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卷四十》及裴松之注引的相关史料记载，诸葛亮并没有设计除掉魏延，反而对魏延十分器重，魏延也没有谋反之心：“亮深惜仪之才幹，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我们细看三国史料和诸葛亮的《出师表》就会发现，不管魏延有没有谋反之心，他都非死不可，当时可能有人认为为了蜀汉朝局稳定，也有三个理由必杀魏延——诸葛亮薨逝，不及早铲除魏延，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乱子，所以刘禅身边的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
实事求是地说，刘禅也算一位比较宽仁的守成之主，在杨仪魏延起冲突的时候，他并没有仓促下结论，而是征求了蒋琬和董允的意见，这两人都是上了诸葛亮《出师表》的：“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有文化的读者诸君基本都会背诵《出师表》，所以不用笔者翻译解释蒋琬董允的作用，而刘禅对诸葛亮言听计从，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诸葛亮薨逝后，蒋琬成了接班人：“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又命琬开府，明年就加为大司马。”
大将军、大司马、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蒋琬除了没有担任蜀汉不再设置的丞相，军政大权一点都不比诸葛亮少，另一个“顾命大臣”李严，到死也没能享受到蒋琬的待遇，就连诸葛亮的最高军职，也是由丞相自贬三级后临时担任的右将军，既没当过大将军，也没当过大司马。
蜀汉需要稳定，军政大权需要统一，这就是魏延必须死的第一个原因：五虎大将已经全部辞世，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魏延俨然已经成了军方第一人，如果他活着，那么大将军大司马职衔就可能落到他头上，蒋琬费祎等人就是能以录尚书事身份主管政务，军政大权分开，那显然是有些人不愿意看到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蜀汉看似一团和气，但朝堂上的党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诸葛亮才会在《出师表》中提醒刘禅，同时也是在表达忧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宫中指的是刘禅直属臣工，府中指的则是丞相府的长史、参军、各种“掾（读作院，本官府里的副官或佐吏）”，杨仪是丞相长史，基本是相府佐官的领军人物，而魏延是刘备“部曲”出身，也就是“先帝”的私兵家丁——东汉军阀割据、豪强世家庞大，军阀和豪强都有家族武装，那些武装就是“部曲”。
封建时代的军权相权之争从未休止，明太祖朱元璋彻底消灭丞相一职，后世却弄出了殿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君相之争依然存在。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郑重提出宫中府中一视同仁，那就说明蜀汉两个派系的争斗已经比较激烈，至少已经出现了苗头，所以诸葛亮才未雨绸缪打了预防针。
《出师表》中这句话，就是魏延必死的第二个原因：不管是诸葛亮在世还是辞世，蜀汉的相权都大于君权，如果刘备的铁杆嫡系魏延掌握了兵权，肯定会坚定地站在刘禅一边，那么原有的稳定就会被打破，蜀汉政权就不会只有一个声音了。
不同史料对诸葛亮的“最后安排”记载并不一致，一种说法是交给费祎蒋琬乃至姜维，这种说法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采纳了，但陈寿的《三国志》却记载得很清楚：“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延是绝不可能背叛刘家父子的，但蒋琬董允却异口同声指责魏延，他们的依据不是是非，而是阵营，我们可以说杨仪和魏延之争，既是文武之争，更是君相之争，而魏延并没有在军队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属于只忠于刘备刘禅的“孤臣”。
正因为魏延是“孤臣”，我们才可以认定他没有谋逆之心，因为奸臣乱臣首先都是要结党的，而魏延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和行动，所以说杨仪和魏延是文武党争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杨仪有党，魏延无党。
魏延不是逆臣，却被当作逆臣夷了三族，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他与诸葛亮战略思想不同，这也是魏延必死的第三个原因：虽然魏延和诸葛亮都是北伐派，但诸葛亮属于稳健的北伐派，魏延属于激进的北伐派，而且荆州义阳人魏延，可能还是反联吴派。
诸葛亮一直坚持联吴抗曹的，即使东吴杀害了关羽占据了荆州，诸葛亮依然“初心不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诸葛亮的亲大哥诸葛瑾在东吴绝对算得上重臣：“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权称尊号，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袭取荆州杀害关羽，诸葛瑾也参与了，而且后来他的任职之地，就是刘备设立的荆州“首府（荆州治所原本在襄阳，刘备占据大部分荆州后，以公安为治所）”，所以诸葛亮留在荆州的亲友田宅，根本就不会受到波及，而魏延的老家却丢了，说他不想打回去，应该是不现实的。
魏延可能会“顾全大局”暂时放下与东吴的恩怨，但伐魏的心情却比诸葛亮还迫切，这一点诸葛亮是十分清楚的：“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
诸葛亮多次出祁山伐魏劳而无功，所以在好《后出师表》中也很绝望：“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诸葛亮有点打不动了，也不想让继任者继续打了，但魏延显然另有打算：“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诸葛亮否决了魏延的冒进战略，其继任者费祎也极力限制姜维：“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虽然汉朝文武不分家，但蒋琬费祎却是纯文官，他们当了大司马大将军，自然是一味求稳，说好听一点是不想轻开战端，说不好听点就是混吃等死：“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
自古以来，都是武将要战文官要和，赤壁之战前的东吴是这样，诸葛亮薨逝后的蜀汉也是如此，这就给读者诸君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只看三国史料或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延确实有三个必死的理由，如果魏延在与杨仪冲突中取胜并执掌全部兵权，蜀汉还能坚持那么多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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