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撰述|关于杜月笙|沈醉|范绍增|黄金荣

（内容全部取材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原始回忆文本，摒弃一切后世文学演绎与网络传闻，无虚构情节，所有人物、事件严格恪守原文记载）

范绍增（哈儿军长）

一、范绍增与杜月笙相交缘起及长期相处概况

范绍增与杜月笙最早建立联系始于1925年。彼时范绍增任职于杨森麾下，担任第七师师长，驻防四川万县；杜月笙已是上海青帮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范绍增长期在四川经营袍哥势力，名声远播上海，而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声势，范绍增在西南地区亦早有耳闻。二人初期并未直接会面，依靠川土贸易搭建起联络纽带。杜月笙常常派遣门下门徒携带亲笔信函前往川东，希望能在范绍增管控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土，凡是持杜月笙手信前来接洽者，范绍增都会予以通行便利。

1928年，范绍增转投刘湘，出任川军第四师师长。杜月笙安排同门、人称“吗啡大王”的陈坤元赶赴范绍增管辖的邻水县筹建吗啡加工厂，托请范绍增提供地方庇护。彼时在鸦片产地就地加工吗啡，收益远高于直接运输生土前往上海，双方的商业合作由此持续加深，但这段时期依旧依靠信使互通信息，始终未曾当面相见。

1929年，范绍增专程前往上海，第一次与杜月笙当面会晤。杜月笙全程亲自接待，带着范绍增结识上海租界内军政、工商、帮会各界人士，使范绍增直观感受到杜月笙在上海滩盘根错节的社会影响力。此次会面，两人互换庚帖、交换生辰八字，正式结为异姓兄弟，彼此关系也从商业合作伙伴转变为情分深厚的结义弟兄。自此，二人形成了稳定的往来模式。

1929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范绍增多数时间驻守四川，难以长期旅居上海。只要条件允许，他几乎每年都会抽空赴沪拜访。逗留上海期间，杜月笙时常邀约范绍增一同外出赴宴、参与各类庆典应酬、接待全国各地赴沪的军政访客，范绍增也经常出入华格臬路杜公馆，久坐客厅闲谈，旁观杜月笙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近距离观察其待人处事的方式。

范绍增

1937年上海沦陷，杜月笙迁居重庆，寓所距离范绍增的范庄不远，这也是二人相处最为频繁的阶段。双方时常互相登门拜访，经常长时间坐在一起畅谈时局，品评南北各路军阀、国民政府各派官员以及工商、帮会人物，不少重庆本地的社交活动，二人也常常结伴出席。西南军政人员、袍哥领袖以及从上海内迁的商人遇到矛盾纷争时，也常会同时寻求二人从中调解。二人交谈范围十分宽泛，既能商议实业、贸易相关事务，也能深入探讨政坛派系博弈。杜月笙愿意主动同范绍增分享自己对时局的判断，范绍增身处西南掌握川渝军政内幕消息，也毫无保留地与之交流，彼此相交少有客套与回避。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杜月笙重返上海，范绍增主要活动区域依旧在西南，二人难以时常相聚，平日依靠书信互通音讯。遇上杜月笙重大庆典活动，范绍增会专程赶赴上海相聚。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选择避走香港，二人自此天各一方。范绍增曾经计划托人致信劝说杜月笙返回大陆，最终未能如愿。

沈醉

二、范绍增亲身经历、亲眼见证的各类事件

（一）1933年鄂西作战负伤，杜月笙倾力安排赴沪医治

1933年，范绍增奉调出川前往鄂西作战，交战过程中右臂身受重创。经当地医师诊断，伤势十分危重，存在截肢风险。消息传到上海后，杜月笙十分焦急，立刻着手进行安排。他派遣心腹张松涛从上海赶赴汉口接应范绍增，同时提前联系上海的医院与外籍专科医生做好准备。待范绍增乘船抵达上海码头，杜月笙安排另一心腹顾嘉棠在码头等候迎接，直接将范绍增送入白渡桥公济医院，由杜月笙承担全部医疗费用，重金聘请外国医师开展诊疗。范绍增住院养伤期间，杜月笙还多次亲自前往医院探望照料。得益于妥善医治，范绍增的右臂得以保全，没有截肢。这件患难往事，范绍增始终铭记于心，也是维系二人兄弟情谊极为重要的一桩经历。

