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四川，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一代代四川人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矢志不移、开拓创新，接续书写着辉煌灿烂的壮丽史诗。江山之雄、文物之盛，人才辈出、文脉昌盛，在今天，依然是推动和鼓舞我们勇毅前行的宝贵文化财富和磅礴精神动能。
为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存史、育人资政”职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巴蜀历史文化十讲》，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传播与普及巴蜀历史文化，多角度呈现巴蜀 4000 余年的丰厚历史与灿烂文化，热情讴歌四川人民开放开明的博大胸怀、坚韧不拔的奋争意志和披荆斩棘的创造精神，以期从历史文化的浩瀚空间获取绵延之力量和不竭之营养。我们将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以飨读者。
《巴蜀历史文化十讲》
第五讲 扬一益二（二）
西川印子
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
——（宋）《猗觉寮杂记》
“西川印子”，是唐代时对蜀地雕版印刷出版物的统称。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印刷形式，肇自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它延续千年，使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承，并推动了人类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和传播进程。
成都，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唐宋以来，“人文之盛”为成都成为全国造纸和雕版印刷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唐代，蜀地民间私家刻印书籍者甚众，他们不但大量刻印诗人文集，而且还突破朝廷的限制，大规模刻印历书销往全国各地。中唐时，成都已成为全国印刷业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蜀刻本”更是随着国际交流走向了世界。唐末日本僧人留学中国，携带回日本的若干资料中就有“西川印子”《唐韵》和《玉篇》部分篇目 ；“西川印子”还传播到了朝鲜、东南亚以至西方各国，名满天下。
五代十国时期，相对于北方的动荡混乱，四川保持着相对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再加上前、后蜀政权的大力提倡和扶持，成都的雕版印刷业快速腾飞，雕版技术趋于成熟完善，成都成为当时全国的雕版印刷中心，还出现了被誉为“后世家刻之先驱”的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代表人物。毋昭裔倡导刻立“蜀石经”，雕版印刷《九经》，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私人大规模刻印儒学经典著作的先例，为我国经典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承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时蜀刻甲天下。”
两宋时，四川沿袭并发展五代时的成就，将雕版印刷业推向巅峰，雕版刻印之风遍及全川，并逐渐形成成都（北宋时期）、眉山（南宋时期）两大蜀刻中心。与唐代不同，宋代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之分，官方在四川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印刷出版活动。其中，宋太祖开宝四年（971 年），朝廷派人到成都主持开雕《大藏经》（又称《蜀藏》），这套印刷品约 4860 万字，共刻雕版 13 万余块，历时 12 年才雕印完毕，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同时，成都的私刻也毫不逊色，出现了诸如成都人彭乘等北宋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留下了“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之说。
宋代蜀刻本精致考究、经久耐用，内容丰富、校勘仔细，具备极高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还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进程。宋代蜀刻本既是绝妙的艺术珍品，也是宋史研究的“宝藏”，因而极其珍贵。目前，中国国家版本馆存留的蜀刻本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馆藏珍品之一。
2009 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最早的雕版
《陀罗尼经咒》印本
1944 年，成都望江楼附近出土一座唐墓，发现一幅约一寸见方的茧纸刻印《陀罗尼经咒》残片，长 34 厘米，宽 31 厘米。上面刻有佛像和古梵文经咒，中央为一个小方栏，栏中有六臂菩萨刻印 1 尊，栏外刻围线及梵文，刻有经咒 17 圈，咒文外又雕双栏，四角各刻菩萨像 1 尊，每边各刻菩萨像 3 尊，中间穿插佛教贡品的图像。印本首行还有竖镌一行汉文 ：“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其中所记载的“龙池坊”，据考证就在今天的成都春熙路一带，唐代时就是书籍汇聚之所 ；以此文字推断，此印本应在设置成都府（757 年）之后不久出现。此前，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的，是刻印于唐咸通九年（868 年）的《金刚经》，它发现于敦煌，现藏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蜀刻本”《陀罗尼经咒》残片则明显早于《金刚经》，原物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被公认为目前国内收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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