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苏黎世，蓝白色的房间里。
何冬梅躺在病床上，左手背上的针头已经扎进去，冰凉的液体顺着血管往上走。她闭上眼睛，脑子里很空，什么也没想。
门忽然被推开。
“停下！”
护士肖晓燕冲进来，手上举着一个文件夹，胸口剧烈起伏。她一把按住注射器，声音发抖：“何老师，您必须先看看这个。”
何冬梅睁开眼，看见文件夹里夹着一张病理报告单，上面的编号被红笔圈了出来。编号是:1998XYLC0032。
她愣住。
因为这个编号，她见过。在二十五年前，她亲手写给赵学兰的死亡证明上。
01
何冬梅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三月十六号。
县医院的体检报告单打印出来的时候，护士喊了好几遍她的名字，她才从椅子上站起来。
她接过报告单，看见第一行诊断意见写着“胰腺癌晚期”，后面还跟着一连串她看不懂的医学术语。
护士说，医生在办公室等她。
何冬梅拿着报告单走进医生办公室，看见杨斌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也拿着同样的一份报告。
杨斌是她前夫，离婚十五年，在县城医院当外科主任。
两人平时没什么往来，除了每年清明扫墓时偶遇。
“你跟我直说，还能活多久？”何冬梅坐下就问。
杨斌沉默了一会儿，说，“三个月到半年。”
“有没有可能是误诊？”
“已经做了两次穿刺，结果一样。”
何冬梅点了点头。她没哭，也没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把报告单折好装进包里，站起来说了句“谢谢”，然后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有人喊她，她没回头。
出了医院大门，太阳很晃眼。
何冬梅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天，觉得今天天气真好，好得有点讽刺。
她在县城一中当了二十八年语文老师，每年带毕业班，去年刚退休。
退休金四千多块钱，存折上攒了不到十万。
女儿杨晓晓在省城读博，学的是生物医学工程，说是还要读两年才能毕业。
何冬梅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
屋里很安静，窗外的鸟叫声一声一声传进来。
她打开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想找个人说说话，可翻了两遍也没想好打给谁。
最后她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过了一会儿，女儿回了条微信:“妈，我在实验室呢，咋了？”
何冬梅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发了句:“没事，就是想你了。”
女儿回了个笑脸表情。
何冬梅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起身去厨房烧了壶水。
水开了，她倒了一杯，放在嘴边吹了吹，喝了一口。
烫得她眼泪都快掉下来，但她没松手，就那么端着。
当天晚上，何冬梅失眠了。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她想起自己十七岁考上师范，毕业后分到县城一中当了老师，一当就是二十八年。
她教过的学生少说也有两千多个，有的考上名校当了医生律师，有的嫁人生子守在县城，还有的进了监狱。
她想起自己四十岁那年离婚，杨斌说他受不了她太要强，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做主。
她想起女儿杨晓晓考上省城大学那天，她高兴得哭了一整夜。
这些事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在她脑子里过。
天亮的时候，她坐起来，给杨斌打了个电话。
“我想去瑞士安乐死，帮我办手续。”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杨斌说:“你疯了？”
“我没疯。”
“你知道那要花多少钱吗？”
“我把房子卖了。”
“那是你住了一辈子的房子！”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留着给谁住？给我弟弟何涛？他巴不得我早点死，好继承这套房子呢。”
杨斌没说话。
“你帮不帮我？”何冬梅问。
“帮你就是害你。”
“那你别管了，我自己搞定。”
何冬梅挂了电话，打开手机浏览器开始查瑞士安乐死的相关信息。
她查了一上午，发现流程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提交病历、心理评估报告、国内公证文件，还得提前预约机构。
她一个快退休的中学老师，哪懂这些。
但她没放弃。
她给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那学生在省城当律师。
学生听她说要去瑞士安乐死，愣了半晌，说了句“何老师，你这是何苦呢”。
何冬梅说你别劝我，就告诉我怎么搞。
学生叹了一口气，给了她一个联系方式，说是专门做涉外医疗的中介。
何冬梅打通了那个电话。
02
中介是个年轻姑娘，说话声音甜，办事却很利落。
她让何冬梅先把病历、体检报告、身份证复印件寄过去，说这些材料要先进瑞士那边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预约时间。
何冬梅把材料整理好寄出去，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才等到回复。
那边审核通过了。
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
