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
教授
从江村到中国式现代化：费孝通的社区研究脉络及其当代启示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 | 李培林
责任编辑 |何钧力
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论的演进脉络是理解中国社会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窗口。从《江村经济》对乡村工业化发轫“原型”的塑造，到《云南三村》及后续研究对“类型谱系”的构建与比较，再到费孝通晚年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的宏观思考，费孝通对社区研究的理解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并致力于从具体个案走向“真实整体”的方法论自觉。这一方法论不仅在认真回应相关质疑和批评中持续深化，而且为认识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复杂社会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中，费孝通的社区方法论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2026年是费孝通先生开启江村调查90周年。《江村经济》这部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学经典著作，在历经近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费孝通从江村调查开启的学术人生，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紧密相连，也几乎与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变迁史相伴随。在各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一部著作对学科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和持久的影响，还是比较鲜见的。从对“江村经济”的研究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费孝通以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中国传统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探索可以说是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样板。本文试图以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方法论为窗口，洞察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过程。
在费孝通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其社区研究方法论的演进是一条清晰而重要的学术线索，其中“原型”“类型”“真实整体”作为一组核心的方法论概念，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并随着其研究视野的扩大而不断深化。从《江村经济》通过一个江南水乡研究对中国乡村工业化发轫的“原型”塑造，《云南三村》的类型学比较，改革开放后的小城镇研究和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到费孝通晚年的边区研究和关于文化自觉的宏观思考，反映了一位不断自我反思、与时俱进的学者，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构建理解中国巨型复杂社会的分析框架的努力。费孝通关于“原型”与“类型”以及关于“类型”与“真实整体”的辩证思考，不仅是其社区研究方法论的精髓，更是我们今天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镜鉴。
一、社区研究方法论的相关文献
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方法论并非他独自在田野调查和现实研究中形成的，而是来自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学术团队，即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燕京学派”。因此，“社区研究方法论”也并非只是关于社区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是与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以及创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努力紧密相连的。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学界呈现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是用中国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来验证西方社会学理论，二是用英美社会学流行的社会统计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李培林，2020）。吴文藻率领的学术团队大力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运动，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认识真实的中国。吴文藻吸纳了著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派克（Robert E. Park）的人文区位学理论（王铭铭，1997:87），提出“社区”是认识真实中国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是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密切关联的一个整体，是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合并的“社会体系”（吴文藻，2010/1936:466-467）。因此，在吴文藻看来，“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议题，重塑中国社会结构就要从社区研究入手。
