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腾讯新闻《贴身保姆眼中杨绛的最后20年》、人民网《百岁杨绛先生有哪些养生高招》、中医中药网《百岁杨绛的长寿启迪》、新浪博客《揭开杨绛先生的长寿秘诀》、人民周刊网《杨绛先生的养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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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5岁。
消息传出，是在天光透亮之前，北京的夜还没有完全散去。
那个清晨，许多人是从手机屏幕上得知这个消息的。
朋友圈里，一时之间转发的转发，沉默的沉默。
都说民国时期是文学繁盛的时代，学术伉俪、才子佳人数不胜数，梁思成林徽因、鲁迅许广平、沈从文张兆和、钱锺书杨绛……而今，这个繁荣时代的最后一颗星陨落了。
她走了。
一百零五年。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比大多数人能想象到的时间跨度都要长。
两个世纪的更迭，她都亲历其中。
她出生的那一年，清廷尚未覆灭；她离开的那一年，移动互联网早已将世界连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一个人的生命，竟可以横跨如此漫长的历史。
然而这一百零五年，并不是平顺的一百零五年。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
她的父亲杨荫杭，是一名法学家。
她自幼随父母辗转于北京、无锡、上海、苏州之间，见过乱世，经过离别，也历经过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能遭遇的几乎所有起伏。
她学贯中西，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
她与钱锺书相守一生，在无数个旁人眼中的绝境里，她始终站在那里，站得稳，站得直，直到最后。
她走后，多年来，和杨绛相伴的只有保姆吴女士，平日里基本都是闭门谢客，尤其是媒体的探访。
这位姓吴的保姆，在杨绛身边陪伴了整整二十余年，目睹了她生命最后那一段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细节——读书、写字、叠被、买菜、送走至亲、独守空屋，以及一个人在深夜翻稿纸的声音。
杨绛走后，有人专门去问吴阿姨，是什么支撑着这个女人活到了一百零五岁。
吴阿姨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在那之后被人辗转传开——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句话前面停下脚步，细细咀嚼它的分量时，才慢慢明白，它所指向的，是杨绛用整整一生践行的那一件事……
【第一节：清华古月堂，缘起于偶然】
1932年，21岁的杨绛在清华大学看望老友，她与钱锺书在学校的古月堂门口偶然相逢。
那是一个春天，杨绛从苏州东吴大学北上借读，初到清华园，一切都是新鲜的。
彼时的钱锺书，留着分头，戴着眼镜，已是清华园里出了名的才子。
两个人的相遇，就发生在那道普普通通的古月堂门口，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旁人的撮合，就这样，一段绵延了数十年的缘分，就此落了地。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锺书相识。
两人于1933年在苏州订婚。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
留学期间，杨绛从高材生自甘做起了"灶下婢"。
她放下自己的学业与追求，全心全意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1937年女儿钱瑗出世后更是无暇他顾。
每当遇到换灯泡、修马桶之类琐事，杨绛都是亲自下手，还劝慰丈夫说："不要紧，有我呢！"
她的父亲杨荫杭听闻后颇有微词，而钱锺书的母亲则由衷赞叹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938年，杨绛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彼时正是山河动荡的年月，上海沦陷，物价飞涨，南北战火未息。
杨绛带着幼女，一边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一边写剧本，也在家中打理日常的一切。
1943年、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
这些剧本在乱世的上海一经推出，便广受观众欢迎，连演不衰。
那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得到的答案是：杨绛的丈夫。
就是这样一位嗜书如命的先生，一直用淡雅的文字抒写人生，直至晚年，她仍笔耕不辍，用文笔雕琢岁月的痕迹。
其实，在写作上杨绛要早于丈夫钱锺书成名。
1945年4月底，日本宪兵司令部不知杨绛何人，来她家搜查，她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受讯。
这是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时代的刀锋。当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把钱锺书《谈艺录》的手稿藏好。
那一叠稿纸，是钱锺书倾注多年心血的东西，在她看来，比自己的安危更值得保护。
这是她一生中的一个小小侧影，却足以说明一件事：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动荡，她始终知道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也始终在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第二节：特殊时期，从零开始学西班牙语】
进入五十年代，钱锺书与杨绛均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任职。
那是一段在北京相对安定的日子，两人埋头于各自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女儿钱瑗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一家三口，各有所托，各有所归。
