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已经收到朝廷的银子，最后又被退了回来
武清侯李国瑞去世之后，崇祯恢复了他七岁儿子的爵位，并且让人把之前追缴的金银退回去，最初提出向勋戚借钱的首辅薛国观, 就被皇帝记恨上了，后来，他也死在崇祯的诏令之下。
晚明最缺的就是钱
辽东那边战事没停，中原的流寇更厉害，军饷就像一个填不满的大坑，崇祯敢削爵位，敢追赃款，也敢把内阁首辅逼到绝路, 可这一整套强硬的办法，最后既没留下李家的银子，也没留下愿意接着替他追钱的人。
这件事的起因是李家的一场争财产
李国瑞对庶兄李国臣很不尊重
李国臣心里生气就去告状, 说父亲留下四十万两的家产，自己应该分一半，还愿意拿出这部分当作军饷。
这个数字是李国臣说的，不是朝廷清点出来的真实数目，崇祯一开始没答应, 可是薛国观正想着给国库想办法，他跟皇帝说，外廷的官员由大臣管，内廷的勋戚就得皇上自己定。
于是崇祯就把目光放到李国瑞身上
他想要追要李国臣说的那四十万两, 可李国瑞不愿意，朝廷就定好时间严格去追讨。
有人给李国瑞出办法, 让他把财产藏起来，他倒干脆把宅子拆了，把家里的东西拿到街上卖，让所有人都看见他没钱。
这可能只是一场表演，但从这场表演也能看出李国瑞面临的情况，朝廷没先弄清楚他到底有多少财产，也没规定勋戚该按什么比例出钱，只要皇上觉得四十万两是有的, 那追讨可能就一直进行。
在这时候，承认有钱比装穷还危险，交出一部分，也不一定就表示这事完了
崇祯随后就剥夺了李国瑞的爵位
李国瑞又害怕又着急，就这么死了, 可是相关部门还是接着索要（财物），各位皇亲国戚一个个心里不安，皇帝让他们第一次见识到，缺军饷能把家族争财产变成政治案件，也能把一个世袭侯爵逼得没路走。
不过，这份威慑很快就被崇祯自己给取消了
皇五子生病的时候，宫里有人传播神异的说法，说孝定太后怪皇帝对外家刻薄, 皇子没几天就夭折了，崇祯非常害怕，马上封李国瑞的小儿子为侯，并且把收的金银退了回去。
银子退回去后，勋戚得到的教训便不再是“抗拒必受严惩”。他们看见，拖延、藏匿、求情，甚至等待宫中风向变化，都可能让皇帝收回成命。
崇祯仍有处罚任何人的权力，可他刚刚证明，处罚的结果并不稳定。
薛国观的结局，又把另一条路堵死了。
薛国观并非无辜清臣。史携带重金进入他的宅邸，薛家也留下了对他不利的证词，后来又陆续牵出其他行贿线索。把他的案件全部说成崇祯栽赃，并不符合史料。
问题在于处分如何一步步加重。
五府、九卿、科道议处时，最初有人主张让薛国观致仕或闲住。崇祯不满意，先将他罢职，随后继续追查。最终，薛国观被命自尽。
《明史》对薛国观评价很差，说他为人险刻，却仍认为他“罪不至死”，指出崇祯带着私愤杀人。
这给后来承办筹饷的大臣留下了另一个清楚的信号：奉旨向勋戚要钱，会替皇帝招来怨恨；一旦事情办砸，政策失败、私人恩怨和贪腐罪名又可能混在一起。
钱如果筹不到，丢官的不一定就只是执行者，钱如果真追得比较使劲，皇帝的保护他也不一定等得到。
李国瑞案让出钱的人更愿意隐藏财富，薛国观之死让办钱的人更不愿承担风险，崇祯拥有的强制力没有消失，却很难再变成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筹饷办法。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留下薛国观、扣住李家的银子，明朝就能渡过财政危机
晚明战争一直不断，原有财政长期按偏低的定额运转，军费压力早就超过一次临时借助能解决的范围，李国臣说的四十万两就算全部是真的, 也只能解救一阵，没法供养一场看不到头的战争。
然而长期财政越困难，朝廷就越得反复跟人要钱，也就越需要稳定的边界、可信的承诺和愿意承办的人, 可崇祯做的正好相反。
下一次国库再缺钱时，他仍然可以下旨，仍然可以削爵杀人。只是朝廷里已经更难找到肯报出真实家产的人，也更难找到愿意替他把钱要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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