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冀中平原，热气贴着地面翻涌。河北衡水饶阳县里满镇王屯村，红薯秧已经高出地头约30厘米。种植户刘罗蹲下来，从地里捏起一小片薄膜，给记者看它正在降解的样子。
“不用再回收了，省去了大部分人工。”他说。
种植户刘罗。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刘璐 摄
刘罗种地已有十余年，从最初的几十亩，到如今的三千余亩。地越种越多，地膜曾成为一件让他头疼的事。“之前地里庄稼收完了，落了一地地膜，都得靠人工捡拾，或者用拖拉机拉着耙子收集起来。”他说，地膜收起来以后，往哪里送，同样是难题，“没地方消耗”。
三年前，这样的白色垃圾在当地田间并不鲜见。如今，刘罗使用的地膜换成了全生物可降解材质。对他而言，变化并不抽象，最终落在一笔账上：少雇一些人，少花一笔清理费，也少担心残膜被翻进土里。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跟随最高检“检护民生”采访团走进饶阳的农田、白洋淀的水村和沧州大运河边的古坝，看到检察工作进入日常生活的三个切面。它们没有宏大的起点，最初被看见的可能只是一片废弃地膜、一处污水排放隐患，或古坝上的一道裂缝。
一亩地的账
饶阳县是传统农业县，全县每年地膜使用面积约3万亩。地膜能为农作物增温保墒，但不同地膜的回收难度相差很大。饶阳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宏沛航介绍，用于日光棚覆盖的农膜厚度约0.1毫米，回收相对方便，也有一定经济价值；用于花生、红薯、水果玉米等作物的地膜则薄得多，厚度约0.015毫米，废弃后回收难、价值低。
“一方面是随风飘舞，造成空气中的白色污染。另一方面在第二年春耕的时候，它会随着耕地翻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宏沛航说。薄膜一旦被翻进土里，靠一次集中清理很难全部找出。
2023年4月，饶阳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相关线索，随后走访农户，并向农业农村部门核实。调查显示，留楚镇、五公镇等部分乡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废弃地膜随意丢弃现象。问题摆在眼前，但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镇分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整改从何处入手，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当月，检察机关邀请县农业农村局及有关乡镇政府召开座谈会，围绕职责分工和治理办法交换意见。“通过座谈，基本厘清了各行政机关的责任，包括农业农村局和属地政府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宏沛航回忆。
座谈会上，检察机关向相关行政机关送达8份检察建议，要求也更具体：先摸清残膜分布，集中回收处理；再加强普法和使用引导；从长远看，则要寻找传统地膜的替代品。
整改很快开始。相关单位用一周左右时间集中清理辖区内残留地膜。当年4月27日至28日，检察机关再次查看整改情况，确认残留地膜已基本清除。
但清掉眼前的地膜，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此消失。
此后，饶阳县检察院继续追踪治理进展。宏沛航说，“检察长先后4次带队走进田间和生产基地调研，并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建立长效协作机制。”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超薄农膜的检查；乡镇设置回收点；农业农村部门推广生态可降解地膜。检察机关要做的，是通过监督推动有关部门依法履职，而具体治理仍需多个部门、农户和市场共同完成。
推广可降解地膜并非简单地换一种材料。价格高不高、降解时间是否可控、农户愿不愿意用，每一项都影响推广效果。“我们既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还得让行政机关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履职，经过反复沟通协商，才逐步推开。”宏沛航说。
首先要过的，还是价格这一关。刘罗算过，普通地膜每亩材料费约60元至70元，人工清理费还要100元，合计至少160元至170元。可降解地膜价格更高，但农业农村部门给予每亩104元补贴，免去回收环节后，“一亩地至少省了100元人工费”。
2023年，刘罗开始使用可降解地膜。他说，地膜从铺设后的第90天开始降解，之后会一点点消失。饶阳县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县推广可降解地膜7000余亩；截至2026年，累计推广面积超过3万亩。
水往哪里流
在白洋淀，检察官赵哲把透明采样器缓缓放进水里，再提出水面。水样是否达标，需要检测；一片淀泊的生态是否真正好转，还要看污水从哪里来、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转，以及问题会不会越过行政区划，从上游流向下游。
白洋淀。
白洋淀由143个大小淀泊和3700条沟壕组成。赵哲是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室的负责人，他介绍，白洋淀“上承九河、下注渤海”，治水不能只盯着一处。2021年6月，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室（以下简称检察室）成立后，与上游唐河、漕河等沿线22家基层检察机关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共享线索、协同取证，并跟踪生态修复情况。
检察室把日常巡查、无人机巡查和水样检测结合起来，也借助“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与公安、自然资源、住建、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处理畜禽粪便污染、非法捕捞、乱排乱占等问题。
赵哲说，白洋淀生态治理涉及河流上下游，也涉及不同地区和部门，办结一个案件只是起点。“我们坚持机制建设、类案监督、领域治理相结合，努力从源头消除污染隐患。”
