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在创作小说集《幸福蒙太奇》期间，马凌云（Ling Ma）怀孕了。那是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她刚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遣散》（Severance），这部关于虚构的传染性病毒导致社会崩溃的末世小说很快被认为“预言”了疫情期间的各种状况，各种采访请求从四面八方涌来，马凌云选择了回绝，并本能地想要躲起来。那段时间，她开始变得内向、隐居，长时间待在公寓的一间后室里写作。怀孕让她做了各种有趣的梦，她试着将一些元素和情感放进小说里。与此同时，她也在思考未来，关于写作、也关于自己的生活处境。
这些体验共同构成了《幸福蒙太奇》里交织着超现实与日常生活的故事：住着一百个前男友的洛杉矶山庄；和朋友在服用药物之后变得隐形，自由穿梭于城市街道和公园；穿过办公室里的一扇小门，就能进入另一个时间凝固的世界；与来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相爱；怀孕的女人发现胎儿的一只手臂长出到体外……马凌云笔下随处可见这样的奇想，可这些故事同时又能在情感层面贴近现实经验，她将其形容为“情感现实主义”——她总是对那些“超出我们常用叙事框架的情感和思维过程”感兴趣，并试图为这些笨拙、尴尬、拙劣、羞耻甚至丑陋的情感找到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
“幸福蒙太奇”这一术语出自电影史学者珍妮·贝辛杰的著作《女人的观点》，指的是电影里通过剪辑形成的一些充满愉悦和享乐的时刻，通常是女主人公在灾难、惩罚或者道德审判来临之前，短暂拥有过的一小段自由和快乐的时光。在作家生涯的初期，马凌云总是感到写作很难，这些“幸福蒙太奇”的场景便成了她开启一段故事的方式，当然随着沉浸在故事里的时间越长，它会变得有些晦暗。正如本书译者、作家周嘉宁所形容的，这部小说集是关于“欢乐时光后的破碎，一些最终会被时间所遗忘的人，消失的女性”。
![《幸福蒙太奇》[美] 马凌云 著 周嘉宁 译明室Lucida·文汇出版社 2026-4](http://dingyue.ws.126.net/2026/0730/4278765fj00tiytwa007ud000u001a9c.jpg)
如果从通常的华人移民评价体系来看，马凌云无疑是成功的。她出生于福建三明，儿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她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又在毕业数年后回到母校教授创意写作。2024年，马凌云被授予麦克阿瑟天才奖——另一位华裔作家李翊云也曾获得这一奖项。但在马凌云看来，这种关于“成功”的移民叙事已经过时，她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叙述为一场胜利，而是更愿意关注故事背后幽微的关系和人性。
今年四月，李翊云受邀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三场讲座，马凌云为其开场。她指出，李翊云的小说让她开始思考：一个华裔作家应该要如何写作？在与界面文化的视频连线中，马凌云再次谈到这一问题，直到今天，它仍然萦绕在她的脑海。马凌云原本以为，自己对移民背后的代际经验并不敏感，仿佛一切都稍纵即逝，无法长久留存，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写作里，她却一次次回到这样的主题，甚至自己也没有察觉到。
界面文化：我想从你小说里的超现实元素谈起，为什么这些特质会吸引你？
马凌云：我喜欢在写作中处理超现实或奇幻元素，它们能够促使许多情感、张力和潜在冲突更快地浮出表面。跟很多人一样，我有点厌倦充满责任和义务的日常生活，你的一天总是被那些不想做、觉得无趣甚至厌恶的任务填满，洗碗、做家务、挣钱、工作，我不想再写这些，因为这已经是我的生活了，我宁愿写些别的。
界面文化：你之前在采访里说会在小说里结合自己做的梦，你是怎么做的？比如《明天》这篇小说里有个细节，主人公遇到妊娠畸形，致使胎儿的一只手臂长在体外。你怎么理解梦境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
马凌云：这确实来自我的梦。梦境通常不合乎逻辑，它不会很好地遵循某个连贯的叙事结构，通常也没有真正完整或令人满意的结局。但有时候我会试图进入那些梦境，将它充实，变得丰富，并仍然保留梦境里的情感和心绪。
关于《明天》，那段梦境里有一种非常浓烈的情绪，绝望，又充满乡愁，我有试着去捕捉它。这篇小说很奇怪，因为在开篇的场景里，我很清楚句子之间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切仿佛来自梦境，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我只是尽可能地去记录它。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对梦境的转录或复制，而是起点，我让自己身处其中，看它会去向何处。
