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烤烟棍|小火|烤烟棍|白面|那根|麦穗|麦粒

我母亲走的那年，我四十出头，在镇上做基层工作，精准扶贫、调解纠纷、防汛抗旱、民意调查、果蔬技术指导，天天下乡跟乡亲们打交道，日复一日，却也乐此不疲。可最让我心安的，还是回到这片沟畔坡地里，和姊妹们挖一篮子荠菜，陪父亲坐一坐，闲话家常。从前总觉得做基层没出息，如今才懂，能把日子过踏实和安稳，就是普通人一生最大的能耐。

一

手机闹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后院那块石头上，跟我母亲说闲话。她拄着一根竹棍，说腿疼，腰疼，胳膊也疼，反正身上哪儿哪儿都疼。她说自己怕是活不成了。我说老年人嘛，天阴下雨关节疼，哪有一疼就要死的道理，要是都那样，世上早就没活人了。她坐在石头上，手里攥着那根棍子，一下一下在地上划拉，划出一道道杂乱的弧线。

“叮叮铃铃叮铃铃”——闹铃响了。我猛地睁开眼，天花板白得刺眼。恍惚中，我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个梦。

我母亲走了快七年了。这七年，我只梦到她两次。常听村里老人和九十多岁的三伯说，人故去了要到梦里来，得费好大的周折，耗好多的精气神，得行贿游魂野鬼和冥府里管事的官吏。想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就不愿麻烦人，去了那边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着梦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根棍子——是父亲早年烤烟叶用了的竹棍，后来不知怎的就成了我母亲的拐杖。竹子有节，被我母亲的手掌摩挲了多年，光滑得发亮。梦里，她就握着它，坐在石头上，跟我说她活不成了。

七年了，她就肯来两次。每次上坟我们都要给她多烧“冥币”，知道她过惯了穷日子，也节俭惯了，大概她是真的费了好大的力气，忍痛花了好多积蓄才从那边赶过来的，看看我们，和我说说话。

二

晨光刚漫过东南山坳，我、大姐、大姐夫和爱人拎着三只竹篓往北坡边的田地上走。最旧的那只竹篓，篓把手被我母亲攥了十几年，磨得溜光，竹质纹理里嵌着岁月侵蚀的痕迹和洗不净的泥土色，已经包浆了，乌黑油亮。我握在手里，指腹能摸到母亲当年留下的温凉。

露水打湿裤脚，凉丝丝的，和她还在时一模一样——只是如今，没人再在身后念叨“悠着点，路滑”，就连我们弯腰拔荠菜的动作，都是她手把手教的：弯腰下蹲，双腿吃力，两只脚跟轮流垫着臀部，保持身体平稳，指尖捏住菜根，顺着土坡的劲儿连拧带拽，脆生生的荠菜就落进筐里。回家清洗干净，焯水凉拌，包饺子、包子，都是全家的最爱。

坡上的野菜正嫩，蒲公英顶着嫩黄的花，蝴蝶翩飞，苦菜叶子舒展开，叶尖坠着的露珠。这让我想起母亲当年腊月二十三守在灶台边的样子——“一串铃”（猪内脏）煮进了锅中，窑内香气弥漫，我们肚中的馋虫也不停地叫唤。她滴着汗，忙着案板上的活，把焯过水的猪头和猪蹄正在摸着青盐，装入笼中挂在窑顶横梁上风干，预备着过年或者明春嘴馋时打个牙祭，眼角挂着汗，脸上带着满意的笑。

三

小时候，家里人口多，地也多，放羊、割草喂牛，农活自然就更多。但地多人多，地却不打粮，广种薄收，吃饱肚子是每个人最大的心愿。我们一帮毛头小子，在村子周边搜腾，吃光了山桃、山杏、野草莓，核桃、洋姜、酸枣等野生食物，就连全村仅有的一棵苹果树上的果子，刚刚长到指头蛋大小，就被他们蚕食光了。