王家寨村是白洋淀唯一不通陆路的纯水区村庄，由一个主岛和17个卫星岛组成。过去，岛上污水处理设施并不完善。此后，当地为王家寨村配建3座污水处理站和9座水冲式公厕。安新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周嘉敏介绍，处理后的尾水经压力泵输送至岛外，用于绿化灌溉，生态环境部门则定期抽检。
“现在污水实现循环利用，水质好了，生态美了，老百姓的幸福感也大大提升。”周嘉敏介绍，对检察机关而言，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污水处理设施能否持续正常运转。
2024年，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发现个别村落存在污水排放隐患，向主管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整改没有停留在一个点位，主管部门随后对全县所有污水处理站的运营管理情况开展排查，并对一体化处理项目进行集中检查。设备停运、坑塘淤积等问题，也被纳入常态化巡查和复查。
普通人也被接入这张保护网。公益志愿者王晓晔从事白洋淀鸟类保护已有十余年。她介绍，志愿者在巡护和鸟类救助时发现非法捕猎、破坏栖息地或侵占湿地等线索，可以通过“随手拍”等渠道提交给检察机关。
面对非法狩猎、非法捕捞等案件，检察官还要结合违法情节、危害后果和修复情况，区分不同情形作出处理。赵哲介绍，“对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经公开听证后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监督其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对于犯罪情节较重的，坚决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及生态损害责任。”
检察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检察室成立以来已办理涉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案件288件，累计追索生态损害赔偿金227万余元。白洋淀水质已连续5年保持Ⅲ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
保护好古坝
南运河流经河北沧州东光县连镇镇，在“九龙十八弯”的一处弯道旁，谢家坝沿河铺开。
东光县政府公开资料显示，这座清代夯土坝长218米、高5米、厚3.5米，坝体由灰土和糯米浆逐层夯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文件显示，谢家坝是中国大运河遗产组成部分之一。
谢家坝。
与污水和废弃地膜不同，古坝面对的不是污染问题，隐患更多藏在日常管理里：游客攀爬、杂草和垃圾堆积，以及坝体上出现的裂缝。
2021年3月，沧州市检察院与东光县检察院联合踏查后，对谢家坝保护问题立案调查。由于文物保护、河道管理和周边环境治理涉及不同部门，单独找一个部门，很难把问题说清。两级检察院随后组织公开听证。文化和旅游、生态环境、水务等部门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群众代表和文物专家坐到一起，讨论这座老坝该如何保护。会上，各部门也说明了现有保护措施和实际困难。
听证并不是最后一步。东光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三级检察官孟晶晶回忆，“2021年4月2日，在充分听取这些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与各职能部门召开了磋商会，大家对如何保护谢家坝以及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达成了一致的磋商意见。”
磋商之后，警示牌立起来，监控装起来，道路得到修整，专职巡查人员也被安排到位。对于坝体裂缝及脱落问题，有关部门请专家到现场检测论证。经分析，相关变化被认为属于正常现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个案解决后，监督被延伸到更大范围。沧州市相关部门修改完善了《沧州段大运河文物保护实施方案》和《沧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2023年3月，河北省检察院部署相关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后，沧州检察机关又将大运河环境资源及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点工作。
河流跨越行政区划，沿线遗产保护同样难以各管一段。沧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一级检察官刘鹏说：“在沧州市检察院指导下，东光县检察院牵头组织沿京杭大运河、漳卫新河流域的山东、河北两省三市八县区检察机关会签了《关于建立跨区域河流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联动协作机制的意见》。”
协作机制建立后，卫星地图被用于标记问题点位，无人机用于日常巡查，河边还设立了检察工作站。保护的视野也由一处古坝，延伸至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共性问题。
田间、水面和古坝，相隔数百公里。三地的治理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尽相同。地膜污染要算清农民的成本账，水环境治理要打通上下游和部门之间的边界，文化遗产保护则需要专业判断，也需要耐心的日常看护。
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民生问题并不总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出现。它可能是农户在收成后少捡一次地膜，是水村里的污水有了去处，也是古坝边多了一次巡查。
监督也不是一纸建议送达便告结束。从立案、磋商，到整改、复查，再到形成协作机制，真正费时的往往是后面的路。检察机关推动，行政部门履职，专家提供判断，群众参与巡护，几股力量接续起来，纸上的法律条文才可能转化为生活里的变化。
风从王屯村的地头吹过，红薯秧仍在往上生长。刘罗手里的那片地膜正在慢慢降解。对一个种了十余年地的人来说，这就是他能够触摸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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