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当年荷兰公共广播系统NPS的华语电台，也就是笔者服务了多年的“荷华传真”，维持了23年，而停播也已经18年。当年是现今来荷超过18年的华人，特别是粤语地区的华人几乎都熟悉的乡音。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荷华传真，三十分钟，我们的声音！》的文章，在荷兰一网上刊出。文中写道：“2026年的5月26日，于我是个大好日子。这天是初夏天气，阳光灿烂得简直明艳；花园中的三株芍药及时开了花；鱼池换了新水，十多尾小鱼经历了冰层下的严冬依然快活地游弋。这天，晚上6时，荷兰一个叫做De Schatkamer的网站上线了，这实际上是荷兰公共媒体100年来的电台电视节目的档案汇编，免费提供给网民查阅。我数月前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极其盼望这一天的到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
没有让我失望，荷兰公共广播和电视节目真多啊。我不得不打下了搜索词，找了几辑节目，在我的同事陈耐持一段纯正的荷语开场白之后，我三十年前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声音重新响彻我住的这座鹿特丹老宅的书房。
我心情之激动未必他人能理解，但这有何相干？自己感受一番自己的快乐并享受着，足矣。
这是我在一个岗位工作了十多年的纪录，也是我十多年的行踪，无需云里雾里去凭记忆寻找和勘查，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找到事实的根据。我的一生的纪录完整了。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
可是，这些节目需要一一上线，要花时间。目前，荷华传真的节目只是上了千禧年之后的，不过此前的一些重要节目也上了，例如对崔健来荷演出的专访，那一次动员了《荷华传真》所有的员工，节目做得的确不错，对崔健的采访就是我做的。还有1997年香港回归的专题节目，也是一样，有员工在香港，更多在荷兰，采访了持各方面观点的人物，包括中荷官方机构、侨团领袖、普通市民，甚至所谓的异见者，足足做了破例的两个半小时。总的来说，合乎当时的荷兰媒体的制度和规矩。
荷华传真也开了先河，让时任首相科克向华人致以春节的祝福。
要知道，《荷华传真》的每一个节目，都要记录存档；而每天回电台工作之后，当天值班的人员，都要用荷语填写表格，记录每个节目的大体内容，播出时间。我荷语的书写能力，大概就是这段时间培养出来的。
如果那位荷兰“侨领”尚健在，我将建议他上网找找节目，每一个节目都认真地听听，再作中肯评价。反正，我知道他在荷兰市政厅工作过，荷语不成问题，找节目的技能是不缺的，也会弄弄视频的伎俩。而且，他生前也是荷兰一个什么什么会的会长，侨团大会也能坐坐上席，并常回家乡开开会议兼吃吃喝喝什么的，回到荷兰，也拍一些“爱国”的视频，往群组发发，朋友圈发发，收获一堆拇指，也自我享受陶醉一番，这非常合理，可以理解。
可是，有一次我却和他发生了言语的冲突。若干年前，在莱顿的一家中餐厅，侨界数人聚会，会后他因为会上有人提起我曾在《荷华传真》混过，他忍不住说，《荷华传真》就是个反动电台！我笑笑问，何以见得？他言之凿凿说，就是！我又说，略举一例。他说太多了，举不过来，然后用那张不怎么养眼的脸朝我一扬，不作声了。我思忖，这是对媒体工作性质的不理解而已，而持这种看法的可能不止他一人。果然，我在《荷华传真》寿终正寝后的若干年，我和同伴创立荷兰一网之后，一天在一次侨界集会上，一个有身份的人说，听说你引用了什么什么（一个西方媒体）的新闻，我说是啊，但是仅仅引用了其叙述的事实而已，而且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新闻都是已经过审的啊，你知道吗？他也不言语了，一脸的无可奈何。这并不是那位面相不怎么样的会长，因为他已经英年早逝了。但是，那种完全不懂媒体工作的特点就随便给这个那个媒体贴标签下结论的思维，何其根深蒂固。
近日，我除了上网站De Schatkamer找找《荷华传真》的旧节目缅怀一番，听听当年的“空中唐人街”中的发叔和发婶调侃华人社会的种种可笑，当然也褒扬褒扬华人社会正能量的故事之余，也整理整理我的旧文稿，终于找到了一篇文章，简单而全面，专门谈了《荷华传真》历史的，发现了当年一张我们坐在直播室内进行最后一次广播的照片，我还正面坐在C位呢。于是截屏下来，以飨读者，也省得我再作黑红蒋汪的条分缕析了。
而且，这个华语电台被整改和取消的时候，曾经引起荷兰华人社会的多次抗议，到电台和高层面谈，到海牙政府文化教育部示威请愿，相信今天还有很多当事人记忆犹新。姑且发一则《星岛日报》报道的新闻以供怀念。当年的照片我还保留着，就不在这里占用空间了。
《荷华传真》是荷兰的电台，用的是荷兰纳税人的钱，因此，必须遵循荷兰的一切价值观和条文规范。
《荷华传真》定位是教育、文化的少数族裔电台，用母语向侨民和对中文感兴趣的荷兰人广播。
但是，《荷华传真》也有和中国合作的项目，除了上文提及的，每个星期五，还有和中国的深圳和香港的记者连线，报告一个星期的中国大事，题目由他们定，时间一共是20分钟。我记得，香港的记者叫杨子刚，陈耐持负责联系；我负责连线的深圳记者叫雨东，电台结束这个连线节目后，我回国还和雨东在深圳喝过粤式早茶。