界面文化：《洛杉矶》这篇的结尾也是，主人公仿佛在梦里无尽地追赶。
马凌云：最初我只是想写一篇关于洛杉矶的小说，我从来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我做过一些发生在洛杉矶的梦。当时我在看几部设定在1980年代洛杉矶的电影，还在读一组描写洛杉矶建筑风格的博客，它给我的感觉是很像片场之类的地方，我想要感受那种氛围，就像我在看《穆赫兰道》，以及布莱恩·德·帕尔玛的电影那样。在青少年时期，我还读过很多关于加州的文学作品，像是琼·狄迪恩。对我来说，它非常陌生，但我又会觉得自己几乎已经了解它。
我也会想到卡夫卡，他成长于布拉格和维也纳，但他的小说没有一部设定在这两个地方，至少没有直接提及。然而，他将许多故事背景设置在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比如中国的长城。他的第一部小说叫作《美国》，那是他对美国的想象，我记得里面有一座连接了波士顿和纽约的桥。所以，就像我从没去过洛杉矶，我想忠实地还原它，这种想法本身又带有某种奇幻色彩。
界面文化：你说到保留梦境里的情感，你的译者周嘉宁对这本书有一句类似的评价：共情也是一种召唤术。换言之，情感也可以是超现实的魔法。
马凌云：在这里，情感的真挚、可信是很重要的。我很善于察觉一些事物是否是虚假的，就像我父母总会略带鄙夷地说，“假假的”。不过有时候，人们的真实情感也会让人震惊，不那么讨喜，我也想要捕捉这样的情感，那些人们不敢表达的感受。
很早之前，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最原始的动机往往是关于情感，我感受到这种情感，但我知道无论它是什么，都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所以我常常这样想，小说就是我创造的一个盛放情感的容器，未来的我重新阅读这些文字时，我能够重新体验这些情感，这是我捕捉和保留它们的方式。
02理解了创伤并不一定意味着解脱
界面文化：《幸福蒙太奇》里有不少故事都写到创伤，比如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又或是种族与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你怎么理解创伤在这些故事里的存在？你是如何在写作中处理这一主题的？
马凌云：创伤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一个关于创伤的宏观论点，但我认为书写创伤经验本身，而不是诉诸于俗语或是已经反复被告知的说法。很多创伤并不适合放进小说，因为我们经历它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起因-结果，它不是线性的，可能会超越我们的理性思维，有时候你需要用一些超现实、奇幻的方式来呈现，让它更明显一些。
作为写作者，我试图做的是记录那些无法完全融入既有认知的人类经验片段。正因为它们说不通，或是从未在某种经验层面得到呈现，我会想把它们写进小说里，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从不同角度来思考创伤，这对我来说很有趣。玛丽莲·罗宾逊在《基列家书》里写到，幻觉也可以从过去而来，也许我想捕捉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基列家书》
[美] 玛丽莲·罗宾逊 著 李尧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10
界面文化：这是不是与东亚文化有关？人们不愿意或感到难以表达创伤，但它依然存在，以一种更隐秘、幽微的方式。
马凌云：确实会有很多尴尬和羞耻在其间环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感受，我的经验，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观点，对他人来说是一种不便。我不想显得自私，反复纠结，去研究并试着理解它，所以我只是藏在心里，希望它最好没有发生过，也不想让其他人被迫来面对这些。但问题是，如果你不去正视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它当然会以一种你不完全理解的方式主导你的人生，并让你陷入一些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固定模式中。但你后面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讲出来并不是坏事。
界面文化：比如在《橙子》这篇，主人公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这并没有为她带来解脱，当所有人都将她看作“受害者”，她反而关闭了社交账户。你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在处理创伤，还是仅仅在重新经历它？”
