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气味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刺鼻。我手里捏着一张病危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却像一块千斤重的生铁，压得我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
医生的话还在我耳边嗡嗡作响：“你母亲的急性心衰并发严重感染，必须马上进ICU，后续还要准备手术，最少先交十五万押金。你要尽快决定，拖不起。”
十五万。对有些家庭来说可能只是一辆代步车，但对我来说，是用来买我妈命的钱。
我靠在冰冷的白墙上，哆嗦着拿出手机拨通了陈浩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伴随着他漫不经心的语调：“喂，怎么了？我正忙着呢。”
我用力咽了一口唾沫，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抖：“陈浩，我妈病情恶化了，医生说要马上进ICU准备手术。家里那张存折上的十五万，我现在得取出来用。”
那头的键盘声瞬间停了。短暂的沉默后，陈浩的声音冷了下来：“你开什么玩笑？那十五万是我们攒了三年准备换学区房的首付，怎么能动？”
“那是救命的钱！”我压抑着喉咙里的哽咽，“房子可以以后再换，但我妈只有这一个。陈浩，算我借你的，以后我发了工资全都填进去，行不行？”
“什么叫借？咱们结了婚，你的钱也是这个家的钱。再说了，”他的语气变得理智又残忍，“你妈都六十多了，这病就是个无底洞，进了ICU能不能出来还是两说。把咱们掏空了，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不可置信地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确认通话的人是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丈夫。这五年里，他妈生病住院，哪怕只是个阑尾炎，我都请假在床前伺候，端屎端尿，没说过半个不字。现在我妈命悬一线，他却跟我算投入产出比。
“陈浩，我最后问你一遍，这钱你给不给？”我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了下来。
“不能给。林夏，我劝你现实一点，别意气用事。你要是敢动这笔钱，咱们就离婚。”他说得斩钉截铁，仿佛笃定了我不敢拿婚姻冒险。
电话挂断了。听筒里的忙音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开我对这段婚姻最后的幻想。
我擦干眼泪，站在走廊里开始挨个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拉下脸面，低声下气，甚至写下高息的欠条。同事、老同学、远房表亲，我把能借的人借了个遍，甚至在手机上点开了平时看都不会看的网贷软件。
东拼西凑，加上我手里的几万块私房钱，终于凑够了十万交进了住院部。可是，病情的发展远远比筹钱的速度要快。
我妈在ICU里撑了五天。那五天里，我像个游魂一样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困了就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眯一会儿，饿了就啃干巴巴的面包。陈浩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甚至连个问候的微信都没有发来。他用彻底的冷暴力，向我表明他的立场和底线。
第六天凌晨，医生推开了ICU的门，眼神疲惫而遗憾地看着我。
我连滚带爬地扑过去，却只看到了监护仪上那条平直的绿线。我妈走了。她辛劳了一辈子，临走前被插满了管子，身上全是淤青。护士拔管的时候，我在旁边拼命地捂住嘴，眼泪把衣领洇湿了一大片，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收拾遗物的时候，我在我妈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摸到了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旧钞票，还有一张存取款回执，一共两万块钱。那是她平时去菜市场捡纸箱、卖废品，一分一毫攒下来的。
她直到死，都在为我盘算，怕拖累我，怕我在婆家受委屈。而我却连救她命的钱都没能痛痛快快地拿出来。
愧疚和绝望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在这片窒息的汪洋里，陈浩的那句“你要是敢动这笔钱，咱们就离婚”，成了一根淬了毒的针，死死扎在我的心口上。
葬礼定在三天后。一切从简，这是我妈生前的交代，她喜欢清静。
灵堂设在殡仪馆的小厅里，外面的天阴沉沉的，飘着细密的秋雨，风吹在身上冷入骨髓。我穿着粗糙的孝衣，跪在蒲团上，机械地给前来吊唁的亲友回礼。每一个走进来的人，目光都会若有似无地扫过我身旁那个空荡荡的位置。
“夏夏，小陈怎么没来啊？”大姨上完香，忍不住压低声音问我。
“他忙。”我面无表情地回答，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亲戚们叹着气走开，背后的窃窃私语我听得一清二楚。我不在乎了，心死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痛的。
就在葬礼进行到快要出殡的当口，大厅的门帘被掀开了。
陈浩收着一把滴水的黑伞走了进来。他没有穿素服，身上套着一件亮灰色的夹克，脚下的皮鞋还沾着泥水。他甚至没有朝我妈的遗像看一眼，也没有上香，而是径直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
大厅里原本低声的哀乐似乎都停滞了一瞬，亲戚们的目光全聚拢过来。
陈浩皱着眉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烦躁和催促：“你这边还要搞多久？差不多就行了，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医院。”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上下开合的嘴唇。
“我妈今天早上在卫生间滑了一跤，小腿骨折了，现在人在骨科病房躺着呢。”陈浩见我不理他，声音拔高了八度，带着理所当然的命令口吻，“护工一天要三百块，太贵了，而且外人照顾我不放心。你赶紧回去熬点骨头汤，去医院把这事儿接手了。我公司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会，没空在这儿跟你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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