瑞士安乐死机构的费用加中介费、机票、住宿，加起来要五十多万人民币。
何冬梅的存折上只有十万出头，差得远。
她决定卖房。
那套房子在县城中心，老小区，两室一厅，八十平米。二十年前她跟杨斌离婚的时候，法院把房子判给了她。她一直住着，把这当成了自己的根。
她挂了中介，当天就有好几个人来看房。
何涛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消息，当天晚上就跑到她家来了。
何涛是她亲弟弟，比她小五岁，从小就不务正业，年轻时在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倒闭了，他就到处打零工，没正经干过什么。
前几年迷上赌博，欠了一屁股高利贷，三天两头来找她借钱。
“姐，你真要把房子卖了？”何涛一进门就问。
“卖。”
“卖了你去哪儿住？”
“不用你管。”
“那钱呢？钱你打算怎么办？”
何冬梅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姐，我是你亲弟弟，你可不能把房子卖给外人。这房子好歹是咱家的，你卖给外人，以后咱妈知道了得气死。”何涛搓着手，眼睛滴溜溜转，“要不这样，你把房子便宜点卖给我，我出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你留着，以后你走了，这钱我再给咱妈养老。”
何冬梅冷笑了一声，“你买房？你拿什么买？你欠的债还清了吗？”
“姐，你这话说的……”
“我说的是事实。你要是有钱，也不会天天来找我借了。”
何涛脸色沉下来，咬了半天牙根，说了句“你等着”，摔门就走了。
何冬梅没理他，继续跟中介谈。
三天后，她签了购房合同，房子卖了两百万出头。
中介扣了一部分手续费，剩下的钱到她账户上，一百九十万。
她转了一百五十万给瑞士那边的机构，剩下的四十万留着自己用。
签完合同的当天晚上，她妈薛春花从乡下赶来了。
薛春花今年七十八岁，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
她一进门就哭，拽着何冬梅的手不放，“你这个没良心的，你爸走得早，我拉扯你们姐弟俩容易吗？你倒好，把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去？那钱你留着，以后还不是便宜外人？”
何冬梅扶着她坐下，“妈，我要去瑞士了。”
“去瑞士干嘛？”
“治病。”
“治病用得着跑那么远？县医院不行吗？”
“县医院治不好。”
薛春花愣了一下，终于听懂了大半。她颤着声音问，“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你别问了。”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病！”
“癌。”
薛春花的手一抖，松开了何冬梅的胳膊。
她坐在沙发上，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何冬梅看着她妈的侧脸，忽然有点后悔告诉她。
但她还是硬着心肠说了句:“妈，我走了以后，你要是有困难，就跟晓晓说。”
薛春花没说话。
何冬梅起身回了卧室，关上门。
她打开衣柜，开始收拾东西。
她翻出一个老式的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一些旧照片和信件。
她坐在床边一张一张地翻看，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拍的是她班上的学生，站在学校门口的大槐树下合影。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曲，上面的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笑得青涩又灿烂。
她看着照片，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赵学兰。
赵学兰是她二十五年前教过的学生，成绩很好，年纪比同班同学大两岁，家里条件很差，父亲早逝，母亲靠种地养活三个孩子。
赵学兰是家里的大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那年中考，赵学兰考了全县第一，但家里不让她继续读了，逼她嫁人。
何冬梅去家访，想劝赵学兰的母亲让孩子继续上学。
赵学兰的母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嫁个好人家比什么都强。”
何冬梅当时说了句什么来着？她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确实也是，嫁得好比什么都强。”
第二天，赵学兰跳井了。
那时候是夏天，村里的井打了很深的水，赵学兰跳下去的时候没人看见。
第二天早上她的尸体才被捞上来，脸已经发白，身体泡得不成样子。
村里的人都说是何冬梅害死了赵学兰，说她作为老师不但不鼓励学生，还说了那样的话，就是把人往绝路上推。
何冬梅那时候年轻，受不了这种压力，请了病假在家里躲了三个月。
后来她回到学校，发现学生们看她的眼神都变了。
她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这件事慢慢淡忘，但赵学兰的名字和那张照片里的脸，她怎么也忘不掉。
她盯着照片，手指轻轻摩挲着赵学兰的脸。
“何老师，对不起。”她低声说了句。
03
一个月后，何冬梅到了瑞士苏黎世。
她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出国，更没想到第一次出国是为了去死。
飞机落地的时候，她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的蓝天白云，心想这儿的天空也没比县城好看到哪儿去。
中介安排好的司机接了她，把她送到一家环境很好的疗养机构。
