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望生，二十二岁那年，当了槐树大队的支书。那是八二年夏天，麦子刚收完，田里到处是半尺高的麦茬，空气里飘着新麦秸秆的甜腥味。公社大喇叭天天喊联产承包，可槐树大队的社员们都在观望，谁也不肯先撂下工分本。
我爹就是这时候中风的。
那天傍晚，我正在大队部核算夏粮账目，隔壁王婶跑进来喊：“望生，你爹栽倒在场院了！”
我扔下算盘就往家跑。跑到半路，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我爹陈德厚当了二十年支书，去年刚退下来，性子倔，偏要自己去翻场院的麦秸垛，一使劲，人就歪在那儿了。
赤脚医生老周来看了，说得往县医院送。
槐树大队离县城四十里地，只有一班早车。我借了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铺上两床棉被，连夜把我爹往县里送。
我娘坐在车斗里抱着我爹的头，一路没说话。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震得人脑仁疼，车灯照出去的光柱里，全是飞舞的蛾子。
到了县医院，挂号、交费、办住院，我在几栋楼之间跑得满头汗。最后把我爹安顿进病房，天都快亮了。
“你去趟公社吧。”我娘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手绢包，“你爹这个月的退职补助还没领，家里钱不凑手。”
我这才想起来，爹虽然退了，但公社每月给十二块钱的退职补助，这几个月一直没去领过。
“现在就去，天亮正好坐班车回公社，把补助领了，再跟公社说一声你爹的情况。”我娘把包着印章的手绢塞给我，“公社那个新来的女办事员，姓沈，你去找她就成。”
我点点头，出了医院。
县城到公社的班车早上六点发，我上车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车里坐着几个赶早集的，挑着空筐子，聊着今年秋庄稼的长势。我靠着车窗，困得睁不开眼，可一闭眼就是我爹歪在场院上的样子。
二十二岁之前，我从没想过我爹会倒下。
我爹在槐树大队说一不二二十年，谁家吵架了找他，谁家分家产了找他，谁家儿子不孝了还是找他。他习惯了扛事，也习惯了别人靠他。而我，从十八岁当大队会计，到二十岁当副支书，再到今年开春接了他的班，每一步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
社员们喊我“小陈书记”，语气里带着客气，也带着观望。我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老陈书记的儿子，嘴上没毛，能顶什么事？
班车晃晃悠悠走了快两个小时，到公社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公社是一排青砖平房，院子里的老槐树遮了半边阴凉。我来过很多次，闭着眼都能找到各间办公室。民政、妇联、武装部、农技站，都挤在这一排平房里。
我走进最东头的办公室，门半开着。
“同志，我来领退职补助。”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的，正在低头写着什么。她穿着白底碎花的的确良衬衫，扎着两根辫子，辫梢上绑着绿色的毛线头绳。听见声音抬起头来，露出一张白净的瓜子脸，眼睛不大，但很亮。
“哪个大队的？”她声音不高，听起来温温柔柔的。
“槐树大队，陈德厚。”
她在桌上的文件堆里翻了一阵，抽出一个牛皮纸面的登记簿。“陈德厚……哦，老陈书记。他这几个月的补助都没领，是三、四、五、六，四个月的一起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儿子，陈望生。我爹昨晚上中风了，在县医院，我来替他领。”
她愣了一下，放下笔。“中风？严重吗？”
“赤脚医生说送得还算及时，得住一阵子院。”
她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表格，“那你填个代领的条子，我这边给你办。”
我接过表格，趴在桌边填写。她的字写得很好，工工整整的，不像一般办事员的字。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你叫什么？”她忽然问。
“陈望生。”
“我是问，你是槐树大队现在的支书？”
“嗯。”
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点意外。“这么年轻就当支书了？”
“老支书是我爹，社员们抬举我。”我说得很平淡，但心里有点不自在。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每回有人听说我是支书，第一反应都是“这么年轻”。
她没再说什么，接过填好的表格，从抽屉里点出四十八块钱，又让我在一张收据上按了手印。
“给你。”她把钱和收据一起递过来，“回去跟你爹说，让他好好养病，公社这边的事不着急。”
“谢谢。”我接过钱，装进贴身的口袋里。
“你是叫沈什么来着？”我临走前问了一句，“我娘让我找一个姓沈的办事员。”
“沈秋月。”她笑了一下，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我调来公社才半年，你大概没见过我。”
“沈秋月。”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点点头出了门。
外面太阳白花花的，院里的槐树影子里落了一地碎光。我站在门口点了根烟，想着接下来要办的事。我爹住院得花不少钱，光靠那点退职补助不够，我还得回大队想办法。
“陈支书。”身后传来沈秋月的声音。
我回过头，她追出来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我刚才忘了，这个月的补助名单上，你们大队还有几个五保户的救济粮条子，你要不要一起带回去？”
“好，谢谢你。”