（二）重庆袍哥对峙风波，杜月笙克制处事化解冲突

避居重庆之后，杜月笙的影响力延伸至西南地区，引起本地袍哥领袖石孝先的忌惮。石孝先联络西南多地袍哥势力，打算联合起来与杜月笙相抗衡，双方矛盾持续不断升级。局势最为紧张之时，各方相关人员齐聚范绍增的范庄，甚至在公馆内设赌形成对峙局面，现场气氛紧绷，冲突一触即发。范绍增既是杜月笙的结义兄弟，又是西南袍哥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全程在场见证整个过程。

面对对方主动发难，杜月笙没有选择动用势力强硬回击，始终保持克制姿态，多方寻找中间人斡旋谈判，不断做出退让缓和对立情绪。经过持续沟通调解，双方矛盾逐步平息，没有爆发大规模争斗。范绍增亲眼目睹全过程，感受到杜月笙遇事不愿轻易与人撕破脸面的行事特点。

杜老板

（三）重庆私下时局聚会，杜月笙叮嘱范绍增严守谈话秘密

寓居重庆期间，杨杰发起一场非正式私人聚会，邀约杜月笙、范绍增、黄琪翔、杨虎几人碰头探讨时局。整场会面属于私下交流，并不对外公开。聚会结束众人各自分开时，杜月笙单独拉住范绍增郑重叮嘱，当日几人交谈的全部内容切勿对外传播，即便是跟随自己多年、最为亲信的顾嘉棠，也不必告知详情。

这件事给范绍增留下很深的感触。外界大多认为杜月笙一心一意依附蒋介石政权，但通过此次叮嘱，范绍增察觉到，杜月笙内心思虑远比大众想象复杂，存有多重考量，外界对他单一化的印象并不客观。

（四）抗战后期助力杜月笙竞选国民大会代表

临近抗战尾声，国民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选举。杜月笙一心希望能够当选国大代表，借此获得官方认可的正式政治身份，摆脱“帮会中人”的标签。但杜月笙根基扎根上海，在川康西南缺少人脉基础。为此，他专门致信托付结义兄弟范绍增，依靠范绍增在西南军政、袍哥圈子广泛的人际关系，联络各方人士，为自己争取参选支持。范绍增接受委托，尽力在西南各地为之疏通协调。

（五）两度赴沪参与重要庆典，目睹杜月笙声势起落

1931年，杜月笙位于浦东高桥的杜氏家祠完工，举办规模盛大的落成典礼。杜月笙专门向范绍增发出邀请，范绍增赶赴上海参加仪式。彼时全国各地军政、工商、帮会代表纷纷到场，场面盛大，范绍增亲眼见证了杜月笙事业最为鼎盛的时期。

1947年，杜月笙举办六十寿宴，范绍增再次前往上海祝寿。对比十六年前杜家祠堂落成的空前盛况，范绍增能够清晰感受到时局变化之下，杜月笙的社会声势已经大幅衰减，事业已然步入下坡阶段。

（六）川盐银行开业赴约一事，尽显杜月笙重诺的处事原则

杜月笙常年饱受严重哮喘病困扰，气候稍有变化便容易急性发作，病情严重时整夜无法平躺休息。有一次，范绍增与杜月笙相约一同前往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业现场道贺。二人乘车赶赴会场途中，杜月笙哮喘突然发作，呼吸困难，身体承受巨大痛苦。随行随从纷纷劝说杜月笙折返家中休养，可以委派他人代为出席活动。杜月笙短暂调整状态之后，依旧坚持按时赴约。在他看来，既然与人定下约定，便不能因为自身病痛随意失约，完整过程范绍增全程陪同，亲眼目睹此事。

三、长期交往之中，范绍增观察总结的杜月笙行事特质

（一）施恩不喜张扬，习惯暗中替人排忧解难

多年一同应酬交际、往来接触，范绍增总结出杜月笙十分鲜明的处事特征。但凡出面为他人化解纠纷、出资接济处境困顿之人，杜月笙大多选择在私下安排落实。事情妥善解决之后，他从不会主动向外宣扬自己出手相助。绝大多数受到恩惠的人，都是经由中间传话人，才知晓背后是杜月笙从中斡旋出力。范绍增认为，这也是杜月笙能够笼络各方人心十分重要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范绍增在回忆文字之中仅有这一概括性总结，并未记录具体救助对象、完整帮扶个案，相关详细事例不在原文记载范围内。

