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回忆我的父亲陈西滢》（陈小滢）、《回忆我的母亲凌 叔华》（陈小滢）、《陈西滢和凌叔华》（叶君健）、《民国才女凌叔华的宅门时光》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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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武汉大学珞珈山，一件本可以压下去的丑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最终捅破了。
当陈西滢得到消息冲到朱利安的住处，他没有站在门口等，而是直接闯了进去，砸碎了那扇玻璃窗。
这个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成归来的文学院院长，平日说话带着几分英国绅士式的冷静与讥诮，此刻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出口。
他知道的比任何人都要清楚：那个坐在自己家饭桌上吃过无数顿饭、被他亲手引进武大的英国青年朱利安·贝尔，和自己的妻子凌叔华，早已不是纯粹的文学交往。
整个珞珈山的教授圈子，早就传开了。最后一个知道的，是丈夫。
那一年，凌叔华三十五岁，朱利安二十七岁，陈西滢三十九岁。
事发之后，凌叔华选择了留下，朱利安被迫辞职离开武汉大学。
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毕竟妻子回了头，丈夫没有大肆声张，表面上，这段婚姻还维持着。
然而没有人料到，真正让这段婚姻彻底断裂的，不是那一次被撞见的丑事，而是凌叔华此后一件接一件的举动——
每一件单独看，都有她的说辞；放在一起看，却构成了陈西滢用尽一生也无法愈合的伤......
【一】史家胡同里走出来的"十小姐"
1900年，凌叔华出生在北京史家胡同一座极具规模的官宦大宅。
凌家的宅子并不只是普通的大院。
前门朝着干面胡同，后院相接史家胡同，整座院落共有九十九间房，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深宅大院。
凌叔华出嫁时，父亲凌福彭把后花园的二十八间房直接作了嫁妆，光是陪嫁的房产，就足以让同时代的许多人叹为观止。
她的父亲凌福彭，是1895年和康有为同榜的进士，名字被刻在北京孔庙的石碑上，入仕之后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等要职，后又在民国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是标准的两朝大员。
凌家的客厅因此终年高朋满座，被时人称为"北中国第一客厅"——梁思成、徐志摩、陈西滢等辈，最初都是要削尖了脑袋往这个圈子里挤的。
凌叔华是凌福彭与第三房姨太太李若兰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家中共有十五个孩子，她排行第十，人称"十小姐"。
父亲格外宠爱这个聪慧的女儿，给她安排了当时顶尖的师资：七岁起先拜王竹林学山水兰竹，后又师从慈禧太后宠爱的宫廷画师缪素筠，英文由精通六国语言的辜鸿铭来教，连唱戏都有梅兰芳亲授。
这样的成长环境，放到今天，也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奢望不来的。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说：凌叔华年幼时，父亲的朋友王竹林经过后花园，发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拿着笔在白墙上画山水，笔触稳当，构图有法，大为惊叹。
他跑去跟凌福彭说，这孩子有绘画天分。
凌福彭一听，当即说：那你收她做学生。
凌叔华就这样正式走上了习画的路。
从此之后，她在家中的地位也悄然改变——父亲开始留意她，带她出席各种场合，其他姨太太生的孩子由此也有了嫉妒的由头。
但凌叔华的眼界远不止于此。
那个年代，凌家大宅的书房里聚集的，是真正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一席之地的人物。
凌叔华从小就置身其中，见惯了那些谈诗论政的大场面，也见惯了那个大家庭里姨太太们争宠、女孩子们被忽视的日常。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她身上同时生长，塑造了她日后写作最深厚的土壤——
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里评价她的小说，说她"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高门巨族的精魂"，并非虚誉。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在周作人的新文学课上听过几节课，便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请他指导写作。
周作人看完，感到这个女孩确有才气，便向《晨报副刊》推荐了她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
1924年，这篇小说正式发表，凌叔华由此进入文坛，此后陆续写出了《酒后》《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等一批作品，在当时的女性作家群体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1924年春，一个重要的机缘到来了。
那一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北大方面委派陈西滢和徐志摩负责接待。
