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的两个儿子，一个710分考进武大，一个688分读上大专，18年后，一个买豪车住大平层，一个蜗居出租屋
李国良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把两个儿子都供出来了。
他在安徽阜阳临泉县土陂集村住了大半辈子，年轻时在乡粮站干过磅员，后来粮站撤了，就靠老婆王秀芳在村口开缝纫铺撑家。家里不宽裕，逢年过节才舍得割半斤肉，但两个儿子的学费，他从没拖过一天。
大儿子李明哲从小就聪明，老师讲一遍他就懂，从小学到高中没掉过年级前三。村里人见了李国良就说，你家老大将来是要进大城市的。
小儿子李明远比哥哥小两岁，性格完全不一样。他不爱说话，坐在那里半天不吭声，旁人都以为他闷。其实他心里有数，成绩也没出过前五，只是永远站在哥哥后头。
两兄弟从小就不一样。李明哲爱张罗，走到哪儿都有人围着，班上搞活动他是主持人，学校开会他上台发言，天生是站在亮处的。李明远不争不抢，放学回来就搬个板凳坐院子里看书，哥哥被人夸的时候他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头去。
王秀芳嘴上不说，心里疼小儿子多一些，总觉得这个老二被哥哥的光盖住了，委屈。盛饭的时候她常给李明远多舀半勺，说正在长身体。李国良看在眼里，不说什么。
2006年那个夏天，两个儿子同时高考，整个土陂集都盯着李家。
查分那天李国良骑着摩托车去镇上，手抖得差点没扶稳车把。镇上网吧里挤满了查分的学生和家长，他排在队伍里，后背的衣服湿透了。
轮到他的时候，他报了两个人的准考证号。屏幕上跳出数字的时候，他盯着看了好几遍——李明哲710，李明远688。
他站在网吧门口，拿着手抄的纸条，看了足有三分钟。两个儿子，一个武大的分数，一个也稳上重点。他骑车回去的路上差点撞到路边的水沟里。
回到家把纸条往桌上一放，王秀芳看完眼圈就红了，说祖坟冒烟了。
当天晚上亲戚们挤满了李家那三间瓦房，七嘴八舌地等着看两个儿子填什么学校。李明哲没有悬念，说要报武汉大学，法学。屋子里一片叫好声。李国良点头，心跳得很快，武大法学，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学校。
然后李明远把志愿表推了过来。
李国良低头看了一眼——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大专。合肥的大专。
他脑子里像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嗡的一声。
“你——”他拿手指着那张表，话堵在嗓子里说不出来。
满屋子的人全静了。
李明远坐在那里，手平放在膝盖上，不慌不忙地说：“爸，我想学会计实务，那个学校的实训课在全省排得上号，我想早一点接触实际业务。”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李国良一掌拍上饭桌，碗碟哐当响了一阵，“710分你哥上武大，688分你去读大专？你对得起这个分数吗？你知道688分能上多少好学校？”
王秀芳拽他袖子：“国良，你先听孩子说完——”
“听什么！”他甩开王秀芳的手，“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688分往垃圾桶里扔！”
亲戚们开始交头接耳。有人小声说这孩子怕是脑子出了问题，有人说可惜了这分数。李明远的二舅站起来劝：“明远啊，二舅跟你说，688分你闭着眼睛都能走个211，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都能上，你为什么去大专？你想清楚了没？”
李明远把所有人的话都听完了，等屋子里的声音渐渐低了，才开口。
“爸，您相信我，十八年以后，您就知道谁选的路是对的。”
李国良那天气得浑身发抖，说了很多重话。说他是家里的榆木疙瘩，说他烂泥扶不上墙，说他对不起这些年卖粮食供他念书。
李明远站在那里，不还嘴，不辩解，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攥了一下又松开。最后他只说了一句：“爸，我心里有数。”
李国良没有拦住他。他自己填的志愿，自己骑自行车去镇上交的表。
那天晚上李国良坐在院子里的水泥台阶上抽了一整夜烟，王秀芳在旁边坐着不说话。天上的星星很密，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儿子这辈子算是毁在他手里了。
那个夏天是李国良最觉得抬不起头的一段日子。
