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 914（下）：没有了战争，还要面对和平年代的挑战｜故事FM|代号914|厂子|和平年代|封控|工厂|王雅|那个年代

上一期：

爱哲按：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访华。此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国家开始调整三线建设战略，逐步减少新增投资，许多三线企业也进入了「军转民」时期。

1973 年，914 厂的军代表撤出，工厂也从生产枪管、炮管等军工产品，逐步转向民用钢管生产。1983 年，国务院成立三线调整改造办公室，推动三线企业转型发展。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曾经依靠计划经济运行的三线企业，不得不第一次直面市场竞争。914 厂，也迎来了建厂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本期节目是故事FM 与中国国家地理播客共创的播客节目。

■图/ 914 厂里，还涂写着三线建设时的口号

国家不再托底了

柴文军：

后来厂里也做过一些军品，但已经不是直接给部队供货了，而是由有资质的第三方从我们这里采购。

李福才：

不是一下子就不行了，而是原来还有一些军工产品，后来慢慢就不要我们的了。

厂里只能转向生产民用钢管，特别是石油管。我们尽量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但大环境摆在那里，产品就是卖不出去，没有人要。

那时候工资也不能正常发，一个月先借给你 200 块钱，生活马上就受影响了。

王雅男：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不再给我们托底了。

以前不管盈亏，国家都会下达生产指标，只要有指标，就有产量。一下子这些都没了，市场行情不好，后面又赶上亚洲金融危机，订单一下子少了很多。

为了保住生产，全厂都在想办法创收，各个单位都得自己找出路。

■图/ 80 年代的生产车间

柴文军：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养猪、养羊、养鸽子、养鹌鹑，全都干过。

后来还用废钢、废管子焊成「苞米楼子」（东北农村存放玉米棒的储粮设施），拉到农村去卖，我自己也跟着卖过。苞米楼子做好以后装上车，送到村里。有人看着不错，当场就买了；也有人提前订。但农村付款都比较慢，一般都要欠上一两个月。

有一次涨水，因为没有桥，我们的大车只能直接从河里开过去。车开到河中间的时候，河水已经没过排气管，眼看着就要熄火了。要是真停在河里，再涨水可就麻烦了。大家都紧张得不行，车「突突突」地响，最后总算冲了出去。

还有一次，我穿着一双刚刷干净的白鞋去农村卖苞米楼子，一脚踩进牛粪里。从那以后，那双鞋就变成黄色了，怎么刷都刷不回来。

从最高产量 32 万吨，到一吨只挣 20 块钱

柴文军：

企业最好的时候，应该是在 2008 年 10 月之前。

原来厂里只能生产冷拔管。1989 年改造之后，可以生产热轧成品管；2002 年又进行了一次改造，进一步扩大了热轧管的生产范围。

1993 年前后，年产量大概只有10 多万吨。到了2008 年，最高年产量达到32 万吨，实现利税1 亿多元。

那时候公司研究产品价格时，甚至觉得一吨挣2000 多块钱太多了，有点「下不去眼」。现在别说2000 块，一吨钢管能挣20 块钱，都已经觉得不少了。

2008 年 10 月以后，行情出现断崖式下跌。

国外订单一下子全停了，产品出口不出去，国内市场又消化不了。一吨钢管最多降了两三千块钱，后来一吨管子只能卖四五千元，价格几乎腰斩。

这些年，914 厂的人一直在努力，也一直在探索。过去有一位老领导提出过「攀高枝、结良缘」，具体来说，就是「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大家一直都想创新、改进、提升，也确实一直在做。

但是像前端设备、高端设备这些真正需要大投入的地方，厂里始终拿不出足够的钱。1988 年归入「通钢集团」以后，通钢本部也顾不过来，对外埠企业的投入一直比较有限。

2006 年，我们投资9000 多万元建成了108 生产线。但总体来说，投入还是不够。开饭馆，装修差一点，只要菜炒得好，可能还能经营。冶金企业不一样，设备跟不上，就很难生产高端产品。