因为接待场地的问题，最终选在了凌家书房举行茶话会。
就是在那一场聚会上，凌叔华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陈西滢。
那天，她和泰戈尔聊了很久，从诗歌聊到绘画，得到了诗人的建议："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找善、找美。"
泰戈尔走后，有一段时间，外界流传着凌叔华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说法。
两人半年之内有七八十封通信，几乎两天一封，绯闻因此满天飞。
但后来经女儿陈小滢证实，凌叔华那时候其实追求过徐志摩，结果并未成功，徐志摩只把她当普通朋友。
凌叔华此后转而接受了陈西滢的追求。
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
胡适是两人共同的好友，也是这场婚礼的证婚人。
婚后不久，陈西滢以北大驻海外研修员的身份赴日本，两人住在京都东山脚下，陈西滢把那栋小楼取名"双佳楼"，含意不言而喻。
那段日子，据说是这段婚姻里难得的平静时光。
【二】从"秘密"交往到珞珈山"院长夫人"
婚前，陈西滢和凌叔华的往来极为低调，几乎所有朋友都不知情。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是标准的文人家庭出身，父亲陈仲英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
他后来被表叔吴稚晖送到欧洲留学，先读中学，再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最终拿到博士学位。
1922年，他受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北大外文系教授，此后与胡适、徐志摩等人一起参与新月社的活动，以笔名"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发表时评，文笔犀利，逐渐在文坛打出了名声。
著名作家梁实秋后来评价陈西滢的文章："晶莹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
但陈西滢最广为人知的，不是他的文章，而是他和鲁迅那场持续多年的笔战。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学生运动，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等人联署声援学生，陈西滢则在《现代评论》上发文反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笔战，逐渐从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之争，演变为对彼此作品的正面交锋，措辞愈发激烈，到最后几乎成了公开对骂。
由于这场论战，陈西滢在北京的处境日益尴尬，加上凌叔华在1925年两度被人指出"剽窃"国外名家作品——陈西滢认为揭露文章出自鲁迅之手，为给凌叔华出气，反指鲁迅抄袭，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两人最终都待不下去了。
1926年完婚之后不久，陈西滢带着凌叔华赴日。
1928年，陈西滢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凌叔华也随同前往。
值得注意的是，陈西滢因顾虑夫妻同在一所大学任职会引起闲话，始终没有让凌叔华在武大正式教书，这件事在凌叔华的心里留下了不小的结。
1930年，陈西滢正式上任，武汉大学迁入珞珈山新校区。
那是一片背山临湖、曲径通幽的所在，有人称之为"物外桃源"。
陈西滢和凌叔华住在珞珈山半山腰的一幢小楼里，那一批住在"十八栋"别墅区的，都是武大最核心的教授群体。
凌叔华因美丽聪慧、能说善道，很快在圈子里以"珞珈山美人"著称，她所在的小楼也成了珞珈山的一处非正式沙龙，苏雪林、袁昌英等人经常来往，三人并称"珞珈三女杰"，在那段岁月里颇为风光。
然而，在这段风光的背后，婚姻里的裂痕已经悄悄出现。
凌叔华从小在史家胡同那座九十九间房的大宅里长大，习惯了锦衣玉食、仆从成群的日子。
到了武汉，没有正式的职务，没有独立的事业重心，连丈夫都不许她在学校教书，她只能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
陈西滢在给胡适的信里曾经写道，凌叔华在武汉"活埋"了，时时闷得要哭，他也没法劝。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旗鼓相当的根基上的。
女儿陈小滢后来说，父母感情并不好。
在她小的时候，凌叔华就曾告诉她："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
这句话，凌叔华大概是认真说的。
【三】朱利安·贝尔的到来
1935年秋，一个二十七岁的英国青年出现在武汉大学，他叫朱利安·贝尔。
朱利安的身份相当特殊。他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母亲瓦内萨·贝尔是伍尔夫的姐姐，父亲克莱夫·贝尔是知名的艺术批评家。
他成长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圈子——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那个圈子里聚集了伍尔夫、凯恩斯、福斯特等一批思想前卫、行事自由的知识分子，情感观念上格外奔放，对感情的边界几乎不设禁区。
朱利安来武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中国的向往，认为"中国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