我接过信封，她又说：“你爹在县医院住着，你要经常往县城跑吧？公社这边要是有啥事需要传达，我可以直接通知你，省得你来回跑。”
我想了想，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张纸，写了大队的电话号码。“这是大队部的电话，白天一般有人接。”
她接过纸条，仔细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里。“行，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我再次道了谢，往公社院外走。走出去好几步，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她正好也还站在门口，撞上我的目光，微微点了下头，转身进去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县医院，把钱交给我娘。我爹已经醒了，嘴有点歪，说话含糊不清，但好歹认出我来了。
我在医院守了三天，等我爹的病情稳定下来，才回了一趟槐树大队。
大队部里积了一堆事。夏粮征购的尾款要催，秋种的化肥指标要跑，几户人家的宅基地纠纷还没调解。我坐在那张我爹坐了二十年的办公桌后面，看着窗外的槐树发了半天呆。
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
“喂，槐树大队。”
“陈支书吗？我是公社沈秋月。”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点电流的杂音，但还是听得出来是她，“你们大队的五保户赵奶奶，她的救济粮这个月多批了二十斤，但名单上写错了，写成赵刘氏了，你回头让人来领的时候注意一下。”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专门打电话来说。”
“没事，应该的。”她顿了一下，“你爹好些了吗？”
“好多了，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那就好。”她的声音轻快了一点，“对了，过几天公社要开一个联产承包的动员会，各大队支书都要来。通知还没正式发，我先跟你提个醒。”
“行，到时候我过去。”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槐树，忽然觉得心里松快了一点。
五天后的动员会，我早早就到了公社。
会议室是一间大屋子，摆着几排长条凳，墙上贴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红纸标语。我来的时候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各大队的支书，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爹那一辈的。看见我进来，有几个人冲我点了点头，也有人低头跟旁边的人交头接耳。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陈支书。”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
我偏头一看，沈秋月端着一搪瓷缸子茶水走过来，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喝点水。”
“谢谢。”我接过来，茶水温热，不烫嘴。
她没走，在旁边站了一会儿，低声说：“今天来的都是老支书，你别怵。”
我有点意外地看了她一眼。她笑了一下，转身去给其他人倒水了。
会议开了一上午，公社书记在台上讲了联产承包的政策，要求各大队回去落实，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签订承包合同。台下的人有的认真记，有的打着哈欠，有的闭着眼不知道在想什么。
散会的时候，我收拾东西往外走，在门口碰见了沈秋月。
“陈支书，你们大队打算怎么搞？”她抱着一个文件夹，随口问道。
“还没想好。”我说的是实话。槐树大队的情况复杂，好田赖田怎么分，人口劳力怎么算，都是头疼的事。
“其他大队都在观望，总得有人先动起来。”她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说，“公社书记的意思是，槐树大队要是能带头搞，对全公社都是一个带动。”
我心里一动。我爹在的时候，槐树大队什么时候都是先进，不管是交公粮还是修水利，永远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大队。现在换了我，难道就当缩头乌龟？
“我回去想想。”我说。
“嗯。”她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从那以后，我和沈秋月因为工作上的事开始有了比较频繁的接触。她负责公社的文件收发和通知传达，经常要和各大队联系。槐树大队是公社最大的一个大队，事情自然也多。一来二去，三天两头通电话，也就慢慢熟了起来。
她声音好听，说话不急不慢，每回打电话来，总是先问一句“现在方便说话吗”，办完正事也不急着挂，会多聊几句闲天。
“你们大队的西瓜熟了吗？听说槐树的沙地西瓜最甜了。”
“你们大队那个会唱戏的老孙头，是不是真去县剧团考过？我听人说他年轻时候唱《红灯记》，把李玉和都唱哭了。”
“你们大队……”
我发现她知道槐树大队很多事情，有些甚至连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对我们大队这么熟？”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她。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然后她说：“我在公社档案室看过槐树大队的材料，你们大队的村史、族谱、地亩册，都是你爹当年一手整理出来的，写得特别细。我看的时候就想要是去槐树大队看看就好了，看看材料上写的那些人和事。”
