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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唱作人之一格伦·汉萨德走了，摩托车车祸。爱尔兰整个国家都震动了。据说他十月的爱尔兰和德国巡演计划已排定，上个月刚发行了一张现场专辑。
格伦·汉萨德
对于全世界更多的人来说，格伦·汉萨德这个名字是跟一部电影绑在一起的，也就是2007年的《曾经》。
《曾经》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约翰·卡尼。卡尼1970年生于都柏林，比汉萨德小几个月。1990年代初，他是The Frames的贝斯手。The Frames是汉萨德创建的乐队，名字来自他家花园里堆着的自行车架。
约翰·卡尼
卡尼在乐队待了几年后离开，去追求电影事业，先拍短片，后拍独立长片，在爱尔兰本土小有声望。但他和汉萨德的友谊没有断，两个人的艺术世界一直重叠。
到了2006年前后，卡尼想拍一部关于都柏林街头音乐人的电影。他最初找的男主角是基里安·墨菲。墨菲那时已经演完了《惊变28天》和《蝙蝠侠：侠影之谜》，算一个国际知名度相当高的爱尔兰演员。但当墨菲得知女主角是一个毫无演戏经验的捷克女孩时，退出了，全部投资也跟他一起离开了。
《惊变28天》
卡尼只剩下一个选择，让汉萨德来演。汉萨德此前唯一的银幕经历是1991年艾伦·帕克导演的《追梦者》，他在里面演了一个吉他手，角色不大。
《追梦者》
他对演戏没有信心，提了两个条件：预算必须极低，拍摄必须亲密。卡尼答应了。爱尔兰电影局拨了大约11.2万欧元，卡尼自己掏了一部分钱，把自己的导演酬劳分给了两位主演。全片用17天拍完，两台手持数码摄影机，没有打光设备，多数场景就是都柏林街头实景。
影片的男主角没有名字，字幕上只写「Guy」。他白天在父亲的店里修理吸尘器，晚上去格拉夫顿街弹吉他唱歌。女主角也没有名字，只叫「Girl」。她是捷克移民，卖花，做清洁，带着女儿和母亲住在都柏林。两个人因为音乐相遇，因为音乐走近，最终在录制一张小样唱片的过程中结成了某种深于爱情又不到爱情的关系。影片结尾，他去伦敦追求音乐事业，她留在都柏林，丈夫从捷克过来。他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曾经》
卡尼做了一个在传统音乐电影中罕见的决定。他没有给汉萨德和伊尔格洛娃写对白，让他们在大量场景中即兴发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节奏说话，效果惊人。
观众看到的就好像是两个真实的音乐人在镜头前过着某种半虚构的生活。这种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质感，在后来的许多评论中被反复讨论。它不是纪录片，但它有纪录片才有的呼吸感。
《曾经》的成功轨迹是教科书式的独立电影路径。2007年1月圣丹斯电影节首映，拿到世界电影单元观众奖。随后Fox Searchlight买下北美发行权。5月在全美两家影院上映。口碑发酵，观众自发传播，上映影院逐步扩大到140家。最终全球票房累计超过2300万美元，投资回报率接近200倍。原声带在美国Billboard专辑榜冲到第27位。这在爱尔兰独立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后是奥斯卡之夜。2008年2月24日，第8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Falling Slowly》击败迪士尼《魔法奇缘》的三首候选歌曲，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约翰·特拉沃尔塔宣布结果时，汉萨德走上台，先用爱尔兰语说了一句「万分感谢」，然后说，我们用两台手持摄影机拍了这部电影，花了三个星期，花了十万块钱，我们从没想过会站在这样的房间里，站在你们面前。他最后说了两个字：Make art。
年轻的伊尔格洛娃几乎没来得及发言就被音乐催下了台。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看不过去，在广告之后特意把她请回台上，让她把话说完。她说，这首歌是从希望的角度写的，而希望把我们所有人连在一起。
这个颁奖典礼上的小插曲，本身就浓缩了《曾经》这部电影的精神，它关乎来自街头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2007年的爱尔兰正处于「凯尔特之虎」经济奇迹的尾声。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爱尔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这个历史上一直在向外输出人口的国家，突然变成了移民目的地。大量东欧劳工涌入，捷克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在都柏林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曾经》的女主角是捷克人这一设定，并非刻意安排的政治表态，只不过是对当时都柏林日常生活的如实反映罢了。伊尔格洛娃本人就是这种跨文化遭遇的产物，她1988年生于捷克瓦拉什斯凯·梅济日奇，十几岁时通过音乐合作认识了汉萨德，来到爱尔兰。