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受庚子赔款基金资助，薪水比在英国高出不少。
他到任之后在武大教英国文学，课上甚至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英译本列为教材，学生叶君健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当年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
朱利安初来武汉，是陈西滢亲自引荐接待的，一开始便在陈家的圈子里走动，吃过不少顿饭，与凌叔华的接触由此逐渐增多。
凌叔华在美学和文学上的热情与深度，让朱利安大为倾倒，他甚至在给母亲的信里说，凌叔华在很多方面酷似自己的姨母伍尔夫，并热烈地写道：她是唯一可做你儿媳的人。
这句话，他是认真说的。
从1935年10月起，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再只是文学交流。
朱利安在当年冬天给母亲写了十封信，信中详细描述了他与凌叔华的感情进展，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刺眼——凌叔华告诉他，她过去从来没有爱过。
一语之间，把她和陈西滢那段婚姻的底细，说了个清楚。
凌叔华带着朱利安回北京，把自己在京城的社交圈子全部介绍给他，带他见齐白石，见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两人双进双出，毫不避讳。
凌叔华甚至为了取悦朱利安，摘掉了惯常戴着的眼镜，去烫了头发，还化了妆——这些细节被当时认识她的人记了下来，多年后还流传在坊间。
1936年初，两人背着陈西滢前往北平幽会。朱利安在给母亲的信里说，他在实现一个"浪漫男子的梦想"。
整个武大的圈子里，这件事早就不是秘密。
1935年10月，陈西滢向凌叔华提出最后通牒：要么离婚，要么分居，要么立刻和朱利安断绝关系。
凌叔华选择了第三条——和朱利安断。
然而，没过多久，陈西滢亲自来到朱利安的住处，当场撞见两人在一起。
他一怒之下砸碎了窗户，三方之间的谈判就此公开化。
最后的处置结果是：朱利安被迫辞职，陈西滢以文学院院长的身份，为朱利安举办了一场体面的欢送会，把这个烫手山芋以尽量光鲜的方式送走。
表面上，风波结束了。凌叔华回到了家里，朱利安离开了武汉大学。
然而，陈西滢很快就发现，这件事远没有结束。
凌叔华和朱利安私下继续保持联系。两人悄悄地在广州和香港见面。
陈西滢发现后勃然大怒，去信谴责凌叔华。凌叔华的回应极为冷淡，只说：如果他想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陈西滢随后写信给朱利安，指责他"不是一个君子"。
这句话，是一个丈夫能说出口的最后一点体面了。
1937年，朱利安最终回到英国，不久之后加入国际纵队赴西班牙参加内战。
同年7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德国飞机击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年仅二十九岁。
消息传来的时候，凌叔华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随后写信给朱利安的母亲瓦内萨·贝尔，表达哀悼。
就是通过这封信，她与朱利安的姨母、弗吉尼亚·伍尔夫之间开始了一段改变她后半生创作轨迹的书信往来。
【四】风波才是刚刚开始
朱利安一走，许多人都以为这段风波就此画上了句号。
表面上，确实如此。
陈西滢没有宣布离婚，凌叔华继续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出现，两人维持着婚姻的外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武汉大学随即开始筹备西迁，生死存亡的大背景压下来，没有人再去追究一桩早已凉透的感情旧账。
然而，真正让陈西滢受伤最深的，不是珞珈山那场被撞见的丑事，而是此后一件接一件、看似各有缘由却拼在一起构成了彻底决裂的举动。
先是在武大西迁乐山期间。
1938年2月，武汉大学搬迁至四川乐山，陈西滢先行带队前往，凌叔华随后与女儿陈小滢会合抵达。
但凌叔华对乐山那个偏僻的小城极为不满，在战时大后方的逼仄生活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更让她难受的是，陈西滢的父亲去世后，他把母亲和姐姐接到了身边，凌叔华与婆家人的矛盾从来没有断过，几乎成了她内心最说不清的一团郁结。
1939年底，凌叔华趁着母亲去世奔丧之名，辗转经香港、上海、天津，回到了当时已经被日本控制的北平。
此后，她没有再回到乐山，而是留在燕京大学教书，女儿陈小滢也在燕京大学附中读书，陈西滢则一个人留在乐山。
那是两年半的时间，凌叔华一次也没有回去。
直到1942年2月，凌叔华才带着女儿回到乐山。
杨端六的女儿杨静远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一天："干妈（凌叔华）、小滢回来了，干妈胖了，小滢高了。"
这一句话，把那两年半的阔别写得轻巧之极——而实际上，那段时间里的陈西滢，是一个人扛过来的。
当时有朋友来乐山探望陈西滢，看见他虽然风度犹存，但已明显苍老，唇有黑髭，鬓杂白发，背也稍微弓了起来。
只有穿上那件蓝色亮纱长衫，才能依稀辨出当年住在北平东吉胡同时的几分神采。
这一切，尚在朱利安事件之后，尚在凌叔华做出认错姿态之后。
然而接下来，凌叔华的一个决定，让陈西滢彻底明白：真正摧毁他的，并不是那段婚外情本身，而是 凌叔华日后的那一系列举动——冷静的、蓄谋的、绝情的……
她留给他的，是一道终生无法痊愈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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