送李明哲去武汉的时候，村里放了一挂鞭炮，好几户人家凑了红包送来。李国良借了邻居家的面包车，一路送到武大校门口，李明哲穿着新买的白衬衫，背着书包，冲他们挥了挥手就进了校门。
送李明远去合肥的时候，只有他和王秀芳两个人。坐的是长途大巴，李明远的行李不多，一个蛇皮袋装了被子和几件换洗衣服，一个帆布包放了书。到了学校门口，李明远回头看了他一眼。李国良把脸转到一边去了，没有看他。
那个眼神他后来想了很多次，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嗓子眼堵着什么。
李明哲在武大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他本来就不是安静的人，到了大学更是如鱼得水。竞选了学生会干部，参加了辩论队，年年拿奖学金。每个寒假回来，他都带着一股子与村里人不一样的气度，穿呢子大衣，说话偶尔夹几个法律术语。村里人来了就叫他李律师、李法官，他笑着摆手说没有没有，语气里却透着笃定。
李国良那些年走在村子里腰杆是直的，提起大儿子李明哲，谁不竖大拇指。
李明哲毕业那年，直接留在武汉，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实习律师，工资在那个年头算可以的了。李国良和王秀芳高兴得几晚没睡踏实。
李明哲很快在武汉站稳了脚，谈了个男朋友，叫周凯，家是武汉本地的，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项目主管。第一次上门来的时候提了两条好烟和一盒茶叶，说话客气，叫李国良李叔，叫王秀芳阿姨。李国良心里觉得这个称呼有点生分，但嘴上没说。
他们结婚那年李国良去了武汉，李明哲租的房子在武昌，四十多平，一室一厅，楼道里堆着杂物，墙皮有点起壳。周凯的父母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在一家不错的馆子，席间说了些客套话，但李国良总觉得他们看自己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说不上来，就是一种距离感，好像他坐在这张椅子上不太合适。
婚宴办得体面，宾客不少，李国良穿了一身新买的夹克，坐在主桌上，笑着给每桌敬酒，笑得脸发僵。
小儿子李明远这边就简单多了。
大专毕业以后没回村，留在合肥，先在一家代账公司做实习会计，工资一千八，后来跳到一家机械制造厂做出纳，慢慢转做了财务。他谈了个对象，叫刘建国，是厂里技术部的工程师，中专毕业出来干技术，人踏实，话不多。第一次来土陂集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格子衬衫，进门先叫了李国良一声李叔，然后把他手里的编织袋接过去，说路上累了吧，先坐，我去倒水。
李国良当时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觉得这个小伙子实在，但转念一想，儿子读了大专，找的对象也就是这个层次了。
他们租的房子在合肥东边一个老小区，两室一厅，墙是白的但有些泛黄，厨房小得转不开身，但收拾得很干净。刘建国做饭手艺不错，炒了四个菜一个汤，盛饭的时候先给李国良盛，说李叔多吃。
李国良吃着饭，问了句：“明远，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
李明远说：“够花。”
“够花是多少？”
“四千来块，加上奖金有时候能到五千。”
李国良把筷子放下了，没再说话。
那阵子李明哲在律所已经做到了正式律师，月薪加上案源提成能到一万多，周凯那边房地产正热，收入更高。两下一比，李国良心里那杆秤就歪了。
回到村里，别人问起来，他总先说李明哲，说他在武汉当律师，嫁了武汉人，日子过得好。说到李明远就一笔带过，在合肥上班，做财务的。别人一听就点头，哦，财会上班。那个哦字的语气往下落了一点，李国良听出来了，不接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两个儿子各自走各自的道，李国良和王秀芳在村子里慢慢老了。
2014年秋天，王秀芳病了。
开始是咳嗽，入秋以后一直不好，她说天凉了老毛病，喝了几天姜汤没用。后来咳得夜里睡不着，李国良带她去县医院拍片，医生说肺上有个阴影，建议去合肥的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到了省立医院，穿刺活检做下来，肺腺癌，中期。医生说要做手术，后续可能要化疗，先准备十二万。
十二万。李国良攒了一辈子的钱，加上种地的收入、粮站那几年攒下的，手里拢共不到五万块。
他先打电话给李明哲。
