我瞥了她一眼，发现她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干裂起皮，头发也乱糟糟的。
她没看我，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布袋子，打开，里面是两个窝窝头。
窝窝头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表皮都干裂了。
她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
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我看不下去，把视线移到窗外。操场上有人在跑步，尘土扬得老高。
第一节课是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念课文，声音拖得老长。
我偷偷观察邓小丫。
她坐得很直，眼睛盯着黑板，手里的铅笔在本子上记个不停。
但她握笔的手在发抖。
下课铃响的时候，她趴在桌上，一动不动。
我以为她睡着了。
后来才发现，她是饿得没力气。
那天中午，我去食堂打了两个馒头一碗菜汤。
回来的时候，看见邓小丫还趴在桌上，姿势都没变过。
我把馒头放在她桌上，说：“吃吧。”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看得我心里一紧。
不是感激，是害怕。
她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似的，整个人往后退了一下。
然后她摇摇头，把馒头推回来：“我不饿。”
我说：“你早上就吃了半个窝窝头，咋能不饿？”
她没说话，又把头埋进胳膊里。
我没办法，只好把馒头收回来。
放学的时候我收拾书包，看见她从课桌抽屉里摸出那个布袋子。
打开，里面只剩一个窝窝头了。
她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放回袋子，另一半攥在手里往外走。
我跟在她后面，隔了十几步远。
她没去食堂，也没回家。
她绕到操场后面的垃圾堆那儿，蹲下来。
垃圾堆旁边有几个脏兮兮的馒头皮，不知道是谁扔的。
她看看四周，飞快地捡起一块馒头皮，擦了擦上面的灰，塞进嘴里。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那会儿是1978年，县城的中学条件差，但也没人穷到捡垃圾吃。
她家到底穷成了什么样？
我站在墙角，没敢出声。
等她走了，我才慢慢走回家。
一路上脑子里全是她蹲在垃圾堆边上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家条件还行，父亲在机械厂当八级工，一个月挣七十多块，母亲在供销社，工资也不少。
家里粮票够用，母亲每个月都会攒一些，留着过年用。
父亲把粮票锁在柜子里，钥匙挂在他裤腰带上。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墙上的老钟滴滴答答地响。
第二天早上，我趁父亲洗脸的时候，偷偷解下他的钥匙。
打开柜子的那一瞬间，我的手在抖。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粮票，有五十多斤。
我抽出二十斤，塞进裤兜里。
然后把柜子锁好，钥匙挂回去。
整个过程，我的手一直在抖。
02
我把那二十斤粮票揣在兜里，揣了好几天。
不是舍不得，是不知道怎么给她。
直接给？她肯定不收。
偷偷放她书包里？万一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那几天我上课都不专心，老是想这事。
邓小丫还是老样子，每天带两个窝窝头，饿了就掰一小块，慢慢嚼。
她瘦得更厉害了，校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有一次她举手回答问题，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老师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老师也没多问，让她坐下了。
那天放学后，我最后一个走。
教室里没人了，我才走到邓小丫的座位前。
她的书包就放在课桌抽屉里，拉链没拉严。
我从兜里掏出那二十斤粮票，又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饿着，以后我有吃的就有你的。”
我把粮票和纸条一起塞进她的语文课本里。
放进去之后，我的心脏跳得跟打鼓似的。
我怕她发现，又想让她发现。
那种心情，说不清楚。
第二天一早，我故意去得很晚。
到教室的时候，邓小丫已经坐好了。
她低着头翻书，脸被头发遮住，看不清楚表情。
我坐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上课的时候，我偷偷看她。
她翻到语文课本里夹着粮票的那一页，手顿了一下。
然后她慢慢把粮票折好，塞进口袋里，又把纸条看了好几遍。
我不敢看她，盯着黑板假装听课。
她没说话。
一整天都没说话。
但我知道她哭了。
因为下课的时候，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像兔子似的。
第三天早上，我在课桌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没写名字，也没写抬头，就一行字：“我会还给你的。”
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手在发抖的时候写的。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
那天之后，邓小丫的窝窝头从两个变成了三个。
有时候还能看见她吃一个煮鸡蛋。
她气色好了不少，脸上有了一点血色。
我心里挺高兴的，但嘴上什么都没说。
我们之间好像有了一种默契。
她不再拒绝我的帮助，我也不再多说什么。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
五月份的时候，学校里开始传一件事。
说邓小丫她爸要平反了。
我那时候才知道，她爸原来是县里的干部，被打倒好几年了。