但影片对这层移民主题的处理极为克制。它没有把「Girl」塑造成需要被拯救的弱者，也没有把文化差异戏剧化。她懂得比他多，看得比他远，情感上也比他成熟。当他在伤痛中停滞不前时，是她推着他往前走，帮他把散落的音乐碎片整理成可以拿去唱片公司的完整作品。
她的力量来自一种安静的实用主义，那是在异国求生的人才有的韧性。这个角色在当年被不少评论者认为是对「凯尔特之虎」时期爱尔兰社会的一面镜子。一个关于本地人被外来者唤醒的故事，爱尔兰曾经是被唤醒的那一方。
另一层同样重要的背景是爱尔兰的街头音乐传统。
Busking，即街头卖艺，在都柏林是一种有深厚根基的表演形态。格拉夫顿街是都柏林最著名的商业步行街，也是全欧洲最好的Busking场所之一。
格拉夫顿街
汉萨德13岁辍学，在校长的建议下去街头弹唱。那位校长说，试一年，不行再回来。他一试就是一辈子。据与他同时期在格拉夫顿街弹唱的音乐人回忆，汉萨德一到场，其他歌手就收摊，因为知道自己竞争不过他。
他就是在那条街上认识了Mic Christopher，认识了后来The Frames的小提琴手科尔姆·麦克·科恩·约迈勒。他的一把Takamine NP15吉他从1990年一直弹到退休，面板上被指甲和拨片磨出一个洞，成了吉他界最具辨识度的乐器之一，他管它叫「The Horse」。
《曾经》的影像质感，那种手持摄影的粗粝，那种街道的噪音和人群的冷漠，本质上就是Busking体验的银幕翻译。汉萨德在片中弹唱时，镜头捕捉到了路人真实的反应。有人停下来听，有人头也不回地走过。这就是格拉夫顿街的日常，卡尼把这种日常直接搬进了电影的肌理。
汉萨德自己称他的音乐传统为「songster」或「troubadour」，这两个词都指向中世纪以来的吟游歌手传统。他的偶像是鲍勃·迪伦、莱昂纳德·科恩、范·莫里森。他曾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说，这三个人是他的圣三位一体，其中范·莫里森对他的影响最深。
范·莫里森
莫里森是北爱尔兰人，在音乐中融合了灵魂乐、爵士乐、凯尔特传统，锻造出一种极其个人化的声音。2019年，汉萨德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范·莫里森致敬演出中表演了《Astral Weeks》。演到一半，音响似乎出了问题。他拔掉吉他线，走到舞台边缘，对着2800人的大厅清唱。那一刻他把卡内基变成了都柏林的一间小酒馆。
《曾经》之后，汉萨德陷入过一段困惑期。他后来在访谈中坦承，获奖之后他反而消沉了，酒喝得很凶。斯普林斯汀对他说，你一辈子做的那个对抗世界的自己，在得奖那晚就死了。你现在穿的是另一套衣服，你得学会接受它。这番话帮助他走了出来。
2012年他发行首张个人专辑《Rhythm and Repose》，走向了比The Frames更根源、更偏民谣的方向。此后几乎每一两年就有新作品面世，直到2023年的《All That Was East Is West of Me Now》。
在都柏林，汉萨德的社会角色远超出音乐人的范畴。他从2010年起每年平安夜在格拉夫顿街组织慈善演唱，为都柏林西蒙社区筹款。波诺、Hozier、Imelda May等爱尔兰音乐人都曾参与。
《曾经》也有它在百老汇的后半生。2012年，以该片为基础改编的音乐剧在伯纳德·雅各布斯剧院首演，拿下了11项托尼奖提名中的8项。这部音乐剧有一个特别的设定，所有演员都在舞台上演奏自己的乐器。演出开始前，观众可以上台和演员一起喝酒聊天。这种打破第四面墙的做法，显然延续了汉萨德作为街头歌手的那种取消表演者和观众之间距离的本能。
《Falling Slowly》至今仍然是21世纪最被广泛传唱的独立歌曲之一。有乐评人说它是汉萨德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罕见地写出了「hard-won hope」。因为汉萨德的音乐底色是忧郁的，他擅长的是失意者的歌谣。但这首歌超越了那种忧郁，落在了一个微小但坚定的肯定上面。
这恰恰也是整部《曾经》的情感逻辑。两个受过伤的人没有在彼此身上寻求疗愈，他们在合作创造音乐的过程中，各自找回了行动的能力，所以影片的结局是每个人重新上路。
如今格拉夫顿街少了它的国王，但那条街上的歌声肯定不会停。就像汉萨德说的，要不断创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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