马凌云：说这句话的时候，主人公在持续与另一位女生打电话，她们被同一个男人伤害过，但随着分享的持续，她们开始感到停滞，不知道是否要继续下去，因为她们似乎没有新的观点可以谈论，只是在反复地讲起相同的故事。
在这篇小说里，你看到主人公想要重新拥有自己的叙事权，表明自己是那个胜利者。这是一个女性主义故事。但实际上，事实可能是更复杂而微妙的，因为那并不是某件她可以“赢得”的事物，那些悲伤的感受仍会反复出现，无论做什么，都萦绕在她的心头。并不存在真正的治愈或解决方案。
界面文化：在《橙子》的结尾，主人公看着有家暴史的前男友，却不再感到憎恨，她说：“他只是被困住了。”“被困住”这一表述精准地捕捉了当下许多男性的处境，对于创伤的来源，它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会出现某种同情。
马凌云：我认为《橙子》里的前男友亚当，他的心理是很有意思的。多年后，主人公开始明白，前男友为什么在曾经的关系里对自己施加暴力，因为他不是一个会在社会层面抗争的人，当他丢失了一颗已经花钱买到的橙子，他不会再去要一颗，也不会跟任何人提起，他在许多方面都很消极，这种被动性会逐渐积累为一种愤怒，并施加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她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摆脱了创伤。但事实上并没有，她仍然在思考这件事。所以，即使对当时的境况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未必能真正使你摆脱过去的创伤。
《纽约客》曾经发过一篇文章，叫“反对创伤情节的论据”。作者指出，在某一类小说里，创伤性事件往往会在故事后期才被揭晓，而它很自然地成为了理解人物、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我认为这很常见，不过至少在《橙子》里，主人公理解了创伤，但那仍然不是关键，它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界面文化：可以讲讲你对《雪人做爱》这篇的设想吗？它有一对平行的对比关系，雪人和前男友。
马凌云：在《雪人做爱》的叙事中，主人公一直在对已经分手的前男友讲述这些经历，我认为她真正渴望的是经历某种改变性的体验，这能帮她褪去旧的自己，也将过往的痛苦一并褪去。它就像是一夜情，但更极端一些。我当时其实想的是药物，或是一些随机发生的行为。所以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编织成某些怪诞的情节。
界面文化：雪人看起来充满攻击性，跟雪人做爱甚至会造成生理损伤，但在故事里，雪人却又在某些时刻显得比人类更温柔。这是一种对男性气质的讨论吗？
马凌云：当时我在一家男性杂志工作，给《花花公子》做事实核查和调查编辑，在那段工作里，我一直在思考西方文化当中男性气质的典范，像是加里·格兰特、史蒂夫·麦奎因这样的演员。但我在想，如果你将那样的男性气质推到最极致，它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野兽之类的生物，它也会是一种完全自我的存在，不再需要法律和政府的制约。于是我开始想到一些神话物种，像是“大脚怪”萨斯科奇人，以及这篇写到的雪人（喜马拉雅山上一种传说的神秘生物），这是主人公遇到的极端男性气质。这里有趣的是，由于人类人口过剩，即使是这些生物也不得不来到文明社会，逐渐被同化，装作自己是文明人。
界面文化：你曾说，当下对亲密关系的描摹往往是冰冷而理性的，而你想探索一些新的、另类的可能性。那会是什么？
马凌云：也许我只是想要描写某些特定的关系，以及在关系中的情感。它听起来有些熟悉，但从未真正被写下或得到呈现。我笔下的人物都有一些坏想法，或是“不正确”的情感，他们并不是某种主流叙事里的典型人物，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人。
界面文化：在你的许多故事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疏离的，比如《返乡》这一篇，主人公的婚姻亟需改变，丈夫甚至诉诸了家乡的某种灵性仪式。
马凌云：关系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关系之中的人也在随着时间改变。因此，你会持续地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产生感知，有时近，有时远，有时又被拉近。我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可能会变得很疏离，同时又很亲近，两者并不相斥，它就在那里，人们随之被改变。在《返乡》里，我想丈夫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爱人，并认为自己需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在最后有没有真的得到改变。
04我对移民写作感到困惑和挫败