就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当时在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和以李景汉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学派之间，也存在某种张力。李景汉认为，社会调查就像“自然科学的实验法”一样，用统计的方法反映社会状况，这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主观的描写”（李景汉，1927）。对此，吴文藻（2010/1947）回应说，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但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实际上没有科学假设的社会统计并非科学，所以科学的方法应“以使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与实践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这样“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2010/1935a）还进一步概括了“社区研究”所代表的“社会学调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调查”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调查”只是生活见闻的收集，而“社会学调查”是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考察来验证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社会调查”了解的社会是横断面的静态结构，而“社会学调查”是把社会生活理解成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和动态的过程。曾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赵承信则更加尖锐地批评道，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得到的只是一个“结论先于调查”的“以经济为主的调查报告而已”（赵承信，1936）。
对于吴文藻等人主张的社区研究方法论，国际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马林诺夫斯基把吴文藻领导的学术团队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认为他们成功地运用小型社区研究法，通过对不同的村落社区的调查，得到了对整体中国的理解（王铭铭，1997；李培林，2020：134-146）。但在英国人类学家和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看来，通过分割的传统村落社区调查来把握整体的中国社会其实只是“为了方便”，对“小地方”的描写其实难以反映“大社会”，“社区”其实并不能说是“社会”的缩影，社会人类学要出现一个“中国时代”，应该走出社区，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Freedman，1962；王铭铭，1997）。对于把村落社区作为理解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以及从村落社区入手把握整体中国的做法，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提出质疑并探索突破村落社区限制的路径，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他力图以城乡之间的“市场连接”（集市网络）来替代村落社区，作为理解乡土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Skinner，1964）。
费孝通是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方法论的主要践行者、继承者和开拓者，并在认真回应和反思相关质疑、批评甚至诘难的过程中持续推动方法论的深化。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将乡村社区研究引入更加广泛的整体中国研究，把社区研究方法论的实施从乡村社区研究扩展到小城镇、区域发展模式以及整个城乡关系的研究，这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弥补此前把农村调查限于农村的不足，要关注整个城乡网络和具有控制作用的观念体系（宋林飞，2000:13）。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费孝通此前的社区微型社会研究已经被纳入一种更为宏大的“国家—社会”理论。费孝通在社区研究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要开拓就是理论建设，这也是为了回应关于社区研究“只有调查没有理论”的批评。在费孝通看来，有些人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理论，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不断深化的概念体系，比如“工农相辅”“一国两制”等都是理论（费孝通，1986）。有的学者把费孝通的社区方法论概括为“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三步走过程：在不同类型比较中发现共同性，从比较差异中发现隐藏的深层规律，以及在比较中获得对整体的认识（丁元竹，1992：49）。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和综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方法论始终贯彻着两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认识中国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志在改造中国的人文社会关切，所有其他的关于社区研究方法论的发展细节，几乎都是围绕这两个最基本的立场展开的。
二、中国乡村工业化发轫“原型”的塑造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28岁时完成的博士论文，其之所以能够被国际人类学大师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1999/1938:214），是因为它打破了当时西方人类学在西方殖民扩张需要背景下，以“他者”的眼光研究“野蛮的”“无文字的”异文化社会的传统，以“自视”的眼光，通过田野调查，深入研究具有悠久东方文明传统、经济相对发达的复杂农耕社会，并且打破了西方理论传统中把中国视为一个没有时间、没有发展、只有王朝更迭的“停滞社会”的判断（李培林，2025）。
过去，以中国村落为调查单位，通过田野调查完成的知名著作为数众多。周大鸣（2018）曾指出，“在中国的村落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学术名村，如葛学溥的‘凤凰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黄村’、杨庆堃的‘鹭江村’”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非只是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度赞誉，更是因为它在研究江村经济社会时采取的方法论上的“原型”性处理方式。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是费孝通的田野调查点，但他的抱负绝不止于为这个江南水乡撰写一份详尽的民族志报告。他不只是研究中国江南地区一个孤立的村落，而是基于中国农民生活的大视野塑造一个中国乡村工业化发轫的原型。这个原型所揭示的，就是中国农民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如何摆脱土地的束缚，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很多人认为，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研究的个案，很难具有普遍意义，也很难成为揭示复杂社会深层逻辑的原型。这方面最直接的诘难来自费孝通当年的同窗、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他曾委婉但也尖刻地提出批评说，“尽管费孝通把他的书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自诩他描述的社会系统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典型的”(Leach,1982:127)。