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向“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育龄同志学习，“与党同龄红医为民——辛育龄事迹主题展”在中日友好医院的文化长廊拉开帷幕。活动围绕辛育龄的生平，展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吉荣创作的22幅版画和部分珍贵档案等，线上展厅同步上线。
本期，让我们跟随创作者的心路，品读中日友好医院中青年医生的所感所得，共同感悟这位红医楷模勇开先河、大医精诚的赤子情怀。
用画笔走近大医灵魂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周吉荣
2022年冬天，我接到一个创作任务：为“七一勋章”获得者辛育龄先生绘制绘本。说老实话，那时候我对辛育龄先生几乎一无所知。
我只是一个绘画者，更是医学领域的门外汉。但当我开始收集素材、梳理资料，逐渐走近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时，我被深深震撼了。从穿越封锁线参加革命，到担任冀中军区制药厂厂长，再到后来成为我国胸外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人生，远比我想象得更加厚重。
于是，我和团队从冬天画到了春天，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绘本。用几十幅画作，试图勾勒一位医者的一生。
1939年，辛育龄加入了白求恩的东征医疗队。我们从史料中了解到，白求恩要求医疗队离战场不超过5公里。有时他们前脚刚迈出村口，后脚敌军就已进村。
在绘制这个具有历史感的场景时，我遇到了一个难题：辛育龄本人在白求恩身边工作的那3个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影像资料。我只好把白求恩相关的三四部故事片、纪录片从头到尾看完，间接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
最终，我以太行山为背景，描绘了白求恩为徐连长手术的场景，辛育龄作为助手站在一侧。我还画了一幅白求恩的打字机，他用它打印遗嘱：交代皮鞋送给谁、相机留给谁，告诉八路军去天津买抗贫血的药更便宜……事无巨细。这些朴素的细节，让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辛育龄虽只在白求恩身边待了3个月，但这段经历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辛育龄被国家首批选送赴苏联深造，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胸外科领域无数个“从0到1”的突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药物麻醉技术还不甚成熟。辛育龄结合中医理论开展针灸理论研究，并开创了针刺麻醉下的开胸手术。辛育龄秉持对患者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拿自己做试验，对身体每一个穴位进行痛阈测试，发现前臂外侧的穴位“三阳络”镇痛效果最佳。
辛育龄在自己手臂上施针
在为此绘制的画作中，我设计辛育龄一人独坐，专注地在手臂上施针、测试。温暖的黄色背景下，只有一位医者与自己的身体对话。
2012年12月，91岁的辛育龄在年轻医生马千里的刷手服上写下：“做白求恩式好大夫。”我依据当时的照片还原了这个场景。画面上，马千里站在前方，身后是青年医生团队——他们象征着医者精神的代代相传。
从1939年在白求恩身边学习，到2012年为年轻一代寄语，辛育龄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但信仰从未改变。精神的传递有时不需要轰轰烈烈——八个字，一件刷手服，就足以完成一次跨越世纪的交接。
辛育龄的孙子讲过一个细节：“如果不去接爷爷回家，他就在办公室一直工作下去。”
结合这个细节，我在画作中描绘了他的背影——下班后独自走在医院长廊里，中日友好医院的标识和灯光透过玻璃反射出来。那间办公室的灯，永远亮着。
这幅画没有具体的事件，却是我最想画的一幅。因为它告诉观者：伟大二字，未必总是意味着冲锋陷阵，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前行。而身后那盏灯，始终为患者亮着。
辛育龄在医院病房走廊的背影
“马千里，做白求恩式好大夫”
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 马千里
辛育龄在刷手服上写下“马千里，做白求恩式好大夫”的场景
87年前，辛育龄18岁，白求恩49岁；一位是被日军侵华炮火打碎求学梦、立志要杀敌为国的八路军小战士，一位是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加拿大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在抗日根据地相遇了。白求恩总是将手术台设在炮火连天的阵地前，他说：“前进一步，我们就能多救一批伤员，后退几步，就来不及了。”这种舍身忘我、救死扶伤的精神，深深地震撼着白求恩的助手、年轻的辛育龄。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辛育龄被公派赴苏联学习胸外科。毕业后，他一刻不停地回国，主动要求到刚组建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他说这里是老百姓看病的地方。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建专科、做培训、搞发明，用更好的方法为更多的百姓服务。
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国家要建立一所现代化、国际化的医院。政治硬、业务精、留过洋、管理强的辛育龄被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他说，要把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拿回来，为中国老百姓服务。年逾花甲的辛育龄下工地、出国门，殚精竭虑奋斗了1000多个日夜，中日友好医院如期建成。而他却主动请辞院长职务，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胸外科做手术，一直做到86岁。
