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光明日报·文摘报》2012年6月《王庆莲：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的"风声"岁月》；《党史天地》2012年第21期（王庆莲口述，邓娟整理）；百度百科"戴笠"词条；维基百科"戴笠"条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档案；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浙江大学出版社中译本）；沈醉《军统内幕》（群众出版社）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世人对一个历史人物能产生多深的偏见，王庆莲的经历给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她1928年4月生于浙江江山，15岁进军统，在局本部译电科工作了整整三年，是那个被无数影视剧和民间传说反复渲染过的神秘组织里，一个真真实实活着的人。
她见过戴笠，不止一次，不是在某部谍战剧的镜头里，而是在重庆军统局本部那间又是礼堂又是饭堂的大厅里，是在每周一雷打不动的例会上，是在1946年4月那场"四一大会"上，是在那双眼睛近距离打量过他之后，在心里留下的一个清晰而具体的形象。
她后来活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活到大陆最后一位军统女译电员的位置，活到有记者专程跑来登门采访。
记者去的时候，大概是带着某种既定预设的——这毕竟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身份，能开口说什么，能说到哪一步，也许连老人自己心里都没有把握。
没想到，见面之后，这位老人第一句话，就是哭着说："姑娘，你能来太好了，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
然后，她把自己亲眼见过的戴笠，老老实实说了出来。
说出来的这番话，和大众印象里那个阴鸷、嗜杀、神出鬼没的"特工王"，相去甚远。
她的评价，不是什么主观感受，不是因为同乡之情而发出的溢美之词，而是依靠两段具体的、清清楚楚的亲眼所见。这两段细节，她记了七八十年，老来说起，仍然一字不差。
这两段细节究竟是什么，且看下文……
[一]【一个15岁女孩的懵懂入行】
1943年的浙江江山，是一个在战火边缘摇摇晃晃的地方。
日军的轰炸机不时从头顶掠过，沿途的房子、粮仓、铺子，烧了一批又一批。
王庆莲家就在这其中——她不到一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她住在外婆家，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那年月的难处，外人是没法真正体会的。
母亲这个人，性子刚强。再难，也没有轻易放弃让王庆莲读书。
一读就是六年小学，一直到日本军队打到浙南一带，把王家的房屋烧得一干二净，实在交不上学费了，王庆莲才不得不辍了学。
辍学之后，她靠着在街上卖香烟贴补家里，这个不满15岁的女孩，就这样在兵荒马乱里勉强撑着。
出路，是在1943年4月突然出现的。
军统局来江山招人。王庆莲的母亲看见了招募告示，没有太多犹豫，直接替女儿去报了名。
王庆莲后来说，"我不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只隐约知道是和打日本人有关系的部门，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去参加了考试。
没想到，考了一次就考上了。
这一批，江山共招了20人，4个女的，16个男的。
按军统当时的规矩，是不招未成年员工的，但彼时抗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军统内部人员大量被派往前线，各部门都面临人员匮乏的困境，招聘人员只好放宽了录取标准。
就这样，还差几个月才满15岁的王庆莲，凭着小学文凭顺利过了关。
录取通知下来之后，母亲把她送走，眼泪没有少流，但心里想的其实很朴实——好歹有口饭吃了。
这批新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大约在当年6月8日就被带到了重庆。
王庆莲和另外10人被分到了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密码本的打印工作。
因为敌机轰炸频繁，为了保护密码本，密本股的地点后来又被安排到了乡下。
没有枪，没有行动任务，也没有人告诉她这个组织的深浅。一个浙江小镇来的女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踏进了民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机关。
[二]【译电科的三年，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1944年4月，王庆莲从密本股调回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正式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拿的是少尉的工资。
这一步调动，是戴笠特批的。
军统局本部译电科，是整个局本部里极为核心的部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留存的档案记录显示，军统局秘书室下辖文书、译电、编制三科，负责处理军统系统全部的加密与解密电报。
而能调入这里，需要严格的政治审查，更要具备相当的数字天赋。
王庆莲属于后者。
她在密本股的时候，工作踏实，从不惹事，被层层报上去，最终由戴笠拍板调入译电科。
而戴笠之所以格外重视江山人，除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个极为现实的考量——江山方言，在全国各地方言里堪称最难懂之列，甚至比以难煞日本特务著称的温州话更难理解。
戴笠顺势规定，译电科人员工作时一律用江山话交流，即便被敌方窃听，对方也是一句话听不懂。
整个译电科，几乎清一色都是江山老乡，华南股的股长王威，还是王庆莲的亲舅舅。
进了译电科，王庆莲才真正明白这份工作的重量。
华南地区往来的电报，全部经过她们这里。
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翻译，要先做减法运算，再一页一页去翻不同的密码本，程序复杂，稍有偏差就要推倒重来。
王庆莲文化程度不高，出于自知，她比其他人更加努力。