她妈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
她家的房子被没收了，一家人挤在城边一间破屋里。
难怪她穷成那样。
消息传出来后的那几天，邓小丫好像变了个人。
她笑起来有光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
有一次下课，她主动跟我说：“我爸说，再过两个月就能回家了。”
我说：“那挺好的。”
她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我说：“行啊，我可等着呢。”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得那么开心。
可老天爷总是捉弄人。
六月初的一个早上，邓小丫没来上课。
我以为她生病了。
第二天，她还没来。
第三天，班主任在班上宣布，邓小丫家里出了点事，暂时休学。
放学后我赶紧骑车去了她家。
那间破屋门口贴了封条。
崭新的封条，白纸黑字，盖着红章。
我站在门口，愣了半天。
隔壁一个大妈探出头来看我，小声说：“她爸又出事了，被人举报说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又抓进去了。她妈气得吐血，送医院了。”
我问：“邓小丫呢？”
大妈摇摇头：“不知道，昨晚上就没见着人。”
我骑车满县城找她。
学校、医院、车站，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没找到。
三天后，她回来了。
那天早上我走进教室，看见她坐在座位上，吓了一跳。
她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凹进去，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
她的书包鼓鼓囊囊的，看起来像是塞了不少东西。
我坐下，想问她怎么了。
她先开口了，声音哑哑的：“李援朝，那些粮票我还不了了。”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布袋子，里面是那二十斤粮票，原封没动。
她把粮票放在我桌上，说：“我不能连累你。”
我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你拿着。”
她摇头：“我可能要走了。”
“去哪？”
“不知道。”
她没有哭，但她的眼睛红得吓人。
03
邓小丫走了。
不是转学，是消失了。
班主任说她家里办了退学手续，搬走了。
搬去哪，没人知道。
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她的空座位发呆。
课桌抽屉里什么都没有了，干干净净的。
像是从来没有人坐过一样。
那二十斤粮票我收起来了。
纸条我也留着，和粮票放在一起。
后来我托人打听过她的下落。
有人说她去了省城投奔亲戚，有人说她跟着她妈回老家了，还有人说她去了乡下。
说什么的都有，但没一个靠谱的。
那年年末，她爸平反了。
消息登在县里的报纸上，说是被冤枉的，恢复名誉和职务。
我拿着那份报纸看了很久。
我想，如果她爸早点平反就好了。
她就不用辍学了。
我们或许还能一起参加高考。
但那都是如果。
1979年春天，我父亲退休了。
按照当时的政策，子女可以顶替。
我是家里老大，这事自然落在我头上。
我进了机械厂，当了学徒工。
那天母亲带我去厂里报到，车间主任看了我一眼，说：“挺精神的，好好干。”
我点点头。
心里想的却是，要是她还在学校，这会儿该备战高考了。
七月份的时候，我听人说高考成绩出来了。
县二中今年考上了五个人。
我把报纸上登的录取名单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她的名字。
我想，她到底去了哪呢？
八月份的一天，下了班我往家走。
走到厂门口，看见一个瘦瘦的身影站在路灯下。
我愣了一下。
是邓小丫。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梳着两条辫子，看上去比在学校时精神多了。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小军哥。”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你怎么来了？”
“我来告诉你，我考上大学了。”
“考上大学？”
“省城的师范学院，大专。”
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里面是录取通知书。
我看了半天，说：“行啊，真行。”
她说：“多亏了你那二十斤粮票。”
我摆摆手：“多大点事。”
她说：“大。”
然后沉默了。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几只飞蛾绕着灯泡转。
“我要去省城了。”她打破沉默，“明天下午三点的火车。”
我说：“我送你。”
第二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骑车去火车站。
她一个人站在候车室，就一个帆布包。
我把她送到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
她上车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说：“小军哥，等我安顿好了，给你写信。”
我说：“好，我等着。”
火车开走了，她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我。
直到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我才转身。
那之后，我每个月月底都去厂里收发室问。
“有没有我的信？”
门卫大爷都是一个答复：“没有。”
半年，一年，两年。
信一直没来。
我写了二十三封信，一封都没寄出去。
不知道地址，往哪寄？
第三年的时候，我听一个同学说，她嫁人了。
嫁给了省城一个当官的。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厂门口的台阶上，把那二十三封信一封一封点着了。
火苗蹿起来，纸灰飞得到处都是。