他还强调：“这样的研究不会或者说不应该声称是任何东西的‘典型’。它们无意说明某种更一般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有趣的”(Leach,1982:127)。费孝通后来以坦述研究心路的方式对这类批评作出了回应。他说：“当我发表《江村经济》之初确有人认为解剖这么一个小小的农村，怎么戴得上‘中国农民生活’这顶大帽子。当时这样批评是可以的，因为显而易见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农村，哪一个够得上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典型资格呢？”（费孝通，1999/1987:137）但他同时回应道，“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并不限于这个小小江村”，“江村只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我并不想从哲理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去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费孝通，1999/1987:138）。费孝通还认为，他必须正视利奇提出的这个“从个别不能概括众多”的关乎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要害问题，“并在实践中证明他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费孝通，1999/1990:45-46）。在费孝通看来，利奇有这种看法“正是由于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整体”（费孝通，1999/1996a:27）。
利奇和费孝通关于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论的这个讨论和争辩，被有的学者概括为“利奇—费孝通之辩”（梁永佳，2022）。这个争辩还有关于价值取向的另一个层面，就是研究者研究自己所处的社会能否保持“价值中立”。对此费孝通的回应是，“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西方人类学至少有一些学者可以把研究作为“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是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的学人传统，“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费孝通，1999/1990：43-44、49）。
对于这样一个是否可以从个别走向一般、“微型社会学能否概括中国”的争辩，有的学者试图通过构建“生物、社会、心态”等不同层面的“多重普遍性”去解决不同知识体系的冲突（梁永佳，2022：151-152）。也有的学者从更宽广的视角去探讨如何消除关于质性研究的“主观性”和缺乏“代表性”的“双重偏见”（周飞舟，2025）。
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借用原型理论的“原型”概念，去更好地认识《江村经济》这种经典研究成果是如何通过揭示某种“一般性规则”来理解和解释真实整体的社会逻辑的。在原型理论的奠基人荣格（Carl Jung）的解释中，“原型”（archetype）的核心是探索人类经验中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深层的集体心理结构和文化模板，其存在于集体无意识或文化传统中，并不断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层面呈现象征性表达（荣格，1987:2-9）。荣格提出并建立原型理论，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心理学研究中从个体走向整体的问题。我在本文的“原型”概念中，给它添加另一层含义，即它也可被用以解释特定现实社会运行的深层普遍逻辑。这是因为费孝通通过《江村经济》对乡村工业化发轫的原型塑造，实际上打破了西方人类学在“深层结构”“集体无意识”“文化潜意识”等各种人类文化的原型意义上对“初民社会”的研究局限（张继焦、吴玥，2024）。他并不是简单地为人类学的历史寻根，他有更宏大的对未来发展的理论关照，就是探索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实际上，“原型”是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解释概念，其范畴也经历了多种变化，并无定论可言(杨丽娟，2003)。荣格曾谈到中国的哲学概念对理解他的原型理论的借鉴意义。英国人类学学会的一位前主席曾提到，“中国这样一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却没有科学上的成就”，荣格回应道，“中国人确有一种科学，它的标准经典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不是“在因果性上彼此相关”，而主要存在于“事件的相对共时性中”（荣格，1987:250-251）。如果我们要对本文重新阐释的“原型”概念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原型是通过社会单元接近人文世界真实整体的理论塑造，它不仅揭示了一些普遍的深层社会心理结构，也揭示了一些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普遍的社会深层逻辑。当然，这种定义是为了理解《江村经济》这类经典社区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其内涵显然超出了荣格专注于解释集体深层心理结构的原型概念。
虽然《江村经济》只是对一个江南水乡的社区研究，但它通过解释乡村工业化发轫的社会深层逻辑，提出一系列远超“代表性”的理论思考，这更有助于我们逐步接近真实整体。理解《江村经济》的这种原型塑造的意义，需要将其与费孝通此后发表的《乡土中国》联系起来看待。这两本著作有内在的联系，前者是从经验深描入手塑造乡村工业化发轫的原型，提出“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费孝通，1999/1987:137），后者则是从理论抽象的高度提炼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通理。《乡土中国》以一系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原创性概念，诸如“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礼俗秩序”“无讼社会”“无为政治”等，构建了一个分析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理论框架。但没有《江村经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理论思考，也不可能有《乡土中国》在理论上的精确概括。从“乡土中国”的英文表述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与“江村经济”的密切联系。马林诺夫斯基在思考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时，起初只说了一个词“earthbound”，随后又说，“你下本书用这个名字也好”，就这样，原本为《江村经济》的命名，成为《乡土中国》的书名（费孝通，1999/1962：120）。费孝通后来感慨道，“土地所限制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也可以翻译为“乡土的中国”，果真成为他第二本书的书名，马氏的短短一个词，“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费孝通，1999/1962：120）。