我从2013 年年底开始主持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是在2015 年。

那时候国家推进「去产能」，企业没有原料，也没有资金，员工还在大量流失。职工月平均收入大概只有2000 元。

王雅男：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原来有55 个同学。等到小学毕业，只剩下38 个。有点能力的家长，都会把孩子转走。我上小学之前，厂里的高中已经没有了；等我快小学毕业的时候，初中也没有了。

过去这里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整套教育体系。

我听我妈妈的同事说，当年她的孩子出生10 个月就送进了托儿所。

那个时候厂里效益好，工人也忙，家里没人带孩子。托儿所就设在厂区里，就是为了方便女职工照顾孩子，隔几个小时，她们就能过去喂奶。

我上大学那几年，厂里效益已经很差了，工资也发得不好。

每次向家里要生活费，父母都会说：「现在厂子效益不好，你省着点花。」

每次寒暑假从外地回到这个小山沟，我都能明显感觉到，这里越来越荒了。

柴文军：

那段时间，我经常睡不着觉，焦虑得很厉害。

我还一个人去过北京天坛医院看神经内科，只是别人都不知道。

176 个人，怎么把厂子留下来

柴文军：

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职工集体买断工龄，成立股份制公司。大家用买断工龄的补偿金，再自己凑一些钱，想办法自救。

方案提出来以后，集团领导很支持，一直上报到首钢主要领导那里。集团还专门帮我们找来专业人员，完善改革方案。

到了2016 年，914 厂正式完成改制，从国有企业转为民营化运营。

■图/ 企业改制挂牌仪式当天

那个时候，什么声音都有。有人说：「914 厂黄了，914 厂不行了，大家赶紧出去找活吧。」

但办企业需要人，尤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我们想尽办法留人，可有些人怎么劝都不肯留下。很多家庭原来有三四个孩子都在厂里上班，改革以后，全走了。

王雅男：

最后很多人都走了，包括我爸爸。

他原来烧锅炉，一个岗位有三个人。后来听说要从三个人减成两个人，他觉得另外两个人都比自己年轻，肯定会把自己刷下来。

他说：「与其等别人开口让我走，不如我自己先走。」

后来我回厂上班，很多人才告诉我，当时厂里其实只剩下176 个人，连干活的人都不够。

就算不让他继续烧锅炉，也会安排其他工种，肯定还有需要他的地方。

柴文军：

冷拔车间有一位工程师，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但原来两百多人的车间只留下 44 个人，电工、钳工一个都没有，活根本干不起来。他也对企业没信心，觉得留下来太累，自己干不了，决定出去找工作。说实话，换成我，我可能也不愿意干。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王雅男：

过去一个车间有四五百人，后来只剩四十多人，连正常生产都很难维持。所有干部、机关人员都要下车间支援。

他们一开始不会干，就让工人教。有个工人开玩笑说：「我一抬头，前面是老总，后面是部长，左边是科长，右边又是另一个领导。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这是升官了呀！」

■图 / 热轧车间 13 个员工奋战三天两夜，卸煤 45 节火车皮

柴文军：

为了把那位工程师留下来，我专门去他家找他。

那天下着小雨，九月份已经很凉了，我穿着棉袄，抱着一个西瓜站在门口。当时他已经出去找工作了，家里只有他父亲。老人耳朵不好，我敲门他听不见。我又没有他的电话，只能一直站在雨里等。后来别人联系到他，他回来把门打开了。

他父亲是一位抗战老兵，脾气很倔。我把情况说明以后，他父亲说：「你放心吧，他要是不留在这儿，我就打断他的腿。」

很多人和厂子的关系，都是父一辈、子一辈，一家两代甚至三代都在这里工作，对厂子都有感情。王雅男的父亲以前是锅炉工段的工段长，我也当过他的车间主任。这么多年下来，彼此之间早就不只是同事关系了。