听父亲说，我还没学会走路，我母亲就背着我下地干活。村里像我们家这样人口多、姊妹几个年龄挨得近的，父母大多在炕头钉一根木桩，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腰，绳长以不让孩子掉下炕为限，大人下地干活，把孩子留在家里炕头。我母亲很少那样做。她要么让大姐二姐看着我，要么背着我，一步一步走到地里，让我在地头玩泥巴。

我略微懂事的时候，她经常上山挖药材。黄芪、党参、柴胡、苍耳、连翘，山里的东西不值钱，但攒够了能换几斤盐、针头线脑、几盒火柴。我们小的时候，喝的是羊奶，那时爷爷特意买的一只奶山羊产的。我模糊地记得，有一个鸭子形状的玻璃奶瓶，瓶身有鱼鳞样纹路，既能装饰，又能防止不慎滑落，奶嘴是橡胶做的，很硬，吸起来费劲。我母亲每次出门挖药，都会提前把羊奶温热，灌进那个鸭嘴瓶里，用一块粗布包裹严实，防凉更防烫，放在我枕头旁边。等我睡醒了，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个温热的瓶子。我就自己嘬，自己哄自己，或者玩一会儿，又睡着了。

那个鸭嘴瓶后来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母亲后来去了哪里一样。

四

我再大一点，才真正看见了我母亲的辛劳。

母亲个子大，身体好，脾气暴，乡亲们称她“刀子嘴豆腐心”。我们姊妹兄弟逗笑，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几乎干了所有男人的活计。八十年代初还是农业合作社的时候，父亲个子小，自小身体就瘦弱，挣工分只能按半劳力算，好歹还能和大伙一块劳动，早出晚归。但联产到户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家分了一头牛，十几亩地。从那以后，母亲扶牛犁地、挥镰割麦、晒麦扬场、驾车辕拉粪，上山砍柴背柴，下沟浆洗衣裳，有时候还要走很远的路，去山沟里的“黑龙潭”用石磨磨面。

我至今记得她扶犁的样子。那头牛脾气也倔，她一手拽着缰绳，一手扶着犁把，脚跟在犁沟里，一步一步，身后翻起一道道新土。耕翻田地时，她只穿一件单衣，脊背上却湿了一片。污浊的汗水从她的额头流下来，浸入进眼睛里，她就用袖子胡乱一抹，继续吆喝牲口，阔步向前走。一晌下来，她的鞋帮上全是泥，裤腿上全是土，整个人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

割麦子的时候更累。小麦说熟就熟，一天一个样，收晚了麦粒就会掉在地里，一场雨下来，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天刚蒙蒙亮，母亲和父亲就带着全家人去割麦子，母亲肩头扛着一把“删镰”杆子（一种竹编网兜状的割麦工具，比镰刀大得多，割麦效率更高，但需要有力气的人才使唤得动），头戴一顶旧草帽，消失在金色的麦浪里。大姐把割下的一堆堆麦秆扎成捆，爷爷、父亲、大哥把扎成捆的麦秆装在架子车上运回麦场。手工割麦、捆麦、装车和运输，都要耗费很大的体力。我们全家常常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累了就在树下躺一会儿，饿了渴了就吃点自备的干粮和水。我提着藤条编成的篮子，在麦地里来回穿梭，拾起散落的麦穗，稍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麦芒刺到。

母亲中午回来，草帽檐上沾着麦芒，脸上被太阳晒得通红，手掌上全是水泡、血泡，时间久了，手脚掌心和指关节处都磨成了厚厚的茧痂。她也不喊疼，坐在门槛上，用针把血泡挑破，挤出血水来，第二天照样出门，下地干活。

麦熟得急，人称“龙口夺食”，满山坡翻着金浪，打麦场上的麦草垛堆得像小山，空气里飘着新麦的清甜，大人们脸上的笑能溢出来。可我眼里只有一件事：啥时候能把新麦磨成面粉，等着母亲打开那个藏在窑洞角落的猪油罐。