《江村经济》所塑造的原型，不仅为理解一个江南水乡走出土地束缚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思路，更为理解更大范围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使得研究者能够透过一个具体的点，去窥见一个时代、一个悠久文明、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发展进程的普遍性结构与动力。这个原型也还蕴含着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即当时列强瓜分中国的冲击对乡村发展有什么影响。费孝通曾写道，后来海外一些在方法上以《江村经济》为样本的研究，在立论上“有一部分是要驳倒我‘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落是出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的论点”，他们“强调西方工业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费孝通，1999/1979:276）。因此，“江村”研究远远超越了其村落地理边界，成为一个可供国际发展研究参照、比较和对话的基点。费孝通用其一生所努力构建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包括志在富民的价值取向、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深入调查的研究路径、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标识性概念、走近真实整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外来冲击影响的强调、对重大发展趋势的前瞻等，都可以在这个原型中找到它们的“起点”。
三、构建社区发展的“类型谱系”
费孝通的学术研究真诚且敏锐，这使他很早就意识到，单一“原型”方法在认识中国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其内部的差异性甚至大于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如果固守于一个乡村工业发轫“原型”的发展路径，就难以把握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驱使他走向了更广阔的类型比较研究。
正是基于对“原型”局限性的反思，费孝通在领导和组织魁阁调查时，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类型分析意识。他与张之毅合作的“云南三村”研究，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转向：从单一的“原型”深描，走向系统的“类型学”比较。《云南三村》选取了禄村、易村和玉村三个分别代表不同经济类型的村庄。费孝通不再试图从一个村庄中寻找中国之问的全部答案，而是通过对精心选择的不同类型村庄的研究，来构建一个理解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形态的“类型谱系”。
更重要的是，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中展现的类型学，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分类。他将这些类型置于乡村工业化这一动态历史进程中来理解。从禄村的纯农业，到易村的手工业，再到玉村的农工商结合，最后到史国衡在《昆厂劳工》中研究的进城农民工，这些类型实际上构成了乡村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发展模式。它们仿佛是一个连续的“类型谱系”，共同串联起一条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链条。这意味着，费孝通的“类型”研究方法，具有结构和演进两个不同的维度。他在揭示空间上并置的不同“类型”的同时，也揭示了时间上演进的先后“阶段”。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他的社区比较研究具有强大的历史解释力和未来预见性。他告诉我们，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并非只有“江村”一条路，而是存在多条路径、多种模式，它们因地域、资源、历史传统等因素而异，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多元图景。
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总结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加上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费孝通，1999/1987:136-137）。他还说，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研究中国社会，“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的方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办法”（费孝通，1999/1987:139）。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打开了更宏大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为了探索解决温饱问题以后乡村进一步发展的出路，费孝通以小城镇研究为新起点，开启了他新的学术生涯。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他把小城镇视为连接城乡的社会实体，在进行历史考察的同时，进行横断面的类型比较。他把吴江的小城镇分为工业中心、政治中心、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中心、消费休闲和文化中心、交通枢纽中心等五种类型，这种分类是为了认识小城镇特点的复杂性，把握小城镇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费孝通，1999/1983：192-234）。随后，为了解释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不同的乡村工业化道路，费孝通研究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这可以被视为其“类型学”方法在宏观区域层面的成功应用。