（二）礼遇失意文人和旧官僚，时常征询各方意见

范绍增多次在上海杜公馆、重庆杜月笙寓所看到，杜月笙身边常年聚集一批丢官去职的旧政客、落魄旧式文人，他将这批人视作谋士，常常主动向他们征询建议。范绍增在文稿中明确点名两人，一位是杨度，另一位是前总统徐世昌的秘书徐慕邢。

在与这些知识分子、旧官僚相处时，杜月笙不会摆出帮会首领高高在上的姿态，待人礼数周全，虚心接纳各方观点。同时需要厘清，原文只记载二人长期往来、杜月笙向其问计，并没有记录范绍增在场时，杜月笙与杨度、徐慕邢之间具体的谈话内容。

（三）善于体察人心，待人处事眼光长远

常年共同会客、参与各类社交场合，范绍增观察到杜月笙擅长揣摩不同人的心理。面对军人、政客、商人、底层帮会人员，他会采取各不相同的相处方式，不少人与他初次相见，便能生出好感，愿意与之深交。杜月笙也经常和范绍增谈及自己的处世理念：行事应当眼光长远，如果长久能够结下人脉助力，即便眼前暂时吃亏也值得去做，不可斤斤计较一时得失，待到日后需要求助他人之时，才会有人愿意施以援手。

日常相处里，范绍增几乎不曾见到杜月笙当众与人激烈争执。遇事习惯换位思考，凡事为他人留有退路，不会把局面彻底堵死。倘若有人登门求助，当下无法立刻解决难题，他也不会生硬回绝，而是给出缓冲方案，保全求助者的体面。

（四）钱财取舍通透，与黄金荣行事风格形成鲜明对照

范绍增同时接触黄金荣与杜月笙两位上海帮会核心人物，长期对比二人敛财、用钱的模式。黄金荣依靠租界巡捕的公职身份起家，敛财手段直接粗暴。不少外省官僚携带资产逃至上海做寓公，一旦消息被黄金荣手下打探到，便会持续勒索逼迫，直至榨干对方绝大部分钱财，最后仅仅留下少量路费打发对方离开，向来只知聚财、不愿散财。

杜月笙获取财富的渠道众多，但花钱十分豪爽，钱财常常刚刚到手，便投入应酬交际或是用于接济他人，不会一味囤积金银。正因为愿意散财助人，感念、拥护杜月笙的群体也越来越庞大。

四、范绍增对杜月笙一生困境与时局局限的思考

结合多年共处亲眼所见的诸多事件，范绍增形成了清晰的判断：杜月笙全部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依托近代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租界独有的缓冲格局消失之后，他多方游走、左右斡旋的生存空间也就不复存在。

数十年间，杜月笙主动靠拢、配合国民政府，毕生都想要摆脱“帮会人物”的身份标签，获取正统的社会地位。但是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只是利用他广泛的人脉与社会影响力。当局需要杜月笙稳定上海秩序、协调工商与帮会事务时，各方高官显贵礼遇有加；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处处加以防备与打压。

1948年，蒋介石召集上海工商各界领袖前往南京商议经济政策。杜月笙参会返回上海后，便和范绍增交流，坦言这场会议本质上是当局意图借助上海各界力量搜刮财富。时隔不久，蒋经国前往上海推行经济管制，逮捕杜月笙之子杜维屏，这件事给予杜月笙沉重打击。此后二人见面、书信往来时，杜月笙多次向范绍增吐露心中的寒心与失望。

范绍增由此感慨，纵使杜月笙长袖善舞，交友遍布南北各地，深谙人情世故，但是旧式帮会力量，在现代国家公权力面前十分脆弱。杜月笙一辈子精于谋划，不断寻找退路，依附各路当权者谋求自保，到头来依旧难以掌握自身与家族的命运。一个人再高明的处世手段，终究难以抗衡时代发展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