然而，这段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59年，杨绛开始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958年冬天，47岁的杨绛决定"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她无师自通，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
这件事说来平常，做来却难以想象。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在已经通晓英语和法语的情况下，决定从头开始学一门全新的语言——西班牙语，而且不借助任何老师，不参加任何课堂，就一个人在书房里翻字典、查语法、啃原文，一个词一个词地啃下去。
她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原因并不复杂：有人希望她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而此前国内尚无从原文直接译出的汉语译本。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一项值得去做的工作。她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段岁月里，两人的相聚，靠的就是菜园与宿舍之间那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
杨绛白天看菜园时，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坐在小马扎上，把书或本放在膝盖上，看书或写东西。
在条件最艰苦的日子里，她依然在读书，依然在写东西，依然没有停下来。
他们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泰然处之，从未因艰苦的生活而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欲望。这一点，后来成为她整个人生的底色，从年轻时一直延续到最后。
1972年3月，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她立刻重新拾起那部被搁置多年的《堂吉诃德》，继续翻译。
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1986年杨绛因此荣获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从1958年冬天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到1978年译本出版，整整二十年。
中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一部书的诞生，背后是一个人用二十年的时间，始终没有放弃去做这件事。
这是杨绛的第一条线索——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什么，她从未停止做她认为值得做的事。
【第三节：1994年，三里河的灰色老楼】
1977年，杨绛先生晚年一直栖身于北京市三里河的一处小区，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
在几百户中，先生家是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据说，这是"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这栋灰楼，就是杨绛生命最后几十年的居所。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
院子里满是岁月的痕迹，楼道窄，采光一般，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北京老小区没什么两样。
杨绛从七十年代末住进来，一住就是几十年，从来没有换过地方，也没有置办过什么贵重的家具和摆设。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
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
钱锺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
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1995年前后，北京三里河，杨绛和钱锺书住在那栋灰扑扑的老楼。
那年杨绛八十四五岁，钱锺书也差不多。
女儿钱瑗还在世，但身体已经不太好。
家里的活儿，两个老人自己干不动了。钱锺书身体尤其差，常年哮喘，天一冷就犯，犯起来整宿整宿地坐在床上喘，杨绛就在旁边守着，一夜一夜地不睡。
吴阿姨就是在这时候进了这扇门。
别人请保姆，是找个干活儿的人。
她请保姆，找的是能一起生活的人。
这种差别听着细微，实际上天差地别。
找个干活儿的人，你看的是手脚利不利索，会不会做饭，懂不懂规矩。找能一起生活的人，你看的是这个人能不能在你最狼狈的时候，不让你觉得难堪。
吴阿姨进门的第一天，便遇到了一件让她记了很多年的事。
早上，天色刚亮，杨绛已经起床。
吴阿姨本来打算去替她整理卧室，推开门，看见杨绛正在自己叠被子。
那个被子她叠得很仔细，四个角要对齐，床单要扯平，枕头放在被子上面，位置居中，不偏不倚。
吴阿姨一开始说我来吧。
杨绛说不用。她也不多解释，就是每天早上自己把被子叠好，然后去洗漱，之后坐在书桌前开始工作。
叠好被子，洗漱，坐到书桌前。
这个动作，杨绛每天重复，不论晴雨，不论身体好坏，不论窗外的世界发生着什么。
吴阿姨说，杨绛坐在书桌前，腰板是直的。
不是故意挺着，是习惯了。她拿笔的手会有点抖，但写出来的字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有时候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中间不喝水，不吃东西，也不说话。
吴阿姨怕她太累，隔一会儿过去看看。
杨绛抬头看她一眼，笑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写。那种专注的样子，吴阿姨说她后来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没见过。
吴阿姨在这个家里，开始慢慢看清楚一件事：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并不是一个在等着被人照顾的老人。