我想，算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04
1982年腊月，宋翠芳调到了我们厂食堂。
她是城郊人，父亲是菜农，家里穷，但人能干。
二十出头，扎着两条大辫子，笑起来声音特别响。
第一次见她，是她端着一碗面走到我面前。
那是年底的傍晚，我在厂门口蹲着发呆。
她端着碗走过来：“吃点吧，别糟蹋身子。”
我抬头看她，不认识。
她把碗塞到我手里，转身走了。
那碗面是肉丝面，还卧了一个荷包蛋。
我吃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在食堂看见我一个人蹲在那儿，打听了一下我的情况。
她跟她妈说：“这个人心眼实，是个过日子的。”
半年后，她妈托人来提亲。
我母亲高兴坏了，说宋翠芳勤快能干，娶回来能持家。
我没多想，也没多犹豫。
婚就这么结了。
婚后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
宋翠芳一个人操持家里，洗衣做饭带孩子，什么都干。
她嘴上从来不说什么苦。
但我知道她心里是委屈的。
她一个能干的女人，嫁了个在车间干活的工人。
工资不高，没本事也没出息。
她姐妹们的男人，有做生意的，有当干部的，都比我有本事。
有一回她姐姐来看她，走的时候小声说：“你当初怎么就嫁了个工人？”
我听见了，也没说话。
日子还是照样过。
第二年，儿子出生了。
我给他取名李浩，希望他有出息。
宋翠芳抱着儿子，总算笑了。
有了儿子之后，家里的开销大了。
我那点工资，要养三个人，紧巴巴的。
宋翠芳又开始上班，在食堂早出晚归。
我每天在车间一站就是十个钟头，腰酸背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九几年的时候，厂里开始有人说改革。
说有些人要去南方打工，说有些厂要倒闭。
我们厂还行，效益虽说不比从前，但还能发得出工资。
那几年我听人提过一次邓小丫的名字。
说她在省城当了大官，在什么厅里当副处长。
我不知道真假，也没去打听。
但那天回家后，我翻出一个旧纸箱。
里面是二十斤粮票，还有一些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东西。
那些报纸上有她的名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注意省里的新闻。
只要看到“邓楚翘”三个字，我就会把那一页报纸剪下来。
攒了一年又一年。
纸箱越来越满。
宋翠芳从来不过问。
她应该知道点什么，但她从来不问。
我也从来不说。
我们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大半辈子。
05
2023年夏天，厂里突然传开一个消息。
省里要来人视察。
说是主管工业的副厅长，要来我们厂调研改制情况。
厂长开了三次动员大会，要求全厂大扫除，整顿车间面貌。
我被安排负责擦机器，把车间的设备都擦得锃亮。
干活的时候，车间主任老刘凑过来：“李师傅，听说这回来的领导是女的，姓邓。”
我擦机器的动作停了一下。
“姓邓？”
“对，省工业厅副厅长，叫邓楚翘。”
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老刘没注意，继续说：“听说这领导挺厉害的，省里好几家大厂改制都是她主持的。咱们厂能不能保住，就看这一回了。”
我弯腰捡起抹布，没说话。
晚上回家，我翻出那个旧纸箱。
里面的报纸有些已经泛黄了。
我一张一张翻过去。
上面关于她的新闻，大都是她升职、调研、出席会议的消息。
最近的一张是去年省报上的照片。
她穿着西装，站在主席台上讲话。
头发白了一些，但精神很好。
我看着那张照片，试图从她脸上找到当年的影子。
找到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还是那个弧度。
跟她当年在教室里说“等我安顿好了给你写信”时一模一样。
我把报纸重新叠好，放回纸箱里。
然后把纸箱塞进柜子最深处。
第二天，我去厂里上班。
车间里大家都在忙，打扫卫生，擦玻璃，整理工具。
我蹲在車床边，把每个螺丝帽都擦了一遍。
心里乱糟糟的。
我不知道她见到我会是什么反应。
也许她根本不记得我了。
四十多年了，她现在是大官，见的人多了去了。
我算什么？
一个车间里的老工人，跟她八竿子打不着。
可我心里还是存着一丝念想。
万一呢？
万一她还记得呢？
那天，省里的车队到了。
厂门口停了三辆车，一辆黑色轿车，两辆面包车。
厂长和书记带着一群人在门口迎接。
我躲在车间里，隔着一扇窗户往外看了一眼。
她走在最前面。
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套裙，头发盘起来，走路的步子很稳。
厂长迎上去跟她握手，她礼貌地笑了笑。
人群簇拥着她往车间这边走过来。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车间里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工位前，等着领导进来。
我也想站过去，但我的腿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
我往后退了几步，退到车床后面，躲了起来。
门开了。
厂长先走进来，然后是书记，再然后是她。
她进了车间，环顾了一下四周。
车间里机器光鲜，地面干净，跟要过年似的。
她一边走一边跟厂长说话。
厂长在旁边介绍情况，她时不时点头。
走到我的工位附近时，她突然停了下来。
我的工牌挂在车床边上的挂钩上，上面印着“李援朝”三个字。
她的目光落在工牌上，停住了。
然后她抬起头，四处看了看。
我的呼吸一下子停止了。
车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她往前走了一步，目光锁定了我躲藏的位置。
“李援朝。”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间里，每个人都能听见。
我的心跳声盖过了机器声。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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