那猪油罐子可是母亲的宝贝疙瘩，平时封得严严实实。要吃白面馍了，她才小心翼翼捧出来，用小勺舀出润泽的猪油，趁着馍还冒着热气，一圈圈抹得均匀，再撒上少许盐。白面馍烫得直换手，咬一口却满是惊喜——猪油的香裹着麦香和绵柔，顺着喉咙往下滑，连嘴角沾的油星子都要小心翼翼地舔舐干净。母亲总要给爷爷多拿两个白面馍馍，剩下的便装进藤条提笼，挂在窑洞横梁上，防了老鼠，也防了我们这些总惦记着的馋嘴“猫”。平时我们吃的都是黑面掺少许白面，或是玉米面粑粑，那口纯白馍，是清苦日子里难得的美味。

这香来得不易。猪油是母亲从肥肉里熬出来的，猪要养上一年多，有的要养两年。分队后，几年也杀一头猪，猪肉也舍不得吃，都拿去换粮食，只留下猪头、猪蹄和猪下水。我们放学回家，书包都来不及放，就提着竹笼去坡上割猪草，天天如此。猪养肥了就交去公社，母亲会主动要些别人嫌处理繁琐、又没有多少营养的猪大肠，通常要翻来覆去清洗好几遍，切成小段，小火慢熬，熬油时满窑洞都是香气，她总说“油能吃久些”。白面更金贵，盛夏的日头毒得能晒脱皮，麦芒把胳膊划得通红，麦捆扛上架子车，拉回场院。老黄牛拉着石碌碡转圈圈，“咯吱咯吱”的声响里，麦穗迸出噼啪的脆响，像在唱丰收的歌。碾完了要起场，父亲盯着树梢看风，风一到，他就挥着木锨，把麦壳往空中抛——麦壳飘成雪，纷纷扬扬，金黄的麦粒却像珍珠似的落下来，母亲再用扫帚细细扫去杂质，一天也就能碾一两场麦。

父亲也干活，但他没有太大力气。他瘦小，单薄，扛几袋麦子身体就吃不消。母亲从不埋怨他，只是默默地，把父亲干不了的活，一件一件接过来，扛在自己的肩上。

五

父亲有一门手艺：剪窗花。逢年过节，村里的红白喜事，父亲总是被人请去。红事，他用红纸剪出大红喜字、十二生肖、鸳鸯，只要能想出个图样或动植物的名字，他就剪的出来，尽心尽力布置婚房。白事，他用白纸剪出云纹、莲花、排花，布置灵堂，祭奠亡人。父亲早年在省建几公司做过会计，村里大小事都请他帮忙收礼金，一个人写，一个人收，他负责收钱，几十年没出过差错。

村里人敬重父亲。他村里年龄最长的剪纸手艺人，谁家有事需要这方面“纸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

但我母亲不这么想。她对父亲剪窗花这件事，有一种近乎反感的情绪。她说：“年纪都大了，本来日子就不富裕，好好的一张纸，让你剪得七零八碎的，日子还能过得红火吗？”

她不懂那些喜字和窗花背后的讲究，也不懂父亲在村里人心里的分量。她只看见，父亲剪窗花的时候，一剪就是半天，地里的活就落下了。她只看见，那些红纸蓝纸绿纸，都是花钱买的，剪完了，往墙上一贴，过几天就撕了，什么用也没有。

我母亲是个务实的人。她要的是粮食，是柴火，是盐，是能把一家人喂饱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父亲要的，是体面，是被人需要的感觉，是在村里站住脚的尊严。他们谁都没有错，只是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六

我母亲患糖尿病快二十年了，后期引发了高血压、冠心病，体重涨到近一百五十斤，身子越来越沉，最后彻底不能自理。更熬人的是，她全身浮肿得厉害，手脚肿得发亮，一按一个深坑，半天弹不回来，皮肤紧绷得像要裂开。市中心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并发症太严重，治不了了，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让把人接回去，自己照顾，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小心翼翼地开了五个多小时。我们姊妹兄弟商量着，还是把她接回了家——她一辈子恋家，总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

从那以后，家里就开启了轮流看护的日子：白天两人守着，帮她翻身、喂饭、擦身；晚上分成两班，十二点前大姐和二姐盯着，后半夜我和大哥守着，大嫂和其他家人也经常赶来替换。

