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人民日报·文摘报，2013年6月1日）；王庆莲口述，邓娟整理《"军统女特务"眼中的戴笠》（《文史博览》）；百度百科"戴笠"词条；抗日战争纪念网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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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浙江省江山市，一栋老旧民宅。
记者第一次见到王庆莲时，这位白发老人已经84岁了。
房间里的陈设极简——一把旧椅子，一张木桌，桌上摆着茶杯和一本翻旧了的日历。
墙壁斑驳，窗户朝向院里的老树。
一切都安静得像是时间在这里停过，但没有真的走进来。
采访前，记者原本做了很多心理准备。
一个曾在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工作过的女人，在这片土地上沉默了六十多年，要让她开口，大概不容易。那道防线，也许要很久才能打开。
但记者刚一落座，王庆莲就流下了眼泪。
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姑娘，你能来太好了，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
这句话说完，房间里安静了很久。那种沉默，不像沉默，更像是一个等了太久的人，终于等到了听故事的人。
那次采访，进行了很长时间。
王庆莲从1943年讲到1946年，从重庆讲到南京，从译电科讲到农村改造的二十三年。
她讲到戴笠，讲到毛人凤，也讲到姜毅英。
她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她见过那个时代最深处的纹理，也在那段历史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但整场采访中，最让记者震动的，是她在谈到戴笠时说出的那句话。
她把茶杯放下来，停顿了一下，语气平静而笃定：
"世人对戴笠的评价，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这么说，不是凭感觉。我有两个亲眼看见的。"
【一】一个浙江女孩，如何走进那道最深处的门
王庆莲，1928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
她不到一岁，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独自带着她，生计艰难。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家里的房子被烧光了，母亲只能把她寄养在外婆家，自己出去打工谋生。
那个时候的王庆莲，能靠的东西不多，一个外婆家的屋檐，一点读书的机会。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硬撑着让她读了六年小学。
六年，在那个战乱年代的浙南农村，一个女孩能读完六年书，本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但随着局势越来越乱，学费交不上了，王庆莲只能中途辍学，到街上卖香烟，一天挣几个铜板，补贴家用。
她能识字，会算账，会写简单的字句。但在那个年代，这点能耐撑不起一条出路。
1943年4月，转机来了。
军统局到江山来招人。
王庆莲的母亲给她报了名。
王庆莲自己说，她当时对军统是什么根本不清楚，只知道是"打日本人的"，就这么稀里糊涂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一考就过了。
她后来回忆这件事，总是说："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运气不好"——这四个字是她自己的原话。
这是一个人对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个时间节点的定性，比任何旁人的描述都更诚实。
那一批招募，一共来了二十个人，四女十六男。
王庆莲后来才知道，军统当时之所以到江山来招人，是因为局里人手不够，临时补充。
这批人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系统的专业培训，和影视剧里那些经历过临澧训练班的特工完全不同，就是急匆匆地在当年6月8日到了重庆，上了卡车，进了军统。
她进去之后才慢慢明白，军统局和江山这个小县城之间，有着极深的渊源。
局里一把手戴笠是江山保安乡人，二把手毛人凤也是江山人，毛森也是，就连王庆莲自己的亲舅舅王威，也在译电科担任股长。
整个译电科，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负责人，也大都是江山人。
局里的人相互之间讲江山话，外人根本听不懂，在保密上自然多了一层屏障。
这一层地缘关系，就是王庆莲进入军统核心机构的重要背景。
到了重庆之后，她和同批的十名人员，最初被分配到磁器口一个隶属于军统密本股的打印厂，专门负责印刷密码本。
这项工作位置隐蔽，轻易不与外界接触。
后来因为日军轰炸愈发激烈，为保护密码本的安全，密本股又被安置到了乡下。
真正的转折在1944年4月。
这一年，王庆莲被调回军统局本部，进入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准尉，但按少尉标准领取工资。
从这个时候起，她才真正进入了军统局本部的日常运转之中，也才真正有机会，频繁地见到那个被所有人叫做"老板"的人。
【二】译电科的三年，和那个每周都会出现的人
重庆磁器口到军统局本部，不过十几里路的距离，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军统局本部设在重庆罗家湾19号，周围有围墙，有岗哨，进出需要核查身份。
院子里有几栋楼房，院内的各处分工严密，各科各股之间并不互通，除了有必要的工作联系外，人员之间尽量减少无谓的往来。