辛育龄89岁仍在坚持出诊，直到他的腰伤发作，再也站不起来。“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是辛老亲手写下的诗句。
辛老91岁大寿那天，我们全体胸外科医生去探望老人家。那天的阳光特别好，温暖地洒在他的身上。我鼓起勇气问辛老，能不能给我们年轻大夫写几个字。他非常高兴，提笔写下：“马千里，做白求恩式好大夫。”
医院成立42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医院职工传承着这种精神。2015年，医院设立“辛育龄青年奖”，2021年成立“辛育龄小分队”，“辛育龄奖”成为院内最高荣誉。
作为“辛育龄青年奖”的获得者和“辛育龄小分队”的队长，5年来，我和全院的许多青年医生走村入户，深入基层，累计开展义诊88场，服务近万名群众。
如今，时代已然发生巨变，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更需要传承红医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既要接住，更要接好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用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武装头脑，用甘于奉献的辛育龄精神指导行动，永葆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患者蹚出一条新路
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 娄彦妮
第一次听到辛育龄教授的名字是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时候。针灸课上，老师讲到辛育龄在肺叶切除手术中探索针刺麻醉，一根小小的银针竟能让患者清醒平静地渡过手术剧痛，也悄然打破了中西医学间那道无形的边界。那一刻，我觉得医学的伟大不仅在于技术的极致，更在于敢在荒芜之地为患者蹚出一条新路。
2007年，我来到中日友好医院进行入职培训，了解到医院建院愿景之一就是建设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基地，而辛育龄院长就是这张蓝图的重要绘制者。他常说，中医要向西医学习，西医也要向中医学习。
2022年，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落户医院，我们不仅要把中西医结合写在牌匾上，更要实实在在地写进患者的诊疗方案里。
我所在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与院同龄。建科至今，一代代前辈深耕临床，应对最牵动人心的恶性肿瘤。很多患者来到我们面前时，带来的不只是一张诊断书，还有全家的焦灼和疲惫，以及那句压在心底的发问：大夫，我还有办法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40余年来，我们牵头制定多部肿瘤相关指南，将穴位贴敷、耳穴压豆等中医适宜技术运用在肿瘤康复中，坚持走包容互鉴、中西协同的道路。
如今，我们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医院探索的中西医结合之路正是国家倡导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打好这套刚柔并济的组合拳，帮助患者从病灶清除走向生命重建。
在白纸上画出最难的图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 刁玉
在辛育龄前辈的事迹中，我感触最深的一个词是“开拓”。它听上去或许很宏大，但事实上，“开拓”二字往往从一间诊室、一张诊桌开始。
辛育龄的一生就是一部医学开拓史。20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医院初建。那时，国内胸外科刚刚起步，无数患者求医无门。没有成熟的体系、现成的经验、充足的设备，辛育龄必须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难的那幅图。他顶着外界质疑，率先在国内探索开展肺移植手术。他一手搭建科室，一手培养青年，不仅撑起了院内的学科建设，更为全国输送了大批骨干。
这股白手起家、敢为人先的开拓劲儿，也流进了医院疼痛科的血脉。1989年，国内还没有疼痛科。我的前辈樊碧发教授在质疑声中申请了半张诊桌。没有设备，全靠“盲打”，他在自己的手臂上一针一针地练，左臂扎肿了就换右臂，“樊一针”的名号渐渐在患者中传开。从这半张诊桌开始，他牵头研制国产脊髓刺激器，建立全国疼痛质控中心，推动疼痛科成为国家一级诊疗科目。
前辈们开拓前行的身影，也深深影响着身为青年医生的我。我的第一位患者范大爷患严重腰椎病变，疼得走不了路、睡不了觉。手术前，他死死抓住我的手问：“我还能不能好？”他说自己亲眼见过邻居手术后再没有站起来，说他怕的不是疼，而是瘫在床上拖累儿女。
那一刻我懂了，范大爷最深的痛不在腰椎，而在心上。我放下病历，扶他去医院花园散步。我们聊他的孙子，聊他年轻时开卡车的故事。一圈圈走下来，范大爷紧紧攥着我的手，跟我说：“刁大夫，有你在，我不怕了。”手术非常顺利，出院那天，他亲手写下一首诗送给我们：“昌明进取天使愿，正道力行患者情。”老爷子笑着，脸上全是光。
回望来路，前辈们在白纸上画出了最难的图。如今接力棒交到青年一代手中，我们要做的不是守成，而是继续开拓——在新技术上敢闯，在疑难重症上敢拼，在服务患者上敢做。人民哪里有需要，我们的阵地就在哪里。
（图片均为周吉荣所作版画）
供图：中日友好医院
编辑：张浦杨（实习）魏婉笛 肖琰（实习）
校对：马杨
审核：李明炫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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