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虹、邓煜获菲尔兹奖后，出来认亲戚的络绎不绝，甚至有内部通告要求“全部统计本单位与二人各类关联关系”，有网友讽刺：“当年我在广西扫大街，王虹走过我扫的马路，我们也算是有关联关系。”
底下不少人七嘴八舌：
“我曾经到广西桂林旅游过，算是和王虹教授有交集吗？”
“报告：本人曾和邓教授观看同一个百合番并通过弹幕形式深入开展云端交流研讨。”
这些半真半假、讽刺感拉满的嘲谑，把中国社会里一种常见情形推到了荒诞的极致：如果你成功了，会有无数人绞尽脑汁设法攀上点关系，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你可能对此深恶痛绝，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我们这个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里，你的成功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任何跟你有点关系的人也都跟着沾光，与有荣焉。
菲尔兹奖虽然号称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但毕竟是学术界的事，以往中国人其实并不关注，这次王虹、邓煜获奖之所以引发这么大轰动，说到底原因就在这里：这不止被看作是他们个人的荣誉，而且是中国人的成功，是中国数学乃至中国学术的突破。
1982年，丘成桐获菲尔兹奖时，也被认为证明“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决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差”。
耐人寻味的事是，报道把他算作第一个获菲尔兹奖的中国人，且“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至今仍未加入美国国籍”（后来1990年入籍），强调他出生于广东汕头，却完全不提他未满1岁就移居香港，直至大学毕业，因为只有这样春秋笔法，才能让人感到他和“我们”同属中国人、炎黄子孙这个群体。
在这次王虹获奖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打电话来祝贺。虽然法国国内也有人对此反感，觉得马克龙只是在作秀，王虹的成功是她个人的，跟法国有什么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至少没有说这是“法国数学”的成功，而称赞“这是您应得的荣誉，真了不起”。
很多人可能没注意的是：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协，指出这是“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并对其获奖表示热烈祝贺；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总理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致信，强调这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标志着中医药对人类生命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致信的对象都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他们在国内的所属单位。
也就是说，你那份成功的意义，在于更宏大的层面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不仅超出了你个人的层次，而且重要的是这可以勉励单位里的整个群体继续努力，至于个人荣誉，那是不应突出的。也因此，中国人长久以来都习惯了，获得什么荣誉，第一反应总会说：“那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誉……”
在王虹、邓煜这次获奖后，北大数院校友在颁奖的费城当地聚会，但值得注意是，合影上最中间C位坐着的并不是两位新晋菲尔兹奖得主，而是北大数院的元老田刚。
这固然很可能是两位曾经的学生出于尊重，但这种论资排队给人的感觉，仿佛庆祝的不是他们个人的成功，而是团结在掌舵者之下的北大数院这个集体的成功。
在这个其乐融融的场合，过往那些个人的挫折（哪怕你曾经在这个集体中感到discouraged）、不愉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无法挣脱那个纽带，无论你到了天涯海角，仍然是它的一份子——当然，在中国社会也很少人做到那么绝，拒绝和集体分享自己的荣誉，那种完全归功于自己的个人主义者，将不容于社会。
然而，他们的获奖之所以引发舆论巨大争议，一个很大的关键也在这里：他们的学术成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北大数院的栽培？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算作是“中国数学”？
尽管有很多人对此不悦，但在我看来，这种争议其实是好事，因为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个人和集体不是一回事，甚至更糟糕的是，你成长中需要支持时没有，但当你靠着自己获得成功之后，集体却来摘果子了。
就像那些遗弃的女婴，到海外生活长大后，有一天在养父母陪同下回国寻亲，这时候一个她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陌生女人，忽然哭着跑来自称是亲生母亲，多年来一直如何日思夜想。
如果他们自认在你成长过程中曾经出过力，那就更是当仁不让有了功劳，提醒你别忘了是谁的栽培、帮助，才让你有了今天。这是一种人情债务，你曾经欠下的，现在终于还债的时候了。
很多人之所以理直气壮地主张王虹、邓煜应该回来保效祖国，甚至为国繁殖更多数学天才，依据的就是这一点：做人不能忘本，你不是靠自己一个人长大的，都靠了别人给了你一口饭吃，“苟富贵，勿相忘”，怎么能不有所报答？
那他们的成才，法国、美国也曾起到不小的作用，是否意味着他们也应该报恩？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社会的逻辑是：“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认定最重要的是在你未发迹的时候出过力才最重要，所谓“饮水思源”，就像祖先哪怕从未实质性出过力，但人们发达之后都有义务感谢祖先保佑。有时候，那些曾被群体遗弃的人之所以荣归故里，倒未必是为了报恩，而是出于报复：他们因为成功而被重新接纳认可，以成功来回应自己曾受过的冷遇和屈辱，那是迟来的补偿。
在此，人并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毋宁说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而存在的，依靠着原基纽带与群体里的其他人牢牢联结在一起。作为集体的最基本单元，任何人的成功都标志着群体本身的成功，而当年栽培你的目的，也就指望着你能有所回报。既然如此，那么你怎么能把自己的成功仅仅归功于个人，而不去想着造福整个群体？
且不说有时正是集体压抑了个人的发展，以至于个人成功反倒正需要有勇气打破这些束缚，那些沾亲带故的对你的成功也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而那种“报恩”的需索也完全不是着眼于你的个人发展，反倒是想尽办法迫使你效力。
微博上有人说：“比起让王虹和邓煜结婚、让王虹多生几个孩子这些无法实现的狂言，更让我悚然的是这句：‘她有家人在国内吧，可以利用家人让她回来做贡献。’”
这些想法，诚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底，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不免太过沉重。每个人的成功，尤其是那些能达到巅峰的人，都必定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跋涉，登顶之际，他们最应该感谢的，首先应该是他们自己。
至于其他人，我想最体面的方式，就是远远看着，祝贺他们，也祝福他们能走得更远。那份荣耀，是勇敢者应得的，至于他们想与谁分享，那是他们的权利，没有人有权不请自来去抢功。
我注意到，这次菲尔兹奖获奖消息公布后，他们两家的父母始终没有出来露面，宣称说“当年多亏了我们栽培”——参考当年“哈佛女孩”刘亦婷的成功学，我想国内肯定会有无数家长愿意请他们讲讲，都是怎么培养出菲尔兹奖得主的，有什么教育的秘诀可以透露。
但他们没有，体面地保持了沉默。而这，说不定正是王虹、邓煜之所以能走那么远的一大原因，他们的父母不居功，不需要他们亏欠，只希望他们勇敢前行，自由探索自己喜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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