当然，东西方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媒体观。比如说，有的国家仍然强调媒体是宣传工具的，但是更多国家对于媒体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报道的真实，遣词用语的客观，西方——注意，荷兰属于西方国家——除了更多主张负面的有趣的新闻报道，如“狗咬人”之类的新闻，更加赋予媒体很大的权力，三权分立之外甚至成为了第四权。因此，荷兰媒体记者，也包括荷华传真的记者，是无需忌讳什么首相部长、皇亲国戚，更不用说什么市长议员了。也可以采访任何人，报道任何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我接受的西方媒体点滴教育说，记者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读者、观众和听众的，采访提问必须解答他们心中的疑问，因为公民有知情权，因此，每一次采访之前，都必须认真准备一番。
不过，《荷华传真》也真的和华人社会中的部分人士发生过分歧，主要是一些侨领，这可能就是引起那位已经去世的会长不满，能够举出的若干例子吧。我记得最大的分歧在于电台当时大量披露了华人社会的中餐厅雇佣黑工，以及并没有遵守荷兰集体劳工协议CAO的情况，动了他们的奶酪，因此据说有人曾经向中国大使馆反映，说“荷华传真”怎么怎么的，“家丑外扬”，搞乱了荷兰华人社会，特别是影响餐饮业经营。我听后微微一笑，这些人是想陷大使馆于“干预荷兰内政”之地了。
荷兰集体劳工协议CAO问题的提出，是有荷兰华人群众的基础的，先是一些华人来信提出他们的诉求，因此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连续做了关于CAO的专题，邀请华人餐饮业组织前来电台，回应听众的提问，并以系列节目的方式，解释CAO的来龙去脉和具体内容和如何实施。
应该说，节目很成功，取得一定效果，不少华人加入了荷兰的工会。但是，正如社会上很多事情一样，陋习的消失并非朝夕之事，因此，今天一些当年的侨领，看到我仍睚眦相向，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可能节目当年动了他们的奶酪。但是，直至今天，集体劳动协议仍然是荷兰新闻不可动摇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然，荷华传真的“恶行”不止这一桩，比如说对老侨领的不敬、干预华人社团组织构成、主持人播报新闻出错、报道荷兰华人难民的活动、采访敏感人物等等。最后，好像是以荷兰华人社团的名义给电台负责人来信，要求改组荷华传真，并用普通话取代粤语广播。是不是很动荡？但是，我们广播如常，一切都没有改变，起码领导没有找我谈过话，有没有找其他人不得而知。据说当时负责外侨广播的荷兰人罗布（Rob）一一招架了，也许他看过了我们的工作记录，按照原则处理了。这场风波的具体细节我至今不清楚，也不好说些什么了。但是，经过这个电台2007年的第一次缩水，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就只剩下我和周耀辉。缩水的原因只是荷兰政府要削减开支了，但是，电台还是在《星岛日报》上做了关于荷华传真的广告，广告费当然是老板买单。
在一个高度透明的社会，一切都置于聚光灯下，我喜欢这种氛围。
该文结束时，再说一件新近发生的趣事。有人说《荷华传真》是反动电台的同时，也有“人”说黄锦鸿是大外宣。我一直说，所谓大外宣只是对严肃媒体的污名化，时至2026年，春节后街头忽然出现了一群虫虫，举着印有我头像和其他人头像的横幅，一个个毫无表情的虫头在布条上方晃动，口中念念有词，十足布袋戏中的傀儡，很有喜感，居然要向荷兰政府情报部门告发我们了，这简直把荷兰情报局的侦探当做白痴了。我看了一下，不觉哑然失笑，我的名字上方的图片，除了我的一个正面照外，还有不知哪里弄来的一个小个子推着单车的照片，一条虫虫学着人话在视频中说这是“黄锦鸿当年在阿姆斯特丹广场和民主人士对骂”云云。我住在哪？在阿姆斯特丹推单车？这群虫虫智力之低下，简直难以述说，似乎处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他们的布袋戏是演给荷兰移民局IND看的，会在社媒上贴上他们的照片，并一一注名谁是谁，根本不需要爱国侨领们拍摄。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为什么把他们称为“虫虫”，因为觉得把他们称作猪、狗甚至老鼠，都侮辱了我们祖宗的十二生肖，称为蟑螂、臭虫也抬举了他们，不，抬举了它们，只能称为虫虫，草履虫，就是最低等的单细胞动物，总算给了面子，称其为动物。
我知道，荷兰是不禁止胡言乱语的，在一个连大人物如国王首相等也可以Fuck的社会，就让它们的布袋戏继续演下去，它们是否在政庇党的忽悠下取得居留的成功，是否又会出现内讧互相泼污水，就看它们的造化了。荷兰的一些社会问题，却是荷兰政府以及政府官员自作自受的结果。（黄锦鸿，写于202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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