费孝通超越社区的更加宏观层面的发展类型研究，与其在乡村社区层面的类型比较分析是一以贯之的。首先，这种类型比较研究都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即志在富民的实践导向。它并不追求哲理上的完善，而是追求现实的可操作性。费孝通一生都在寻找使中国农民摆脱土地束缚的道路和让农民富裕起来的路子，无论是乡村社区的研究、小城镇的研究还是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都是如此。他曾说：“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费孝通，1999/1995：200）。其次，类型比较研究是费孝通找到的由一点到多点、由点到面、由类型到整体的“认识中国”的路子，这实际上是通过构建一个连续的“类型谱系”，不断地走近真实的整体（费孝通，1999/1987:138-139）。最后，从方法论上说，通过类型比较接近的是真实整体，而非“总数”。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乡村，我们不可能去研究所有的乡村，也不是研究的乡村越多，就越接近真实的整体，很多所谓的乡村研究，只是原有认识水平上的重复。这里所说的“社会类型谱系”的方法，就是通过依据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划分的、在空间上分布并在时间上体现历史演进的类型连续系列，来反映人文世界的真实整体的路径。
费孝通社区研究中的“类型谱系”思想为从理论上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分割论”提供了重要路径。吴文藻为了解决如何从局部调查过渡到解释整体的问题，构建了社区研究的“类型谱系”，比如他把中国的社区分为部落社区、乡村社区和都市社区。这种社区分类的谱系，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距离现代化文明由远及近的边疆、乡村和都市，在时间维度上则表现为从游牧到农业再到工商业的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吴文藻，2010/1935b）。换言之，为了解决从乡土社区“小传统”入手理解社会文明“大传统”的路径问题，社区研究要注重空间的内外联系和历史的前后相续（吴文藻，2010/1936）。费孝通是这一“类型谱系”思想的践行者和创新者，他在社区研究由点到面的“类型谱系”构建中不断开拓。有学者指出，社区研究的重要价值，就是要解决“局部作为整体”的问题，《江村经济》等村落研究著作之所以被誉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经典作品，正是因为其关注从局部的乡村研究入手理解整体乡土中国的路径，同时也关注作为整体的乡村如何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局部（王铭铭，2016：100）。
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方法论在“类型谱系”的构建上，无论是在分类的标准、空间维度的类型分布还是历史发展维度的类型塑造等方面，都有开拓和创新。然而，把时间和历史带入类型分析并构建解释整体的“类型谱系”的思想，仍需要后来者在理论上进行深化和提炼。需要留意的是，现在研究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那种长期变化缓慢的乡村，而是社会巨变中的乡村。我在自己的村落研究中体会到，连续的“类型谱系”对于超越人们习惯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和理解真实的世界特别重要。实际上，在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商业、现代与传统之间，都存在着连续的“类型谱系”，这个“类型谱系”不仅是空间分布上的格局，而且也具有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李培林，2004:61）。我也曾从村落边界开放的视角来观察村落的发展进程，认为在社会巨变中，村落开放是发展的必然途径，而且会有一个从经济边界、地理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到社会边界的大致的开放时间次序，当然不同区域的村落的次序可能也不同（李培林，2004:40）。
从云南三村研究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研究，费孝通认识中国的鲜明价值取向和类型比较方法是一以贯之的，但其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显然有了新的突破。他的云南三村研究，是为了未来中国建设做研究成果上的储备，研究的对象是发展相对停滞的村落；而他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研究，则直接参与并引领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在此过程中，快速发展变动的现实对研究主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假设和研究结论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成为研究深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类型”与“真实整体”的关系
费孝通关于“原型”与“类型”的辩证思考，在其晚年的边区研究、民族研究和文化自觉研究的更宏大主题中，进一步提升为对“类型”与“真实整体”的关系的辩证思考。
费孝通在乡村社区研究、小城镇研究和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所贯彻的类型比较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基于不同视角的深层解读（赵旭东、王美芬，2021），但费孝通在边区研究中所使用的类型比较方法的意义以及对类型方法的深化，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费孝通的西部边区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首先，在西北地区的发展方面，1987年他就在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祁连山经济走廊”的区域发展设想。祁连山南北山麓分布着青海和甘肃两省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其中回族人口规模较大，其他少数民族人口规模较小，形成了一条夹在藏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是农业和牧业的过渡地带，也曾是明代以后的茶马贸易路线。建设这条经济走廊的设想，汇集了对传统优势、经济禀赋、自然条件和民族交融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典范（费孝通，1999/1992a:313）。在此基础上，1988年费孝通又提出了建设大西北“黄河上游经济协作区”的建议，该区域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包括以河西走廊为主的黄河上游500多公里的流域。费孝通（1999/1992b：328）认为，这个西北经济中心的建立和发展，重开了历史上“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西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打开了西部国际大市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
其次，在西南地区发展方面，1991年费孝通通过山区调研，提出了“大小凉山通向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设想，他称之为“一点一线一面”发展方针，即以攀枝花的工业中心为启动力，开发成昆铁路和我国大西南通往缅甸、印度、孟加拉国的陆路交通大动脉的丰富资源，重建历史上通往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地处大西南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由点扩散到一片（费孝通，1999/1992a:314，1999/1992b:329-330）。
