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外的小街，现在叫工农街，是我记忆的发轫地。
高高低低的麻石条铺成的路通向南北，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一个挨着一个，母亲单位是这条街唯一的工厂，它坐落在小街中部，厂房分布在街道两边，附近有座桥连接南北，桥下深色的水日夜流淌。儿时的我看着水色、听着水声，总感到不太对劲，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一条排污水的河沟。
出租给我们的大户人家，坐东朝西的古色古香木楼房俨然是“庭院深深深几许”。一楼由房东三代同堂“包了”，二楼有三个单间，分租给三户。我家是上楼第一间，摆两张床睡五人。隔壁是三口之家，独生女在上初中，经常教我跳舞，我羡慕她人长得好看。最后一间是母女仨，大女儿和我差不多大，别看她年纪小，帮妈妈做事有板有眼，我羡慕她天天上幼儿园。
每天，家里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唯有我独闲，常常生出点事来。写父亲布置的启蒙作业，铅笔掉在地上断了，拿起笨重的菜刀修，小手没有力气，刀直接滑落在右脚背，血立刻流了出来，赶紧移开刀，从田字格本子撕了一张纸擦拭，父亲刚好回家，吃了一惊，赶紧给我处理了伤口，自此留下人生第一道伤疤。那时，城里大多使用煤炉做饭，煤球自制或者买现成的煤球饼，三家煤炉一字形排在二楼公共区域，邻里烧煮经常照面，相互和和气气，从不见争吵。我家用“白的”（铝）锅煮饭，记得有一次，我看到米汤溢了出来，自作聪明地上前端锅，结果被烫伤。母亲下班回来知道后，把大姐狠狠打了一顿，说她没有照顾好妹妹。邻居大妈过来劝，把大姐拉到了她家。闯祸殃及无辜感到不安，我跟过去向大姐道歉。她用哭肿的眼睛望着我，没有责怪我一句，当时她也只是个孩子，善的种子却已经刻进了骨子里。
在孩子的眼里，外面的世界既新鲜又美丽，好奇心驱动着他们去了解周围的一切。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家唯一的电器是电灯（这还是因为在城里租房），离小街不远的马山宾馆经常放免费的露天电影，父母只要有时间，都会带我们去看，那是我们最大的娱乐，正面观众太多，我就到反面看，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小街整天人来人往，开店的、摆地摊的很多，中间夹着算命先生。他一只手让家里小孩牵着，另一只手用细竹棍探路。一边慢走一边吆喝：“卖茉莉花啦”。听到有人回应，他便停下脚步，睁着一双盲眼判断声音的方向。有的人付钱买了花，有的人则请他算命，我喜欢旁听。算命先生要求报生辰八字，然后念念有词，讲几句停顿一下。被算命的听得头头是道，一旦算到不如意处，算命先生支招化解，似收获锦囊，快哉快哉。我对算命先生能掐算出一个人的命运，简直佩服得一败涂地。
小街生活尽管时间不长，却是我童年的一笔财富，可圈可点。例如，到蝶子塘小学（现德宽路二小）给二姐送早饭，要经过长长的台阶，我一步步爬上去，看到教室里摆放的一排排桌子、板凳，听到书声琅琅，就想：上学真好哇，有这么多同学一起玩，我要快点长大。到母亲单位玩，看到纺织阿姨把头发塞在白帽子里，穿着白色围裙，在轰隆作响的机器前跑来跑去，一双手快速地接线头，立刻对她们肃然起敬。原来我穿的衣服是阿姨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她们好伟大。没有电扇和空调的顶楼房子，夏天就像个蒸笼，人仿佛是馒头在里头蒸。孙悟空可以借到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去扇火焰山，我们是普通人，无能为力的结果是我的颈部长出了“结子”，父亲带我去求医，小街医院医生将我捆绑在椅子上，让父亲按着我，他拿着剃胡子的刀片迅速在“结子”上割了一刀，我痛得嗷嗷大叫。说来也怪，等到他把里面撞的脓挤掉了，我反而不感到痛了。更神奇的是，医生没有用针线缝合伤口，而是用胶带和换药来进行处理，伤口愈合后，仅留下一条细线，基本上没有人发觉，这种高超的医疗技术不逊于今天的专家。
2026年7月29日于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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