王雅男：

很多人最后选择留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董事长。大家都说，但凡换一个人，可能就不会留下来了。

柴文军：

当时我们去冷拔车间做工作。

市场上还有订单，客户还在等着供货。如果生产停了，客户也就没了。可那个时候，工资已经欠了好几个月。工人问我：「什么时候能发工资？」

有一次现场情绪特别激烈，我一脚把桌子踹飞了，现场一下子安静了。其实我自己知道，不是把大家镇住了，只是把大家吓住了。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腿上全是血。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

还有一次，车间四五十个人一起到办公室找我。

那时候我是负责人，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发工资？什么时候发买断补偿？什么时候补保险和公积金？当时企业欠缴的保险和公积金有3300 多万元。工人已经买断工龄，可保险、公积金都取不出来，大家当然着急。

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们会一项一项解决。」当时是7 月，我争取到年底，用5 个月把这些问题处理掉。多数工人还是理解我们的，最后都回去了。

如果当时大家一点时间都不给，坚持要求马上解决，我就算把命搭进去，也拿不出这笔钱，企业可能真的就完了。后来，集团优先帮我们解决了这笔资金，改革才得以顺利推进。

王雅男：

当时留下来的人，走在路上还会被已经离开的人说：「你怎么那么傻？万一厂子黄了，你的钱全搭进去怎么办？养老钱都没了。」离开的人觉得，补偿金拿到自己手里，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钱。

柴文军：

留下来的和走出去的人，各有各的得失。

走出去的人，当时拿到了一笔补偿金，虽然不算多，但也算有了一点原始资本，可以投资，也可以买房。留下来的人，则继续跟着企业一起干。从2016 年 10 月开始，形势慢慢好了起来。

钢材价格回升，利润空间也有所改善。当年企业就实现了扭亏为盈，盈利7 万元。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效益都不错，包括疫情期间，厂子也一直保持正常生产。

■图/ 2022 年公司新上的固溶炉

疫情封控时，住进厂里的工人

王雅男：

2022 年开春，吉林疫情爆发。公司希望员工能提前回到厂区，因为有些员工平时住在镇上，一旦交通封控，就回不来了。提前住进厂区，就能保证生产不断。于是公司便鼓励大家，赶在封控之前回到 914 厂。厂区里还有不少空房，可以临时安排住宿，也方便大家继续上班。

那几天，一些工长和领导为了把所有人安顿好，经常忙到后半夜一两点。

有一对亲兄弟，都在同一个车间当电工。其他电工有的要照顾孩子，有的住得太远回不来，最后就只剩他们兄弟俩。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轮流坚持了一个多月。

还有一对父子，父亲是钳工，儿子是电工。他们也一直住在厂里，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还有一对夫妻。公司原本准备给他们安排一套房子，但他们觉得，两个人住一套太浪费，如果让几个男工住，可以多安顿几个人。于是丈夫和其他工友合住，妻子住进了办公室。她当时已经快 50 岁了，就在办公桌上睡了一个多月。

另外还有些人临时住进了回不来的同事家里。公司当时给每个人发了 13 根黄瓜、半箱苹果、半箱梨，还有不少大白菜。住进去的人没有锅碗瓢盆，也吃不了那么多，就把这些菜都留给了房主。等房主一家回来，看见家里堆着这么多白菜，就开始包包子，包好以后又送给住厂的员工们。

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

一个企业能不能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里面的这些人。

靠着对 914 厂过去的情谊，也抱着对 914 厂未来的希望，留下来的员工互相支撑，总算把最难的日子熬了过去。但另一个更长期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市场经济时代，不会再有一批又一批年轻技术员自然地走进山沟。东北三省人口持续减少，年轻人不断流出。厂子想继续运转，就得让年轻人愿意回来。 2022 年春节，柴文军趁年轻人返乡过年，召开了一次员工子女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