最后，在全国区域发展规划方面，费孝通还提出了“两个三角洲”发展规划设想，即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规划设想和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建议，后者是指以上海为龙头，以江苏和浙江为两翼，以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费孝通，1999/1992a:313-314）。这些有关区域发展战略的宏观设想是由费孝通在30多年前基于深入田野调查提出的，如今有的已经成为现实，有的仍在规划建设中，这充分体现了其远见卓识。
费孝通在这些边区研究中使用的类型分析方法，当然同样是基于“志在富民”的价值取向和“行行重行行”的深入调查，但他对类型处理的方式有了新的思考，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其一，费孝通提出的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或发展类型，不再像云南三村研究、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模式研究那样，是对现实中已存在的发展类型的概括，而是主动构建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类型，当然这并非只是从理论上抽象地凭空构建，而是基于边区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历史传统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其二，他在边区研究中塑造的发展类型，更加强调了类型所具有的动态分析价值。费孝通（1999/1992a:308）曾反思说，“发展模式的概念多少带有一点静态的意味，没有照顾到条件本身是个变数”，所以类型分析也要“随势应变”。另外，类型分析会习惯性地强调“相异”的一面，但在现实动态发展中，我们也不能忽略趋同的走向。其三，费孝通通过他提出的这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或发展类型，去逐步接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棋局的真实整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逐步接近“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设想（费孝通，1999/1992a:314），而他提出的这些发展战略或发展类型，就是为这个大棋局造的“活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到，真实的整体并不是“总数”，“类型”也不仅仅是构成真实整体的“部分”，它们应是盘活真实整体大棋局的“活眼”。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的学术生涯有两个研究的重点，就是农村和民族，他始终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来理解这两个方面。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共同富裕，所以“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到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1999/1992b:332）。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对此进行了历史溯源和理论阐述。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1999/1988:381）。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从事农耕的汉族是一个“凝聚的中心”，在历史上的国家治乱周期中，汉族始终像滚雪球一样，通过杂居、混合和融化，把民族众多的多元民族，凝聚成一体的中华民族（费孝通，1999/1988:411-414）。中华民族作为一体，不但包括了多元民族的共同特征，而且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认同意识。但这个一体或者说“真实整体”，并不是50多个民族相加的总数或总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的类型分析，也不是认为每个民族就是一个类型，在这里类型分析更趋向于分析多元一体格局的不同的层次，“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费孝通，1999/1996b:101）。在边区研究中，费孝通也表达过类似的主张，即民族研究的对象或类型划分，不应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应该是一个具有类型特征的多民族区域，诸如山区林区牧区、聚居杂居散居、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多少、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是划分类型的综合考虑因素，要“根据其特点分类研究”（费孝通，1999/1992b:333）。
费孝通晚年还提出，中华文化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实现“文化自觉”，这与其对“类型”和“真实整体”辩证关系的思考密切相连。他强调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既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对新环境的适应力来决定取舍，又要理解和吸取融会其他文化的精粹，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也是“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相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的基本前提（费孝通，1999/1998：404-409）。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文化自觉”至关重要。它要求我们既要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也要深刻地理解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资源条件等基本国情，从而走出一条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球南方”和新兴市场国家，也都需要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通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书写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则。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社区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真实整体”，是一个蕴含了社会规则、社会意义、社会行动策略等诸多要素的反映真实人文世界的有机统一体。它不是由部分简单相加的整体，也不是统计上由抽样样本代表的总体。它也不仅是被用来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更重要的是被用来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整体”也不仅是事实陈述，它也包含着理论建构。