译电科是整个军统局里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部门之一。
军统局所有向外勤单位发出的指令，以及外勤单位反馈回来的情报，只要不是重庆本地的，全部需要经过译电科加密或解密。
这意味着，译电科的人能直接接触到大量机密电文，戴笠对这里的人员构成格外审慎。
正因如此，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江山人。
王庆莲在译电科华南股的工作，是处理华南地区的电报译电。
密码的结构是数字，不能直接对照翻译，要先做减法运算，再逐一对照不同的密码本，逐字查找，才能还原出一条电文。
有些电报加密层次复杂，一份电报有时候要花去几个小时。
工作量大，加班是常态。
王庆莲的舅舅王威是华南股股长，即便如此，完不成任务也要加班，这一点没有例外。
工作之外，军统局有严格的行为规范。
局里明令禁止穿军装，包括军便服，只有特务总队的成员可以例外。
内勤人员男的统一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这是写进了规定的。
据王庆莲回忆，曾经有一位女同事穿了一套总务处发下来的军便服，结果被戴笠看见，当场就下令让总务处收回去了。
此外，军统局不允许女性涂胭脂擦口红。王庆莲那时候年轻爱美，喜欢打扮，这条规定让她颇为苦恼。
但即便是这样，她也没有完全照章执行——她偶尔会悄悄用一点，被姜毅英发现了，就要被通报批评。
批评通知贴在告示栏里，通常只有行为描述，不点具体的名。
王庆莲每次看到，就假装这不是针对她一个人，是提醒所有女同事的。
但姜毅英每次都会专门找她说一声，告诉她外面贴了通报，王庆莲气得跑出去，把通报撕下来。
这两个人，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相处得并不融洽。
姜毅英在军统局内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是戴笠最信任的"十四亲信"之一，也是军统局内唯一的女少将。
她的这个少将军衔，来自1941年12月初的一次重大情报工作成就——她破译了日本军部的无线电密码，侦察得知日军将于当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绝密情报。
戴笠立即将这份情报转呈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批示通知美国政府。
遗憾的是，美国军方并未予以重视，认为这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最终导致太平洋舰队遭受灭顶之灾。
事后，姜毅英被戴笠由中校破格提升为少将，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成为军统局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女性少将军衔获得者。
这样的人，在局里自然说话分量不轻。
她对王庆莲的管束，王庆莲心里有抵触，却也无可奈何。
王庆莲在局里最大的个人爱好，是看电影和跳舞。
军统每个人都有一个印章，拿出去可以免费看电影，但王庆莲从来不用，怕被查到出去的频率太高，会挨批评。
她每周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就趁机溜出去，自掏腰包买票，主要看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电影。
《出水芙蓉》《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这些当时热映的片子，她几乎都看过。
跳舞则更麻烦。
戴笠明令禁止军统人员进舞厅，但王庆莲为了能在晚上有时间出去，白天就拼命赶工，把工作提前完成，然后偷偷跑到胜利大厦的舞厅。
舞是一个叫王豪的电影演员教的，据说开始时王庆莲跳得很笨拙，脚下踩个不停，把人家的白皮鞋都踩黑了，王豪也没生气。
然而，无论局里管得多严，有一件事是固定不变的——每周一上午，只要戴笠在重庆，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局里，主持纪念周例会。
这是王庆莲每周都要见到戴笠的时刻。
【三】"老板来了"——那个让所有人低头的存在
在王庆莲留下的所有回忆里，关于戴笠最直接的描述，始终是那四个字：
"很神气，说一不二。"
局里的人从来不叫他"戴局长"，实际上他的职务也不是局长——军统局全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8年正式成立时，局长一职最初由陈立夫担任，此后历经多次易主，先后由贺耀祖、钱大钧、郑介民等人挂名，但戴笠的职务从始至终都是副局长。
所不同的是，那几任局长几乎从不过问具体事务，真正主持一切运作、掌握实际权力的，始终是戴笠。
在军统内部，人们叫他"老板"，外界则直接把他当成军统的掌门人。
就连到局里巡查的那几任名义上的局长，也闹出过不少尴尬。
钱大钧接任局长之后某日去视察电讯处，值班人员竟要他出示通行证，副官说这是新任局长，对方只冷冷地说，请钱长官让戴副局长电话确认。
整个局里，谁都知道这个"副"字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限定，戴笠才是那个让所有人服气的人。
所以局里的人一见他来了，就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
就这一句话，所有人立刻低头认真干活，再不敢松懈。
王庆莲在译电科华南股工作，位置就在局本部大院内，和戴笠的日常路线有交集。
每周一上午的纪念周例会，是她见到戴笠最稳定的时机。
戴笠主持这个例会，雷打不动。
他站在台上讲国际国内形势，有时候讲得投入，忘了叫下面的人"稍息"，台下的人就一直保持立正的姿势，站了几个小时。
而戴笠自己，在台上也同样站着，一动不动。
例会的礼堂同时也是饭堂。
讲完报告，就在这里吃饭，八个人一桌，戴笠也同席，没有另起灶炉，荤菜就是普通的牛肉丝炒地瓜。