机构坐落在苏黎世郊区，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楼，周围种满了鲜花。
接待她的工作人员很友善，用英语跟她交流了几句，确认了她的身份和预约信息，然后带她去了一间房间。
房间很干净，蓝白色调，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窗外能看到远处的阿尔卑斯山。
房间里有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写字桌，桌上放着一盆绿植。
何冬梅把行李放下，站在窗边看了好一会儿，觉得这地方挺适合养老的，可惜她等不到老的那一天了。
当天下午，机构安排她做了全身检查和心理评估。
心理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问她为什么要选择安乐死。
何冬梅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我得了癌症，不想被化疗折磨。”医生又问了她一些心理状况的问题，她都一一回答了。
最后医生说她的心理状况符合要求，可以继续走程序。
第二天，她见到了负责她的护士。
护士是个年轻的女孩子，看起来二十多岁，扎着马尾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她的长相很亚洲，说话带点南方口音，自我介绍说叫肖晓燕，是瑞士华人。
“何老师，您好。”肖晓燕伸出手，微笑着说，“接下来您在这边的生活起居由我负责，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我。”
何冬梅跟她握了手，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手很凉。
接下来的几天，肖晓燕每天都会来何冬梅的房间，跟她聊聊天，问问她的身体状况。
何冬梅发现这姑娘是个挺聊得来的人，说话温柔，态度也诚恳。
肖晓燕问何冬梅以前是做什么的，何冬梅说她是中学语文老师。
肖晓燕愣了一下，说:“我妈以前也是老师。”
“是吗？”何冬梅笑了，“她教哪科？”
“她是教数学的。”
“数学好啊，数学老师脑子好使。”
肖晓燕没接话，低头整理病历。
何冬梅注意到她的眼眶好像有点红，但也没多想。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机构通知何冬梅，注射日期定在下周一。
何冬梅算了算，还有五天。
她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杨晓晓知道她来了瑞士，但不知道她是来安乐死的。
何冬梅只说是来旅行散心，女儿还问她玩得开不开心，她说开心。
挂了电话，何冬梅趴在桌上哭了很久。
最后一天晚上，肖晓燕来何冬梅的房间送安眠药。
“何老师，明早九点注射，您今晚早点休息。”肖晓燕把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犹豫了一下，又站住了。
“还有什么事吗？”何冬梅问。
“何老师，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问吧。”
“您为什么要选择安乐死？我是说……您不害怕吗？”
何冬梅笑了笑，“怕，当然怕。谁不怕死啊。但我更怕生不如死。我见过很多人被癌症折磨到最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不想那样。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肖晓燕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才说了句:“何老师，您是个勇敢的人。”
“不是勇敢，是没得选。”
肖晓燕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又停住了，回过头看着何冬梅，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说，轻轻关上门走了。
何冬梅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她心想，明天就是解脱了。
04
那天晚上，何冬梅睡得很不安稳。
她翻来覆去地做梦，梦见赵学兰站在学校门口的大槐树下，穿着一件白衬衫，扎着两条辫子，冲她笑。
她走过去想跟赵学兰说话，赵学兰却转身跑了。
她追上去，追着追着就掉进了一口井，井水冰凉刺骨，她拼命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
她惊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何冬梅坐起身，摸了摸额头，一手的汗。
她看了看手机，六点三十七分。
她深吸了一口气，下床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有些憔悴，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很深。
她对着镜子笑了笑，扯了皱皮肤，有点疼。
换好衣服，工作人员送来了早餐。
何冬梅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把餐盘推到一边。
她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来打发最后这点时间。
八点半，肖晓燕来了。
她没有穿平时的护士服，而是一件白大褂，外面套着一层防菌衣。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表情很严肃。
“何老师，这是最终的注射同意书，请您签一下。”肖晓燕把文件放在桌上，语气平静。
何冬梅拿起笔，看都没看内容就签了。
“您……要不要通知您的家人？”肖晓燕问。