界面文化：你怎么理解友谊？《G》揭示了女性友谊的复杂性，当下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少见面，或是时常发生冲突，但在此之外，人与人似乎存在一种更深层的、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联结和信任。
马凌云：这个故事关于两位华人移民女生，我认为这段友谊取决于她们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美国社会，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华人的特质。我成长于华人移民社区，那里充满了竞争，你必须考出全A，进入好的大学，有正经的兴趣爱好，这种竞争感是友谊里的一个重要特质。
但与此同时，她们显然拥有一种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尤其是美国白人建立的友谊。她们在相似的移民家庭长大，拥有对这种成长经历和移民文化的共同理解。在《G》里，当主人公用药过度时，她仍然在潜意识里完全信任自己的朋友，因为朋友在过去一直照顾她，给她做儿时母亲会做的骨头汤。但友谊总是处在变化当中，我认为这两个朋友在彼此成长，一个变得更美国化，另一个打算要过不一样的人生。
界面文化：亚裔身份在你的小说里是怎样的存在？《北京烤鸭》这一篇谈到二代移民与语言的关系。
马凌云：在西方社会，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移民叙事：你来到美国，父母为你牺牲很多，你努力工作，战胜重重困难，最终在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确定这样的叙事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还是优绩主义的，努力和聪慧程度必然影响着结果。坦白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你并不富有，那牌面也会不利于你。此类关于成功的移民叙事对我来说有些过时。
写作《北京烤鸭》，也是在处理我对于移民题材的模糊、歧义和困惑。它不一定关于成功，更多是关于对事件和经历的诠释——我在将自己的人生叙述为一次胜利吗？故事是一个精密的器械组织，关乎组织信息的方式，有时候这些因果并没有如实反映现实。所以这更多是关于我对这类写作的挫败。
界面文化：它也会涉及到一种叙事伦理，当女儿成为写作者，母亲的故事能够被忠实地讲述吗？
马凌云：我认为她们对于自己的人生都有各自的叙述：女儿总是感到不幸福，觉得自己在成长历程里一直是异乡人；而对母亲来说，移民对女儿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她不理解女儿觉得自己不幸福。在这里，她们的身份完全建立在对自己人生的讲述之上。当女儿在小说里写下母亲的经历，创造出另外的版本，她的视角是更准确的吗？当母女在争论，来美国是否值得，她是否有过快乐的童年，我认为所有的叙述都是存在的，但这篇小说试图指出的问题是：故事是以谁的视角写下的？又是为谁而写的？
界面文化：类似的思考也出现在其它篇目里，比如与故土的关系，离乡与返乡。你写到，“没有什么所谓真正的返乡”，为什么这么说？
马凌云：我想这几篇小说里都会有一种无家的感受。在现实生活里，我离开又回到芝加哥，可能有五次，这些感受总是不一样的，我也还在寻找和体会。我想，这种局外人的经验，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生活，甚至需要根据所处环境将自己变为另一个不同的人，你可以从更外部、更抽离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人生。
对我来说，芝加哥就是我的家，是我为自己建造的。不过在我的人生里，还是会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感受，仿佛没有什么是能长久留存的，我感觉不到某些来自祖先的、跨越世代的东西，也许是我对这些事物并不那么伤感。
界面文化：一个华裔作家应该要如何写作？你觉得这个问题在今天还重要吗？
马凌云：在《北京烤鸭》里，这绝对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一直萦绕着我。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摸索自己的写作，试图了解自己想写什么。奇怪的是，有些东西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感兴趣，可后来却在写作中不断看到类似的主题或模式浮现出来。如今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兴趣所在，它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渐渐在脑海里形成的，只是我之前并没有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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