例会结束时，有固定的口号：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治家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正义为立业之本。好，散会。
这是军统内部的固定仪式，每周一次，从不例外。
这就是王庆莲每周都会近距离看到的戴笠——不是档案里的"特务头子"，不是坊间流传的"杀人魔头"，而是一个每周一准时出现、站在台上侃侃而谈国际局势、和下属同桌吃牛肉丝炒地瓜的中年男人。
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永远扣得整整齐齐。
这个细节，王庆莲记了七十年。
当然，那三年里王庆莲也有过许多与严肃纪律相悖的时刻。
她记得渣滓洞离她常去的那条街不远，局里犯了规矩的人会被关进去，关上十天半个月，出来照样上班。
有男女员工在外地违规谈恋爱，还怀了孕，被局本部知道了，男的被关进渣滓洞半年。
管得严，归根结底是因为整个体系需要高度的保密性和纪律性。
王庆莲并不是不懂这一点，她只是年纪小，天性活泼，没能完全压住自己的本性。
这三年，她后来形容是自己"最快乐的日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军统局的人员陆续分批飞往南京。
但姜毅英以王庆莲工作表现不佳为由，没让她搭乘首批返宁的班机。
王庆莲于是约了6个同样被压下来的同事，坐汽车转火车，辗转折腾，直到1946年7月才终于抵达南京局本部报到。
到了南京，换了新的环境，蒋介石就在附近，王庆莲不敢再像以前在重庆那样毫无顾忌，收敛了许多，认认真真上班。
但她和姜毅英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善。
姜毅英时常批评她，甚至放出话来，说要把她关起来反省。
王庆莲怕了。
而离开的机会，来得比她预想的要快。
【四】1946年的那场告别，和一个她始终藏着没说的判断
1946年8月，姜毅英与从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在上海完婚，婚后要出去度蜜月，要离开南京一段时间。
局里女员工少，她出门前找不到别人做伴娘，就把王庆莲叫去，陪了她一个礼拜。
蜜月期间，王庆莲悄悄打好了算盘。
姜毅英一走，她立刻给毛人凤递了一份长假申请，理由简单：年纪小，妈妈不放心。
这份申请直接送到了毛人凤手里。
当时戴笠已经于当年3月17日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附近的岱山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局已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接手主持大局。
毛人凤看了申请，问她为什么要走。
王庆莲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
毛人凤批准了。
就这样，王庆莲在1946年8月正式离开了军统。
那一年，她18岁。
她在重庆和南京总计工作了三年出头，没有开过枪，没有杀过人，没有参与过任何外勤行动，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内勤译电员。
她以为，离开就是结束。
但历史不是一张她可以随意合上的书页。
1949年，天翻地覆。
那一年，毛人凤派人通知王庆莲，组织可以安排她去台湾。批准她一个人走。
她拒绝了。
理由也只有一个：舍不得母亲。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后半生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庆莲主动向组织坦白了自己曾在军统工作的历史。
1951年，年仅24岁的她再次成为审查对象。
被关起来，从白天问到黑夜，问不出更多东西了就动手，精神上的折磨比身体上的更难熬。
丈夫和孩子就在不远处，却不让相见，连一百米的距离都隔断了。
那段时间，她曾经想过死。但没有死成，她后来说，从那以后就告诫自己，一定要活下去。
1958年，她被下放农村改造，一去就是二十三年。
这二十三年里，她在田间干过农活，在粮食公司做过杂工，日子过得紧绷，始终谨小慎微。
1978年，拨乱反正的风吹到了江山。
1979年，她的丈夫先一步获得平反，并在第二年安排到棒冰厂工作。
1981年1月，王庆莲也终于落实了政策，粮食公司给她办了退休手续，那二十三年的农村生涯，全数计入了工龄。
每月领到39元的退休金，日子才算真正平稳下来。
从1981年到2012年，整整三十一年，她一个人过，没有再起风浪。
2012年，她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1981年至今已过去了三十年，毕竟国家已养了我将近三十一年了，使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我从内心里感谢，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这段话真诚，也沉重。一个人能这样说话，背后必然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也放下了很多东西。
然而，在那次采访里，还有另一句话，几乎同等重要，却远没有这句话被更多人记住。
那就是她提到戴笠的时候说的那句：
"世人对戴笠的评价，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这么说，不是凭感觉。我有两个亲眼看见的。"
这两个细节，在那场采访之前，她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而当她终于把这两个细节说出口的时候，距离她离开军统，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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