李明哲在电话里说：“爸，我知道了，妈的病不能拖，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李国良问：“你能出多少？”
李明哲停了一下：“爸，我最近手头也紧，周凯那个项目回款慢，房贷每个月要还八千多，浩浩上课外班一年也要好几万，你看能不能我先出一部分，剩下的我想想辙。”
李国良说：“好，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身上没力气，就那么坐着，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然后他给李明远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爸，妈怎么样了？”
他把检查结果和医生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还没提钱的事，李明远那头就说：“爸，我明天一早转七万过去，您先安排住院，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李国良说：“你哪来七万？”
“这几年攒了一些，建国那边也有一点，妈的病不能等，钱的事您别操心。”
第二天上午，七万块到账了。李国良站在银行柜台前面，看着存折上多出来的那个数字，手有些不稳，把存折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两遍。
李明哲那边过了将近一个月，转过来一万块。附了一条微信：爸，实在对不住，这是目前能拿出来的，周凯那边月底有一笔回款，到了我再补。
李国良回了句没事，你忙你的。
手术做了，切了一叶肺，人救回来了，但王秀芳的身体从此垮了一大截，走路喘，上不了二楼，每天要吃七八种药。
化疗那段时间，李明远每隔四五天就从合肥坐高铁过来一趟，来了就守在病床边上，喂水、擦脸、扶着上厕所、跟护士交代注意事项。李明哲来过两次，待了两天就走了，说所里有案子走不开。
李国良没有怪他，律师这个职业他懂，忙起来确实脱不开身。
但有一次化疗反应大，王秀芳吐了一身，李国良手忙脚乱地擦，王秀芳抓着他的手，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说了一句：“国良，明远这个孩子，跟明哲不一样。”
李国良说：“都是我儿子，什么不一样。”
王秀芳没再说，转过头去看窗外。病房外面是一棵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掉下来几片，贴在玻璃上滑了一下。
又过了五六年。
李明哲的日子在表面上看是越来越好的。他从原来那家律所跳出来，跟人合伙开了一家律所，专做商事诉讼，接的案子金额大，提成高。周凯也升了职，做了副总，家里换了车，把武昌那套小房子卖了，在汉口买了套大的，一百三十五平，贷了不少款。
李国良听他说起来，觉得大儿子是真出息了，武汉有房有车有事务所，在村里人面前说起来脸上有光。
可他慢慢发觉有些不对。李明哲打电话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打来，说不了几句就说忙，匆匆挂掉。过年回来的次数也少了，有一年说案子排到了年后，有一年说要去周凯父母那边，有一年说孩子要上培优班走不开。
王秀芳每次提前把李明哲爱吃的腌豆角和腊肉准备好，等不到人，就把那些东西放进冰箱，坐在堂屋里不说话，手里搓着衣角。李国良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堵，但也说不出来什么。
李明远这边，每年过年一定回来。
他和刘建国开着一辆灰色的国产SUV，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米、面、油、腊肉、还有给王秀芳买的降压药和钙片。进了门刘建成就脱了外套进厨房，说李叔王姨你们坐着，我来弄。李明远则蹲在王秀芳跟前，拉着她的手说话，问她药按时吃了没，腿还疼不疼，天冷了棉裤穿了没有。
李国良坐在院子里，刘建国端了杯茶放在他旁边，他喝了一口，问李明远：“在合肥过得怎么样？”
“还行的，爸，您不用操心。”
“工作稳不稳？”
“稳的，我现在在一家制造企业做财务主管。”
“工资呢？”
李明远想了想：“比以前好一些了，够用。”
李国良不再追问，但心里默默算了一下，做财务主管，在合肥，能有多少，肯定比不上李明哲开律所。他没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
那几年土陂集的年轻人都走光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李国良和王秀芳守着那三间瓦房。瓦房上了年纪，下雨天屋顶渗水，他年年爬上去补瓦，后来腰不好了，爬不动了，就找邻居帮忙。