“不用了，我女儿不知道我来瑞士是干嘛的。她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拦着我。”何冬梅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哑。
她沉默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不过，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
“您说。”
“帮我写一封遗书，寄给我女儿。就说我是病死的，别告诉她我来瑞士的事。”
肖晓燕点了点头。
签完文件，肖晓燕带着何冬梅走进了注射室。
注射室在二楼最里面的一间，房间不大，中央摆着一张蓝色的病床。
房间的窗帘拉得很紧，光线有些暗。
墙壁上挂着一个十字架，下面是瑞士安乐死机构的标志。
床头柜上放着一台注射泵，管子连着输液架，上面挂着一袋透明液体。
何冬梅脱掉鞋，躺上病床，感觉床垫软软的，很像她小时候睡的那张老木床。她把手放在身体两侧，闭上眼睛，等着。
“何老师，我给您扎针了。”肖晓燕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到她似的。
何冬梅没睁眼，只“嗯”了一声。
她感觉左手背凉了一下，针头刺破了皮肤，带点刺痛。
然后注射泵开始工作了，机器发出嗡嗡的声响。
药液顺着血管往上走，臂弯处有种说不出的冰凉感。
“何老师，您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肖晓燕问。
何冬梅想了想，摇了摇头。
“那……我关掉了？”
“关吧。”
肖晓燕伸手去够注射泵的按钮，手指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她盯着何冬梅的病历，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猛地转身跑出了注射室。
何冬梅感觉奇怪，睁开眼睛看了看，发现肖晓燕不在了。
她正纳闷，注射室的门又被人推开了。肖晓燕冲了进来，手里举着一个文件夹，气喘吁吁地说:“何老师，您不能死！”
何冬梅愣住了。
“您看看这个！”肖晓燕把文件夹摊开，放在何冬梅面前，指着上面的一行数字说，“您这份病理报告的编号，跟我妈妈的一模一样！”
何冬梅低头去看，看见了那行编号:1998XYLC0032。
她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她太熟悉这个编号了，因为二十五年前，她亲手在赵学兰的死亡证明上填过这个编号。
“你妈妈是谁？”何冬梅的声音在发抖。
肖晓燕的眼眶红了，声音哽咽，“我妈叫赵学兰。二十五年前，您在县城一中教过她。”
05
注射泵还在嗡嗡地响，药液还在往血管里流。
何冬梅猛地坐起来，一把扯掉手背上的针头。
药液滴在床单上，洇开一小块湿痕。
她顾不上疼，盯着肖晓燕的脸，想从这张年轻的脸上找到赵学兰的影子。
“你妈是赵学兰？”何冬梅重复了一遍，声音是抖的。
“是。”肖晓燕擦了一下眼角，吸了吸鼻子，“我妈死了二十五年了，她自杀那年，我才三岁。我外公外婆把我养大，后来我考了护理专业，去了瑞士工作。我选择做这行，就是想弄清楚我妈当年到底得了什么病。”
何冬梅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入职那天，在档案库里发现了您的病历。”肖晓燕翻开文件夹的第二页，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死亡证明复印件，上面的名字写的是赵学兰，死亡原因是“胰腺癌晚期”。
“我妈的病历被人动了手脚。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她当年的病理样本编号被人改过，改成了您这份。”
何冬梅的脑袋越来越乱，“你说清楚点，我没懂。”
“您这份病理报告单上的样本，不是您的。”肖晓燕指着报告单说，“这份样本是我妈的。”
“怎么可能？”
“您看这里。”肖晓燕指着报告单右下角的一行小字，“样本采集日期是1998年5月12日。那一年，您才二十七岁，刚从师范毕业，还没来县城一中教书。您怎么可能在1998年就去医院做穿刺活检？”
她回忆了一下，1998年，她确实还在师范学校读书，根本不可能在县医院做检查。
而这份报告单上的采集日期，确实是1998年5月12日。
那天，赵学兰刚跳井。
“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癌症？”
“您有没有癌症我不知道，但这份报告单上的样本，肯定不是您的。”肖晓燕语气笃定，“我怀疑，您是被误诊了。”
何冬梅的脑子嗡嗡作响。
她用劲攥着床单，手指关节都泛白了。
她没有癌症？
她卖了房子、折腾了这么远、躺上这张病床准备去死，结果告诉她她根本没有癌？
“那……那杨斌为什么要给我这份报告？”何冬梅的声音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悲凉，“他是我前夫，他为什么要害我？”
肖晓燕看着她，嘴唇动了动，犹豫了一下，才说:“何老师，有件事我必须告诉您。”
“你说。”
“我查过我妈当年的主治医生，叫杨斌。他在县医院当过外科主任，后来调到省里去了。”
何冬梅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杨斌。二十五年前，赵学兰的主治医生是杨斌。
“您的意思是……杨斌当年给我妈的误诊，又用同样的手段给我制造了这份假病历？”肖晓燕说，“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他的病历档案里有很多漏洞。我还有证据，但我需要一个帮手。”
何冬梅沉默了。
她想起了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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