90年前，费孝通从江村调查开启了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探索，无论是对江村“原型”的塑造、云南三村的类型比较，还是对小城镇和区域发展类型的分析，乃至后来对全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类型建构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都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他的研究是从小“村落”入手，但他的心里始终怀着大“天下”。他在社区研究方法论方面探索出的“原型”塑造、类型比较、接近“真实整体”的一整套方法体系，并不单纯是为了追求社区研究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也不只是为了回应那些对其研究方法的诘难、商榷和批评。他在社区研究方法论上的探索以及在不同议题、不同层面上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主题，都是为了认识中国、发展中国、富民强国。
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方法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沉淀，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真实整体”的建构，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2022:16-17）。这些基本特征共同定义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整体”。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虽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与西部内陆地区的现代化，其起点、资源禀赋、面临的挑战和可行的路径都有很大不同。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真实整体”中，必须允许多种“地方类型”的道路的存在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合作驱动模式、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优先与创新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模式等，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地域条件下的具体“类型”呈现。处理好“真实整体”的共同性与“类型”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因地制宜、激发地方活力的关键。当然，因地制宜的多样区域发展“类型”，都要符合“全国一盘棋”的宏观战略。费孝通在晚年对“文化自觉”问题的思考，更显示了他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远见卓识，即各国要立足自身文明根基和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以文明互鉴实现合作共赢，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讨论和结论
费孝通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志在富民”的家国情怀，坚持“从实求知”的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坚持对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对社区研究方法论的创新。特别地，他在研究方法中辩证地处理“原型”与“类型”、“类型”与“真实整体”的关系，这成为理解他从江村经济研究、云南三村研究，到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再到边区研究、中华民族研究和文化自觉研究的重要理论线索。梳理和总结这条重要的理论线索，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和学术探索仍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学质性研究走出个案、探索普遍规律和接近“真实整体”的路径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质性的个案研究方法，提出所谓的“代表性”诘难，实际上是非常不恰当的，至少是似是而非的。这是因为从方法论上说，质性的个案研究所追求的，从来就不是通过对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来获得对一般规律的认识和对“真实整体”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质性的个案研究就不能揭示一般规律。尽管这方面一直有很多理论上的争议，但就连擅长统计分析的社会学大师涂尔干（mile Durkheim）也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严格的法则和规律，通过对一个个案的研究也可以洞察整个世界，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具有相应的普遍性（卢晖临、李雪，2007:119）。这是因为在涂尔干看来，“我们通过对这些初级社会的研究，可以成功地发现构成最基本的宗教观念的要素，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将这些最有普遍性的研究成果扩展到其他宗教中去”（涂尔干，1999:548-549）。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斯密的《国富论》都属于质性研究，它们都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进一步而言，质性研究更加旨在揭示深层的、机制性的、解释性的经济社会运行规律，这与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规律有所不同。当然，随着现实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和数智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生成数据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质性的个案研究如何通过个案揭示普遍规律成为一个越来越关键的问题。比如，我国社会学领域现在每年仍有众多的村落个案研究在进行，其中包括用社区研究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虽然有很深入的田野调查，但只是在“深描”上下功夫，并无助于我们对普遍运行规律的理解和解释。因此，研究个案要能够走出个案，研究个案要关照“真实整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在本文中，我只是借用“原型”的概念，来说明个案研究结果包含的揭示社会深层运行逻辑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从个别入手接近真实整体的路径。