有一年秋天，李明哲突然打电话来，语气跟平时不一样，说话吞吞吐吐的。李国良问他怎么了，他说律所接了一个大案子，对方背景复杂，有些麻烦，但说没事爸我能处理，您不用操心。李国良问什么麻烦，他说了一堆法律术语，他一句也听不懂，只感觉到他说话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笃定了。
之后有大半年，李明哲的消息越来越少，发微信也是几个字：爸最近忙，都好，放心。
李国良找到李明远问：“你哥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李明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爸，哥的事我听说了一些，您先别急，他这个人要强，能处理好的。”
“到底什么事？”
“爸，等合适的时候我再跟您说，您别急。”
李国良把电话放下，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根烟。
李明哲的事最终还是没兜住。
2022年春节，他带着周凯和孩子回来了，是几年来头一次回村过年。李国良高兴得很，提前让人杀了只老母鸡，又去镇上买了鱼和牛肉。李明哲进门的时候他注意到，他瘦了很多，脸上的妆虽然画得仔细，但眼底下的青色盖不住。周凯也不像以前那样挺着腰板，整个人坐下来的时候肩膀是塌的。
年三十晚上吃完饭，孩子去隔壁房间看电视了，王秀芳在厨房洗碗，李明哲坐在李国良对面，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爸，我跟您说个事，您别急。”
李国良放下手里的茶杯：“说吧。”
李明哲的声音很低：“律所出了问题，合伙人卷了一笔钱跑了，案子出了纰漏，当事人把律所告了，赔了一大笔，我担了连带责任，把——”他停了一下，“把汉口那套房子卖了还债。”
李国良愣在那里：“卖了？”
“嗯。”
“那你们住哪儿？”
“在周凯父母那边的老房子挤着，武昌的一个老小区，房子老，但先有个落脚的地方。”
李国良没有说话，堂屋里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从隔壁传过来，放的是春晚的重播。周凯坐在旁边，低着头，两只手搓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
李国良问：“亏了多少？”
李明哲说：“爸，具体的我就不说了，说了您睡不踏实，总之我现在手上没什么了，正在找新的所，重新来。”
李国良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说了一句：“四十出头的人了，重新来。”
李明哲没有接话。
王秀芳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厨房门口，围裙还没解，手在围裙上擦着，眼眶红红的。
那顿年夜饭的剩菜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没人动。
年后李明哲一家三口回了武汉，走的时候周凯先上了车，李明哲站在车旁边，李国良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路上慢点。”
李明哲点了下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笑着挥手，转身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闷。
李国良站在院门口，看着那辆车开上村道，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他转过身，王秀芳站在他后面，小声说：“明哲瘦了好多。”
他嗯了一声，进了屋。
李明远知道这件事后打来电话：“爸，哥那边您别太担心，他有这个能力，能缓过来的。”
李国良说：“你哥现在房子都没了，你说的缓过来，你帮没帮他？”
“帮了。”
“帮了多少？”
“爸，这个不说了，兄弟之间的事。”
李国良没再追问，但他心里清楚，李明远嘴上不说，背地里一定贴补了不少。
他后来听说，李明哲一家在武汉住的那个老小区，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水管老化，墙皮脱落，楼下是门面房，白天吵得很。五楼，没有电梯，王秀芳的腿根本去不了。
他的大儿子，武大法学毕业，开过律所，住进了那样的房子。
这件事他对谁都没提，村里人问起来，他只说明哲在武汉当律师，忙得很。
