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学部主任受贿2500万，获刑十一年，郑州某大三甲医院再添一起腐败案|主任|受贿案|大三甲医院|太原市妇幼保健院|药学部|郑州市|院长

2433万元，存放在别人的账户里，随用随取。

7月28日，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受贿案，将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某大型三甲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某某医院（下称某某附院）原药学部主任张某坚，因受贿2547.5万元及1万美元，终审获刑十一年，被罚230万元。这也是该院腐败窝案中的一起。

在一审庭审中，这位在药学岗位深耕29年的主任药师声称，钱在代理商账上，他虽可随时支取，但终究没有“实际到手”，应算犯罪未遂，试图借此获得从轻处罚。

然而，法院并不认可他的“逻辑”。二审法院终审认定：张某坚对该笔赃款拥有“随时支取权”，这即是法律意义上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和占有，判定受贿既遂。

一个将药品采购与使用管理权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资深专家，最终未能理解，权力的“随时支取”与金钱的“实际到手”，在法律的天平上，并无本质不同。而这张覆盖了药品进院、配送、回款全链条的利益网，其背后的更多内幕，也正随着案件的通报，被层层揭开。

手握40亿药品采购“总大门”钥匙，一个药学部主任的“生意经”

一家大三甲医院，40亿药品采购“总大门”钥匙握在一个人手里，会发生什么？

某某附院日均接诊超过2.3万人次，仅2021年药品采购入库金额就高达40.29亿元。在这艘医疗巨轮上，药学部主任张某坚攥着的，正是最核心的“进药”与“管药”权。从药剂科副主任到药学部主任，他在药学岗位上深耕了29年。其间积累的专业经验，本该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采购质优价宜的药品，却最终被他用来编织成一张覆盖药品进院、配送、回款全链条的利益网。

张某坚的腐败不是“一时贪念”，而是一门持续了12年的“生意”。

最大的一笔交易，来自代理商李某星。2010年6月到2022年8月，在张某坚与药学部副主任李某、副院长王某祥的层层“护航”下，李某星代理的头孢克肟胶囊、核糖核酸注射液、黄芪多糖注射液、雷贝拉唑注射液等19种药品顺利进入某某附院，12年累计销售额10.45亿元，代理商获利7300余万元。双方约定药品利润，张某坚抽取三分之一。按其约定，张某坚应从中得款2433万元，并授意李某星将该款代为保管。

除了这2433万的“大单”，另据判决书，张某坚还利用职务便利，在药品销售配额、医疗物资、临床试验等环节，先后收受7名药企人员的贿赂。

一万两万不嫌少，十万八万不嫌多。行贿者送得从容，张某坚收得自然。身兼三家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侯某龙，从2010年一路“维护”到2022年，贯穿张某坚执掌药学部的整个周期，先后多次送上现金21万元、美金1万元、购物卡6万元；西安某药企业务经理徐某，为增加药品销售配额，两次送上30万元；还有逢年过节“打卡式”送钱的……

国家医保局在通报中披露，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信用评价制度，穿透了代理商的层层“马甲”，直接追溯至背后的10家医药生产企业。

一个把守“总大门”的人，一批十几年如一日“打卡”送钱的药商，一套层层代理掩护的生产企业——这不是一个人的堕落，而是一套在12年间未被有效阻断的利益运转模式。

12年没人发现？——腐败为何能“自然生长”

2010年到2022年，整整12年。医院的审计、纪检部门在做什么？外部监管又去了哪里？

答案藏在权力结构里。

药品进谁家的、分给谁配送——在某某附院，这套流程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药学部主任一人之身。而上述权力，本应属于药事管理委员会的集体职责。药事管理委员会理论上应由药学、临床医学、护理、医院管理等多学科专家共同组成，通过集体讨论、票决制决定药品遴选和配送分配，以权力制衡确保选药用药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更致命的是，专业壁垒筑起了一道外部监管无法穿透的高墙。一款药该不该进院，涉及适应症、疗效评价、临床需求等专业判断。药事管理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本身具有高度专业性，彼时审计署尚未嵌入纠风部际联席机制，外部审计和纪检监察人员受限于专业壁垒，难以判断其合理性。而内部人员碍于利益关系，大多“不愿说破“。

12年间，腐败始终被包裹在“专业决策”的外衣下，外人看不懂，内部人不敢说。

判决书披露的最大一单：10.45亿销售流水、7300万利润、约定分三分之一。这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长达12年的战略合作——药企有动力维护这条“通道”，甚至会主动帮助掩盖痕迹。利益一旦形成共生结构，腐败就从“个人行为”升级为“系统性失灵”。

这只是某某附院腐败窝案中的一起。张某坚的同事们“前腐后继”，前院长阚某程、副院长王某祥的落马时间与张某坚前后呼应，共同勾勒出这家医院权力寻租的全景图。

阚某程2008年起兼任某某附院院长。作为医院“一把手”，药品销售、器械采购、工程承揽、职工录用，凡是他能插手的环节，皆被拿来换取利益。2026年6月，这位曾掌舵这家大三甲医院多年的正厅级干部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检察机关。

王某祥则走了另一条路。这位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发表SCI论文百余篇的儿外科专家，将学术权威转化为敛财筹码，为他人在代销医疗物资、调整职务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2022年11月，退休4年的王某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从药学部主任到副院长，再到院长——三个关键岗位先后“失守”。当腐败成了“潜规则”，监督便面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一把12年没被发现的钥匙，固然因为藏得巧妙，更因为监督机制未能及时穿透这层利益屏障。

四年医疗反腐，改变了什么？

从张某坚案发到终审宣判，四年间，整个医疗反腐的格局已经彻底改写。

“不敢腐”的震慑已经形成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今，全国公开通报被查的医院院长、书记等“一把手”超过500人。仅2025年前11个月，就有近120名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相继落马，覆盖从大三甲到乡镇卫生院的各个层级。

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医药领域立案5.2万人，处分4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634人。数据的背后，是一个正在被验证的判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2024年3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因涉嫌贪腐被带走调查——这是医疗反腐领域第一次有院士级专家落马。“学术权威不是护身符”，这句话从口号变成了现实。

“不能腐”的制度正在搭建

纠风部际联席机制从9部委扩容至14部委，审计署正式加入，通过“一竿子插到底”的经济审计，让隐蔽的利益输送无处遁形。

2026年5月1日，“两高”司法解释将医疗领域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从6万元降至3万元（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仍适用原有标准）——这意味着普通医生收回扣累计3万元即面临刑事追责。

2026年8月1日，《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从“备案管理”升级为“从业准入制”。医药代表须具备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明确不得承担销售任务，9项禁止行为清单让药企再难“甩锅”给个人。

“不想腐”的生态正在重塑

2024年，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住院次均药品费用较2022年同期下降12.1%，全国各级医保部门追回医保资金242.3亿元。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追回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带金销售”的时代正在退潮，合规营销的转型虽然痛苦，但方向已不可逆转。当腐败不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行业的游戏规则就已经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