有同事抱怨，每天面对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头都大了，王庆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她明白，在这里有饭吃，有工资拿，比在江山街头卖香烟要强太多了。
工作量不轻。每天上午工作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还要再撑两小时，每周只有半天的休息时间。
早上七点，外面的号声一响，就得起来开始一天的流程。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王庆莲过出了后来她自己总结的"人生最快乐的三年"。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半天假期，别人在宿舍休息，她已经换好旗袍出门了。那时候重庆的电影院和舞厅，她去过不少。
军统局有个规定，工作人员不准进舞厅，不准浓妆艳抹，女同志连口红都不能涂。
但这些规矩，王庆莲执行得七零八落。
她自己学会了跳交谊舞，是一个叫王豪的电影演员教的，一开始手脚不协调，把人家的白皮鞋都踩黑了，对方也毫无怨言，继续教。
她还偷偷溜进重庆几家有名的舞厅，遇见有人提醒"当心被抓起来"，她的回答很干脆："那就抓起来再说嘛。"
顶头上司姜毅英是军统里资历深厚的女少将，破译过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人，素来对下属要求严格，看王庆莲这副随性的样子，没少发通报批评。
批评贴出来，偏偏没写名字，王庆莲就假装跟自己没关系，照样我行我素。
姜毅英再见到她，就单独叫过来提醒，王庆莲气得跑出去把通报从墙上撕下来，生完气，照样下次再犯。
这段日子，是王庆莲后来几十年苦难岁月里，每次回想都会觉得发亮的时光。
[三]【离开与留下，命运的两个分叉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这对王庆莲来说，是一个既解脱又复杂的节点。打跑日本人是她当初进军统的最大动力，如今这个目标达成了，她心里的那根弦，悄悄松了一半。
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开始分批乘飞机回南京。
姜毅英以"工作表现不好"为由，把王庆莲留下了，不让她随大批人一起走。
王庆莲没有坐等，她约了6个同样被留下的同事，自己设法搭汽车、转火车，几经辗转，在1946年7月才抵达南京局本部报到。
到南京之后，正式换了一把手。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途中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而上海的天气同样恶劣，飞机无法降落，又改飞徐州，最终于下午一时许在南京西郊江宁县岱山山腰处坠毁，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戴机撞岱山，雨农死雨中"——戴笠字雨农，坠机之地又叫戴山，山下有戴家庙，残骸散落处的一条小水沟，当地人叫"困雨沟"，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像刻意安排过一样，令人唏嘘。
军统由毛人凤接手。
到了南京之后，王庆莲对这份工作越来越提不起劲。
姜毅英还是那副架势，时常压着她，声称要"依法从事"把她关禁闭。
其实军统根本没有迟到就要关禁闭的规定，但王庆莲那时候信了，心里整天悬着一口气。
毛人凤接管之后，大批人事调整，单位气氛也变了，原本那种大家干活的劲儿，渐渐被内部的争权夺势搅得混乱起来。
退意越来越重。
1946年8月，姜毅英因结婚度蜜月，要长时间外出。
王庆莲看准了机会，直接把请长假的报告送到了毛人凤手上。
毛人凤用江山话问她为什么要走，王庆莲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毛人凤想了想，批准了。
就这样，王庆莲离开了军统。这一离开，再也没有回去。
1949年，国共形势明朗，撤退的通知下来。组织批准王庆莲一人前往台湾地区，但她不愿意抛下母亲，拒绝了。
就这样留在了大陆，回到江山老家，嫁了人，生了三个儿子，过上了她本来以为会就此平稳的普通日子。
但历史没有就此放过她。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那个曾经的军统身份，王庆莲被要求交代过去的经历。
她主动坦白，配合审查，1958年被下放农村进行改造。这一去，就是23年。
[四]
23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长到足以把一个人彻底磨碎，也长到足以让一个人在废墟里重新把自己捡拾起来。
1981年，政策落实，王庆莲平反。23年的农村改造，被算入了工龄。
她开始领退休金，在浙江江山的家里过上了安稳的晚年。子孙绕膝，每天半包香烟，日子简单，却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
采访者在2012年和2013年先后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85岁了，是大陆最后一位有过军统局本部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
同期大陆还在世的另外两位，是电台技师祝仁波和机要参谋戴以谦，三个人在2013年还专程聚了一次，在戴笠故居展览馆的院子里，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三位白发老人笑得开怀。
王庆莲在展览馆里看了很久。
展板上有戴笠的照片，有他的生平介绍，有抗战期间军统的诸多史料，也有老上级姜毅英的照片。
七八十年的时光就这样扑面而来，王庆莲站在那里，据同行的志愿者王俊回忆，神情"肃然起敬"。
记者追着问她对戴笠的印象时，她没有绕弯子，也没有用什么形容词来修饰，而是直接说了一句："我几乎天天见到戴笠。这人不像电视剧中阴险毒辣。"
就这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这个说法和大众印象的落差，实在太大了。
那个被称作"蒋介石佩剑"、"中国盖世太保"、被各种谍战剧反复塑造成阴险形象的人，在这位白发老人的口中，是"不像阴险毒辣"的。
于是记者再追问，你这样评价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同乡老板吗，是一种主观上的偏袒吗。
王庆莲摇了摇头。
她说，她的评价，靠的不是感情，靠的是亲眼见过的两件事。
就是这两件事——一件在礼堂里，一件在饭堂里，都发生在重庆军统局本部，都发生在她在场的情况下，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七八十年过去，仍旧记得一字不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