那段时间李国良的失眠越来越严重，夜里两三点还睁着眼，听着窗外的虫叫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想2006年那个夏天，两张查分条摆在桌上，710和688。想李明远说的那句十八年以后你就知道谁选的路是对的。想自己那一巴掌拍在桌上碗碟晃的样子。想他坐在大巴车旁边把脸扭过去不看他那个眼神。
王秀芳有一晚也睡不着，突然开口：“国良，你说当年明远要是也去读了重点大学，现在会是什么样？”
李国良盯着漆黑的天花板，很久没说话。
“我不知道。”
又过了一年多，李国良七十五了，王秀芳的身体越来越差，肺上的毛病反复，心脏也查出了问题，每天早上一把药就着温水吞，手抖得厉害，药片经常掉在地上。李国良自己也好不到哪去，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犯了又好，好了又犯，早上起床要先扶着床沿坐三分钟，等那阵麻木过去才能站直。
李明哲那边的情况他知道一些，他进了一家新律所做授薪律师，不比当年自己开所，收入降了不少，但总算稳定了。周凯从房地产公司出来了，说是行业不行了，出来自己做点小生意，但做得不顺。他们的儿子李浩在武汉读初中了，成绩一般，补课费不少。李明哲偶尔打电话来，说爸我最近攒了点，回头给您转过去，有时候转了两千，有时候说完就没下文了。李国良不催他，不是不缺钱，是不想给他压力。
李明远这边，每隔两三个月一定回来一趟，车后备箱从来没空过。
有一回李国良忍不住问：“明远，你哥现在这个样子，你跟他还有联系没有？”
李明远剥着橘子，慢条斯理地说：“有，我们经常微信聊，他那边我能帮的都帮了。”
李国良又问：“你自己呢？日子过得怎么样？”
李明远看了他一眼：“爸，您是操心我呢还是操心哥呢？”
李国良说：“都操心。”
李明远把橘子掰了一半递给他：“我和建国过得挺好的，您不用挂心。”
刘建国从厨房端了盘刚炒好的花生米出来，顺便接了一句：“李叔，明远今年又升了，财务总监。”
李国良愣了一下：“财务总监？”
李明远瞪了刘建国一眼：“你多什么嘴。”
刘建国缩了缩脖子，嘿嘿笑了两声回厨房了。
李国良问：“什么公司的财务总监？”
李明远说：“就那个制造企业，做了好几年了，老板让我管的。”
“工资呢？”
李明远犹豫了一下：“比以前好，您别问那么细。”
后来李国良从刘建国嘴里拐弯抹角地问了出来，李明远不只是财务总监，他这些年一边上班一边考了注册会计师，后来又考了税务师，手上攥着两个证，在合肥的财务圈里有了名气，前两年被一家做新能源配件的公司挖过去做了财务总监，年薪加分红，比他想象的多得多。
李国良听完没说话，坐在那里想了好久。
再后来，有一天李明远和刘建国接他去合肥看他们新买的房子。
车开到了政务区的一个新小区，门口有门禁和保安，进去以后绿化很好，树是移植过来的成年银杏，叶子正黄。电梯坐到十六楼，李明远开了门，李国良站在玄关处往里看，客厅宽敞，落地窗，阳光铺了一地。
一百二十平，四室两厅。刘建国说，装修是李明远自己设计的，简单，但用料都是好的。
李国良走进去，站在阳台上往外看，能看见天鹅湖的一角，水面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
他心里很复杂。
这是大专毕业的儿子买的房子。
武大法学毕业的那个，挤在武昌的老破小里，连房子都不是自己的。
他站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风吹过来，烟散得很快。李明远走过来站在他旁边，没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远处。
他没有提当年那句话，从来没有再提过。
但李国良记得，他一直记得。十八年以后，您就知道谁选的路是对的。他站在这间阳光照进来的客厅里，第一次认真地想，也许当年坐在那张饭桌前拍桌子的人，应该后悔的不是李明远。
那天傍晚李明远开车送他回村，路上两个人没说几句话，车里放着一档财经节目，主持人说的什么他听不懂，就是听着声音。
到了村口，李明远停了车，帮他把后备箱的东西搬进屋，跟王秀芳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身要走。李国良站在院门口，说：“明远。”
李明远回过头：“怎么了爸？”
李国良张了张嘴，想说很多话，想说对不起，想说当年不该打那一巴掌，想说这些年他心里那个结，但到了嘴边全堵住了，最后只说了句：“路上注意安全。”
李明远笑了笑：“好。”