“江村”作为乡村工业化发轫的“原型”，蕴含着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共性”，这种“共性”决定了富民道路必须摆脱土地束缚的普遍性，无论是发展乡村工业，还是外出打工、经营贸易甚至移民海外，都是从“原型”中衍生出的不同类型。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的研究，包括他关于“全国一盘棋”的发展设想、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自觉”的思考，在方法论上更关注的不再是“原型”和“类型”的关系，而是“类型”和“真实整体”的关系。我在本文中使用“真实整体”的概念，按费孝通的表述就是“人文世界的整体”（费孝通，1999/1996a:27），这主要是为了区别统计意义上的“总数”和抽样框架中的“总体”，它的含义类似于部分经济学家在讨论质性研究如何超越实证经济学时使用的“真实世界”。也就是说，从个别的实例或类型到对“真实世界”的理解，需要完成一个“跳跃”，在理论和方法上“把实例一般化”，这是多数质性研究的薄弱点（周其仁，1999：531-536）。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理解“真实的世界”来说，经验的归纳和逻辑的推理同样重要，探索“真实的世界”也离不开“想象的世界”（张宇燕，1999：568-572）。费孝通曾在他的研究中反复强调，“类型”与“真实整体”的关系，并非孤立的“个别”与“总数”的关系，在构成“真实整体”的“类型”之间，具有深层的内在联系。
当然，这方面的讨论和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学术就是在争论和辨析中取得进步。有学者总结指出，回顾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定性与定量方法历史演变和方法争论，“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超越单一方法的局限，拥抱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边燕杰、郭小弦，2026:17）。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共识吧。
（二）“类型谱系”揭示的历史演进维度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由于人类社会的现实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难以穷尽和不断变化，特别是行动者的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对个体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影响，预测未来从来就是风险极大的事情。比如我国的人口研究，应该说在数据质量和统计方法上都属于社会科学中更加“科学”的，但现在来看，在预测人口总量和结构的长期变化方面，20年前的绝大多数预测结果还是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是难免的。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应该放弃对未来趋势的认识和把握，费孝通在类型比较中运用的“类型谱系”方法，对我们把握历史演进发展阶段具有深刻的启示。
对于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方法在走出个案、接近真实整体方面的意义，已经有不少相关的研究（卢晖临、李雪，2007；谢立中，2017；周飞舟，2025；边燕杰、郭小弦，2026），但对于费孝通通过构建连续的类型谱系把握发展趋势方面的意义，还少有论述。费孝通在“魁阁调查”的研究中，已经通过对纯农业、乡村手工业、乡村农工商结合，以及进城农民工（“昆厂劳工”）的“类型谱系”塑造，呈现乡村工业化进程的逻辑线索，以此来洞察和把握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趋势。他晚年立足边区研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全国一盘棋”中宏观区域发展类型的设想，并主张对“活眼”的建造，更是把类型比较方法的应用投射到未来。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差异很大，我们当然不能把发达地区现在的道路就视为欠发达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在发展条件约束基本相同的区域，研究发展路径的连续“类型谱系”，是质性研究通过个案接近真实整体和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的一条可行路径。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费孝通在社区研究中对“原型”与“类型”、“类型”与“真实整体”两组辩证关系的处理，特别是他在边区研究中通过“顶层设计”构建的发展战略或发展类型，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从个别走向一般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等，都首先源自个别地方的基层实践，国家通过发现、总结、提炼和推广这些宝贵的“类型”经验，形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特色做法。我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通过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以点带面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的发展经验，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说，“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要，这条道路的方向、路线、纲领、原则等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规定。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的“五年规划”和长远发展规划，都是为了应对新型挑战，在洞察发展趋势变化、把握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提出的“顶层设计”。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习近平，2014/2012）。当然，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顶层设计”，都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工业化、城镇化、智能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迭代式驱动，乡村的发展和振兴也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费孝通先生以其学术生涯和学术道路，很好地诠释了如何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有生机活力的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这对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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