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发出沉闷的轰鸣声，站台上的风裹挟着初秋的凉意。我站在车厢门口，手里攥着母亲刚刚塞给我的那个没有封口的旧红包。
“你哥分数的底子薄，上的那个三本学校学费贵，花销也大。男孩子在外面要面子，要交际，我跟你爸每个月给他打五千。你是女孩，读的又是师范，学校有补贴，女孩子家别跟人攀比吃穿，这二百块钱你先拿着，省着点花。”母亲的语速很快，眼神躲闪着，不敢直视我的眼睛。父亲站在她身后，背着手，沉默地看着地上的烟头。
我低头抽出那两张薄薄的红色钞票，指腹摩挲着伟人的头像。两百块，在这个一碗素面都要八块钱的省城，连维持最基本的生理生存都成问题。我没哭，也没闹，只是平静地把钱折好，贴身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列车员开始催促上车，我转过身，拖着那个掉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一步一步走进了拥挤的车厢。
从县城到省城，三个小时的硬座。我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农田，在心里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两百块钱，平均每天六块六毛钱。这意味着我不能吃肉，不能生病，不能有任何社交，甚至连买卫生巾都要精打细算。
踏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当室友们都在兴奋地讨论着去哪个商场买新衣服、去哪家餐厅聚餐时，我独自一人找到了学校的勤工俭学中心。
负责登记的老师推了推眼镜，看着我填写的贫困生申请表，叹了口气。她给我安排了两份工作：早上六点去清扫图书馆门前的落叶，中午和晚上在第一食堂的餐盘回收处帮忙。这两份工作加起来，每个月能给我带来四百块钱的收入，最重要的是，食堂的经理同意我每次下班后，可以免费吃那些没卖完的剩菜剩饭。
第一个月的日子是咬着牙熬过来的。清晨五点半的校园冷得刺骨，扫帚摩擦水泥地的声音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中午下课铃一响，我必须第一个冲出教室，换上沾着油污的围裙，站在散发着泔水酸味的回收桶前，机械地将成百上千个餐盘里的剩饭刮进桶里。
室友们偶尔会来第一食堂吃饭，为了避免尴尬，我总是把帽檐压得很低，戴着口罩。有一次，我不小心听见室友在寝室里小声议论：“林夏好像连护肤品都没有，每天就用清水洗脸，衣服也就那两套换着穿，她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
我躲在床帘里，死死咬着嘴唇，眼泪把枕巾洇湿了一大片。
那个周末，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她没有问我这半个月是怎么过的，也没有问两百块钱花完了没有，而是兴奋地告诉我，哥哥在学校里进了学生会，还交了女朋友。
“你哥说他们学生会聚餐，他作为干事得主动请客，不然以后不好在学校里混。他那个女朋友也是城里人，平时喝杯奶茶都要二三十。我跟你爸商量着，下个月再给他多打五百块钱。”母亲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奇怪的自豪感，仿佛哥哥的挥霍是某种出人头地的证明。
我握着那个屏幕已经裂开缝的二手手机，听着电话那头父亲咳嗽的声音，轻声问了一句：“爸的哮喘好点了吗？你们多打五百，家里还有钱买药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母亲有些不耐烦地说：“你爸的病是老毛病了，挺挺就过去了。你哥可是咱们老林家的根，他以后要是能在城里扎下根，咱们全家都要跟着沾光的。你在学校好好念书，别乱花钱，女孩子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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