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五月底，短短五天，民国政坛上演了全中国最扎心的一幕。一边是隐退大佬被请出山签了人人喊骂的协定，一边是下野老将硬生生扯起抗日大旗，同一个五月，两种选择，说起来至今让人五味杂陈。
现在很多人都没听过黄郛的名字，放在民国初期，那可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人物。他早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认识了陈其美和蒋介石，三个人直接拜了异姓兄弟，黄郛排行老二，蒋介石见了都得叫一声二哥。
后来蒋介石掌权，黄郛一直帮老蒋打理外交事务，北伐的时候还出过一次天大的岔子。那时候北伐军打到济南，日本人怕自己在华利益受损，直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黄郛奉老蒋的命去谈判，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心灰意冷直接躲去莫干山隐居了。
长城抗战打完，南京这边心里门儿清，自己实力跟不上，打下去讨不到好处，得跟日本讲和。这活谁接啊，接了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骂名，老蒋想了一圈，还是亲自去莫干山请了自己这个二哥。
黄郛本来在山里隐居得舒舒服服，完全可以推了这个烂摊子，再出来跟日本人谈判，明摆着就是接个烫手山芋。谈不好打起来，国民党的部队要平白无故牺牲不少人，谈成了答应日本人一堆过分条件，全国老百姓都会把他当国贼骂。
可黄郛最后还是接了这个活，收拾东西去了北方谈判。1933年5月22日，他先和日本驻北平武官谈成了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月31日，《塘沽协定》正式签字。
消息曝光之后全国直接炸了，舆论沸沸扬扬全是骂声，所有人都认定这就是卖国协定，黄郛也成了全国的靶子。更有激进的人直接放话，说黄郛就是国贼，恨不得杀了他谢罪。
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里写得清楚，黄郛签字之前没报南京核准，签完才通报，他就是怕协定在会上讨论黄了，也打定了主意牺牲个人名誉替当局受过。黄郛自己也清楚，弱国没有话语权，有些骂名总得有人站出来背。
后来黄郛接受《大公报》采访，还说起这段日子，说这一年来，大家都觉得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没少受日本人的气，对内还得天天跟人解释，真是痛苦得要命。
这边黄郛在谈判桌替当局背骂名，那边早就有人忍不了日本人得寸进尺，站出来要拼命了，这个人就是冯玉祥。冯玉祥中原大战输了之后，一直躲在泰山隐居，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日本人占了热河又往察哈尔打，冯玉祥实在忍不下去，1932年10月就搬到了张家口，和各方合作收编了不少零散部队和东北义勇军。1933年5月26日，也就是《塘沽协定》签字的五天前，他在张家口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自己就任总司令，通电全国宣布抗日。
队伍刚拉起来就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开干，同年六月下旬到七月初，吉鸿昌、方振武带着队伍北上，接连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座城池。最提气的就是多伦一战，同盟军跟日军血战五昼夜，硬生生把多伦从日本人手里夺了回来，这可是九一八之后少有的大胜。
全国老百姓都跟着振奋，南京那边却犯了愁，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他们这边正跟日本人谈和呢，冯玉祥这边打得热火朝天，这不完全是拆台吗？再说当年中原大战好不容易把冯玉祥打趴下，现在他一下子拉起十万人马，保不齐以后又成气候，对南京来说可不是好事。
没多久何应钦就给冯玉祥发了电报，话讲得相当漂亮，说日军就是因为你揭了抗日旗帜，才要借口侵入察哈尔，你得忍辱负重，赶紧解散同盟军。说白了就是把锅全甩给冯玉祥，意思就是你不抗日日本人就不打了，你赶紧收手别坏了我们的大事。
冯玉祥顶不住南京方面的重重压力，实在撑不下去了。1933年8月5日，冯玉祥通电宣布把察哈尔军政大权交给宋哲元，8月14日就离开了张家口。
冯玉祥走了之后，同盟军总部直接被撤销，方振武被逼得流亡香港，吉鸿昌后来在北平被捕，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就这样烟消云散。
1935年5月，何应钦又在华北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南京方面的部队和党部都撤出了河北，华北一下子就剩下宋哲元一家独大。
宋哲元看似成了掌控华北的封疆大吏，实际上直接被推到了和日本人接触的风口浪尖。当时谁都看得出来，这只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更大的风浪还在后面。
参考资料：人民网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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