车灯亮了，照亮了村道上飞扬的灰尘，然后车拐了弯，红尾灯消失在夜色里。李国良在院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夜风凉了，他才转身回屋。王秀芳坐在床边，把药片一片一片摆好，问：“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哦。”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老式挂钟走针的声音，嗒嗒嗒。李国良坐下来，把老花镜摘了放在桌上，闭了眼。这十八年的事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后来，李明哲来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很低，说浩浩要上高中了，好学校的择校费要好几万，周凯的生意还在亏，公婆那边又催他们还钱，他手上的授薪律师工资每个月到手也就一万出头，扣了房贷和生活费，剩不下什么。
李国良听着他说话，他的声音不像以前那样利落了，带着一种疲惫，一种他从来没在大儿子身上见过的疲惫。
他说：“你需要多少？”
李明哲说：“爸，我不是找您要钱，就是说说话。”
“说说话是为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就是想跟您说说话。”
李国良攥着手机，手心发潮，说：“明哲，你有什么难处直接说，爸没多少，但能帮的帮。”
他说：“爸，我没事，真的。”
挂了电话以后，李国良马上打给李明远，把李明哲说的情况告诉了他。李明远听完说：“爸，我知道了，我来联系哥。”
李国良问：“你帮不帮得了？”
“帮得了的我帮，爸，您放心。”
李国良把电话放下，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想起2006年那个夏天，他把巴掌拍在饭桌上，碗碟晃了一地。想起他说李明远对不起那个分数。想起他坐在大巴车旁边把脸扭过去不看他。想起李明哲在武汉的年夜饭桌上低着头说房子卖了。想起李明远二话不说转过来的那七万块。想起李明远站在阳台上不说话的侧脸。
那天傍晚的阳光很亮，照在他脸上，他眯了眼，觉得有些刺。
那天夜里，李明远打电话来说要来接他。李国良以为是要带他去合肥住几天，李明远说不是，先去一趟哥那里。
车开了将近四个小时，从土陂集到了武汉。李国良在车上没问去哪里，李明远也没说。车过了长江大桥，拐进了武昌的一个老小区，在楼栋之间的空地上停了下来。
楼道灯是坏的，李明远打开手机手电筒在前面走，李国良跟在后面。楼梯窄，墙上有水印，一层一层的。到了五楼，李明远敲了门。
门开了，李明哲站在门后面。
他穿着一件起球的灰色卫衣，头发随便扎着，脸瘦得颧骨突出来了。他看见李国良和李明远站在门口，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圈一下子红了。
李国良进了门，屋子很小，客厅加卧室加起来不到四十平，沙发挨着床，厨房在进门左手边，隔了一道塑料帘子。窗户开着，外面是老小区的楼道，有人在做菜，油烟味飘进来。
李明哲让李国良坐在沙发上，倒了杯水放在他面前，手有点抖。李国良没喝水，他坐在那里，看着这间屋子，看了很久。沙发对面的墙上贴着一排奖状，是李浩的，从小学到初中，上面有褶皱，边角翘起来了。茶几上放着几本法律文书和一沓打印出来的案卷材料，旁边是一个药盒，安眠药。
他看到了那个药盒，心里一紧。
李明远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李明哲，又看了一眼李国良，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走到李国良面前，从随身的旧帆布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袋子边缘已经磨损发白，里面装着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他没有直接递给父亲，而是自己展开，借着窗外路灯的光看了片刻，然后递了过去。
“爸，有件事我瞒了您十八年。”
李国良接过那几张纸。最上面是一份复印的表格，纸张已经泛黄发脆，折痕处几乎断裂。他戴上老花镜，认出那是一张高考志愿表的复印件。
考生姓名栏写着：李明哲。
第一志愿：武汉大学，法学。
第二志愿：空白。
第三志愿：空白。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手写的备注，墨水已经褪成淡褐色。字迹他认得，是大儿子的笔迹，最后一笔总是习惯性往上挑。
那行字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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