她体重沉，翻身得两个人合力，一人托着肩背，一人扶着腰臀，喊着号子慢慢挪，每次翻完身，我们都要喘上好一会儿，后背的汗能浸透衣衫。她血糖极不稳定，得按时测、按时吃药，饭要煮得软烂，用勺子一点点吃，吃得很少，吃得急。有几次，半夜要吃荞面饸饹，嫂子便起来做；要吃烤鸭，外孙女就从广东那边快递过来；要吃黑猪肉，我就托人到山里买……

看着她浮肿的身子遭罪，我们急得团团转，后来母亲说，用艾叶、蒜辫、花椒等口口相传的偏方配成“五毒水”熬水擦拭，能消肿止痛，虽是偏方，可我们实在没别的办法，只能抱着一丝希望试试。

艾叶是大姐跑了好几家才凑齐的；蒜辫是二姐用新蒜的外皮编的，一圈圈缠得紧实，透着辛辣的清香；花椒是家里现成的。我们把这些东西洗净，放进大铁锅里，添满井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熬，整个院子都飘着混杂的草木香气。熬好的水晾到温热，倒进搪瓷盆里，我们就轮流用毛巾蘸着给她擦拭，从浮肿的手脚开始，顺着胳膊、腿慢慢揉擦，力道要轻，怕弄疼她，又要稍带些劲儿，希望能起到作用。擦完后用干被子把她裹住，再把剩下的药渣用布包起来，敷在她肿得最厉害的脚踝上。

她那会儿已经没多少力气说话，可每次擦完，她都会微微睁睁眼，嘴角动一动，说舒服了些，痛苦的表情好似有所缓解。我们看着这细微的变化，心里就燃起一点光亮，哪怕明知偏方未必管用，也天天坚持熬水、擦拭，大姐还特意记着日子，说“多擦一天，母亲就能少受点罪”。后半夜守着她时，不时对我念叨“没事，睡着歇会”。我常坐在炕沿，看着她浮肿的脸，闻着被子上淡淡的草木香，想起她没病时，也是这样在灶台边忙碌，给我们做荞面削面、纳鞋垫，那些平常的日子，如今想来竟全是奢望。

七

父亲今年八十多了，身子骨依旧硬朗，还能帮着我们收拾院子、喂喂鸡。我们拎着野菜回到家时，他正坐在堂屋门槛上，手里摩挲着我母亲留下的针线笸箩，里面还剩着半卷线、几根针，旁边放着当年熬“五毒水”用的搪瓷盆，早已锈迹斑斑，盆沿上还留着淡淡的药渍。

“你们回来了？”父亲站起身，声音洪亮，“回来了，回来就好！”

我看着父亲端坐的摸样，瞥见屋里墙角，还摆着她当年用的削面刀，铁制刀身磨得发亮，木柄被手汗浸得发深。想起从前每次我回家，她总要做我们最爱的荞面削面，她把荞面和好，醒上一小会，左手托着面团，右手握着削面刀，手腕一转，一片片面片就“唰唰”落在滚水里，通常削得短小、宽厚、肥实，盛在碗里，多是椭圆形、月牙状、三角形这类不规则的形状，煮得浮起来，捞进碗里，浇上酸菜汤，或撒上一勺粗粒的干辣椒面（粗细混合）、葱花、蒜末，再把自家地里产的菜籽油，烧红油泼，“滋啦”一声，三两勺自酿的陈醋，半勺青颗盐，混合些许腌菜汁或凉开水，一碗汤色香味俱佳的汁唤醒了削面的灵魂。

那香气能飘满整个院子，钻进我的鼻子里，牢牢地锁住了我贪婪的味蕾。

我们几个小子抢着吃，母亲就坐在一旁笑，一边给我添面，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着，自己却很少动筷，总说“我不饿，看着你们吃就香”。如今我们试着按她的法子做一次，面团却总不听话，削出的面条要么厚要么断，汤汁也少了当年的味道，才懂那碗面的香，是她用心调出来的。