她每天都有事情要做，而且，她做那些事情的方式，是认真的。
【第四节：1997年，女儿钱瑗走了】
吴阿姨在这个家里待的时间越长，见到的事情就越多。
1996年春季，杨绛女儿钱瑗腰痛加剧，在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过专家会诊，确诊是肺癌晚期。
消息传来的时候，杨绛已经八十五岁了。
女儿住在医院，钱锺书也已卧病在床，一个大半个北京城的东边，一个大半个北京城的西边，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于两处之间。
钱瑗写给妈妈杨绛的两封信中，字字颤抖倾斜，笔迹微弱，当时她已不能进食，是平躺在床上，阿姨持笔帮助其书写的。
因钱瑗担心杨绛自己在家不会做饭，详细地教妈妈如何做饭。
信虽长，但能看出此时钱瑗写字已很是吃力。三月四日，钱瑗走了。
1997年3月4日，钱瑗去世，8日火化。
她走的时候，才五十九岁。
杨绛那天从医院回来，天已经黑了。
冬天的北京，天黑得早，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
吴阿姨说，杨绛进门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不是平静，是那种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之后的空白。
那一夜，吴阿姨守在外面，几次去敲书房的门，都没有得到回应。
更难的，还在后面。
钱锺书那时已病重，卧床在医院。杨绛没有把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她每天下午按时去医院，进门换上一副平静的神情，坐在钱锺书床边陪他说话。为了隐瞒女儿去世的消息，杨绛冒充女儿写信安抚病重的钱锺书，当时钱瑗已辞世五日。
看过此信后，天天问"阿瑗"的钱锺书，再未问过圆圆的消息。
杨绛知道：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她模仿得再像也无法还原出女儿……
吴阿姨在旁边看着，心里堵得慌。
她说她当时想，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她是怎么把这么大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还能笑出来的。
晚上回来，杨绛一个人在书房坐到深夜。
吴阿姨端了碗粥过去，杨绛说了声谢谢，声音很轻。吴阿姨退出来，没走远。她站在门口，听见里面翻书的声音。一页，又一页。
那时候她在写什么，吴阿姨起初并不知道。
很多年以后，那本书出版了，吴阿姨才看到其中的一段话："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那本书，叫做《我们仨》。
1997年3月初，钱锺书大行前对杨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活！"次年12月19日清晨，钱锺书匆匆而去。
一年零九个月之内，她先后送走了女儿和丈夫。
钱锺书走后，杨绛一个人留在那栋灰楼里，开始了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独居岁月。那时候她八十七岁，而她还有十七年要走。
钱锺书走后的那几年，是吴阿姨陪伴杨绛最久的一段时光，也是她看得最清楚的一段时光。
外人往往以为，一个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的八十多岁老人，大概就此沉浸在悲痛里，日子一天天地耗着，直到某一天安静地离去。然而吴阿姨看见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
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
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
杨绛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懂钱锺书的思维方式，懂他的用典习惯，懂他那些隐藏在字缝里的暗示。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把钱锺书手稿整理成书的人。
就是这样，八十多岁的杨绛，坐在那张普通的书桌前，一张纸、一张纸地把那7万余页手稿轻轻揭开，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亲人离开快二十年了，杨先生独自留下打扫战场，凭着她的倔强和坚忍，一点一点地实现亲人未竟的心愿，也为世上的读书人留下一个又一个文化瑰宝。
有一天，杨绛提出要去菜市场。
吴阿姨有些迟疑，她当时已经八十八岁，但她站起来拿起布袋，神情里有一种不容商量的笃定。
那天她们一起去了菜市场。杨绛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但很稳。
在一个菜摊前面停下来，弯腰挑了两根黄瓜，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一根，说这根有点老。摊主称了称，说三块二。
杨绛掏出三块钱，说："两毛抹了吧。"
吴阿姨站在后面，看着这个八十八岁的老人跟菜贩子讨价还价，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她后来跟人说，那一刻她知道，这个人垮不了。
她看见了杨绛身上的某种东西——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乐观，也不是硬撑出来的坚强，而是一种扎根在最深处的、对生活本身的参与感。
她还在挑黄瓜，还在计较两毛钱，还在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自己的判断，和这个世界发生着真实的关系。
2011年，百岁老人杨绛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
百岁之后，她依然每天坐在书桌前，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吴阿姨在她身边待了二十多年，有一件事始终让她想不透：为什么这个老人，越老却越像是有什么事情等着她去做？
直到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吴阿姨，是什么支撑着杨绛活过了一百零五年，她才把那个在心里盘桓了多年的答案，慢慢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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