母亲中年患上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常年把荞面当作主食，她挖空心思、变着花样，把荞面做成馒头、花卷、烙饼、蒸饺以及荞面饸饹和各种面条，或蘸着油泼辣子，或浇着熬制的汤汁，或拌着豆腐、土豆和大肉臊子，全家围着一张圆桌子一起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父亲说，那年冬天冷得早，熬了好几个多月，她怕你们在外头冻脚，悄悄地留下100多双纯手工的各种绣花鞋垫，都是按着家里每个人的脚码做的，给我就做的千层鞋就有10多双，每个孩子都是按照鞋样做的，大小肥瘦都合脚。她眼睛花，就戴着老花镜、露指手套，套上顶针，凑在电灯底下缝，线拉得又紧又匀，手指被针扎破了，就抿一口唾沫，缠根布条接着做。这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哪一针哪一线不都镌刻着母爱深深的印痕？！

八

我母亲走了快七年了。她在与病魔抗争了二十多年后，还是安详又恋恋不舍地走了。

我在梦里见到她，她坐在后院的石头上，握着那根光滑的棍子，说她活不成了。我安慰她，说老年人关节疼痛很正常。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是委屈？是无奈？还是一种终于可以说出口的脆弱？！

她活着的时候，从不喊疼。腿疼，她忍着；腰疼，她扛着；脚掌上的血泡，她挑破了，结痂了，最后磨成老茧，夜深人静时，她经常用剪刀刮刀刃挂掉手脚上死皮。第二天，起来照样下地。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不能倒，也不敢倒。她倒了，我们这一家子老小可怎么办？！

我清楚记得，九四年的秋阳在麦秸垛上打了个趔趄，母亲攥着中专录取通知书的手在围裙上反复摩挲。

母亲把麦囤开了又合，金黄的麦粒在她指缝里沙沙流淌，像抓不住的时光，无声流走。

当暮色浸透窗纸时，父亲带着满身尘土，拖着疲惫的泥脚，手里紧紧握着汗渍斑斑的缰绳，匆匆归来。母亲早已把卖麦钱藏在炕席下，端端正正地坐在炕沿上，手稳稳地压在身下，可手指却在微微发抖——那些麦粒本该在明年春天发芽、分蘖、抽穗，到了盛夏就会籽粒饱满，变成金黄色的麦浪，随风起伏，弥漫清香，全家老小都会如往年一样，忙碌在颗粒归仓的喜悦中，憧憬着丰收在望……

或许，只有在梦里，母亲才肯说，她哪儿哪儿都疼，她活不成了，这样的泄气话。

我想，这大概是她攒了七年的力气，才终于说出那句隐藏了很久的话吧。

九

周末。我回家，走到院子里。后院的那块石头还在，被露水打湿了一半。我坐在上面，用手摸了摸，石头是凉的，粗糙的，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我想起那个鸭嘴瓶，想起她温热的羊奶，想起她扶犁的背影，想起她挑破血泡时皱起的眉头，想起她对父亲剪窗花时的埋怨，想起她握着那根棍子，在梦里对我说，她活不成了。

她一辈子没有享过福。她吃了太多的苦，干了太多的活，受了太多的累。她把一个家撑了起来，把几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在某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留下一个愿望，就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自己扛。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照在那块石头上，照在我坐过的地方。我想起村里老人说的话：人死以后要到梦里来，得费好大的周折。

母亲，你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来到我梦里。你是不是也想告诉我，你累了，你疼了，你终于可以不用再硬撑着了？

那根光滑的棍子，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也许还在老屋里，也许已经没了没了踪影。但我记得它的样子，记得它被她的手掌摩挲了多年的光泽，记得它在梦里，被她握在手里，一下一下，在地上划出浅浅的痕迹。

那些线条，像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她没有说夙愿，没有说叮嘱，没有说牵绊，也没有说让我们照顾好父亲。她只说，她活不成了。

可我知道，她是想我的。就像我想她一样。七年，她只来了两次。但这就够了。对于一个一辈子都不肯麻烦别人的老人来说，两次，已经是她能给的全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