我笑了，“那你来啊，我给你当向导。”
“真的？”她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一点，随即又恢复成平时的温和语调，“那等我不忙的时候吧。”
八月中旬的一天，她真的来了。
那天我正领着社员在地里丈量承包的田亩，大队部的广播员骑着自行车跑来喊我，说公社来人了。
我回到大队部，看见沈秋月推着一辆二八大杠站在槐树下，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公文包，额头上出了一层细汗。
“公社有一份补充通知，关于承包合同的格式要求，书记让我送到各大队。”她用手帕擦着汗，“你们大队最远，我就先骑车过来了。”
“四十里地你骑车来的？”我吃了一惊。
“骑了两个多小时。”她笑了笑，“就当锻炼了。”
我看她热得脸都红了，赶紧让她进屋坐下，倒了杯凉茶递给她。她一口气喝了半杯，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来。
“喏，就是这个。合同要一式三份，大队、公社、县里各留一份，条款要按照这个格式来填，不能随便写。”
我接过文件翻了翻，心里想着另一件事。她大老远骑车来送文件，总不能让人家就这么回去。
“你还没吃午饭吧？”
她摇摇头，“一大早就出来了，顾不上吃。”
“那吃了再走。我们大队食堂没什么好东西，但管饱。”
大队食堂的赵婶做了一锅炝锅面，炒了个葱花鸡蛋。沈秋月吃得很香，一点也不扭捏，吃完一碗面又添了半碗。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她吃饭的时候跟我聊了很多。她是公社中学毕业的，家就在公社街上的一个小院子里，她爹在供销社当会计，她娘在粮站做临时工。家里就她一个孩子，她爹想让她也考供销社，但她想当老师，去年参加了民办教师转正的考试，可惜差了几分没考上，就先到公社来当办事员了。
“我还想再考一次。”她放下筷子，认真地说，“当老师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看着她亮亮的眼睛，心里忽然有点羡慕。她的未来在她自己手里，想去考就去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我呢？槐树大队一千多口人，两千多亩地，全压在我肩上，我哪儿也去不了。
“你肯定能考上。”我说。
她笑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写字好看。”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出了声。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这样笑，眉眼弯弯的，好看得很。
吃完饭，我带她在村里转了转。
槐树大队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土坯房和砖瓦房参差交错的人家。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据说有几百年了，树冠遮出半亩地的阴凉。树下有一口老井，井水冬暖夏凉，村里人吃了好几辈子。
“这就是你们大队那棵大槐树吧？”沈秋月站在树下，仰头看着树冠，“我在材料上看过，说是明代的树。”
“村里老人说是永乐年间栽的，到底多少年谁也说不清。”
她绕着树走了一圈，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这树真好。”
我们又去了村西的沙地。沙地上种着西瓜，一个个滚圆地躺在藤蔓间。我挑了一个熟透的，一拳砸开，递给她一半。
她接过去咬了一口，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她赶紧用手去接，手忙脚乱的样子逗得我直笑。
“真甜！”她含糊不清地说。
我们就坐在沙地边的田埂上吃西瓜，头顶是明晃晃的太阳，远处是绿油油的秋庄稼。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陈望生，你当支书累不累？”她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包括我娘。
“累。”我说了实话，“有时候晚上躺床上，满脑子都是明天要干的事，根本睡不着。”
“那你想过不当支书了没有？”
我摇了摇头。“我爹当了二十年，槐树大队就是他的命。现在他病了，我不能撂挑子。”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你是个好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埋头吃西瓜。
吃完西瓜，她又推着自行车，我送她到村口。她骑上车，回头冲我挥了挥手。“陈支书，回头电话联系！”
“路上慢点骑！”我喊道。
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我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春天的土地被犁铧翻开了，湿漉漉的，带着新鲜的泥土味。
我爹出院后，半个身子不听使唤了，走路要拄拐杖，嘴还是歪的，说话含糊，但脑子清醒了。
那天晚上，我忙完大队的事回到家，我爹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我娘在旁边剥玉米。
“望生，你坐下，爹有话说。”他的声音比从前慢了很多，但语气还是支书的语气。
我搬了个小板凳在他面前坐下。
“我听人说，公社那个姓沈的女办事员，老往咱们大队跑？”他看着我，眼神浑浊但锐利。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是来送文件、传通知的，都是工作上的事。”
“望生，你别跟爹打马虎眼。”我爹的声音沉下来，“你爹当了二十年支书，公社谁不认识？你李叔昨天来家看我，说看见你跟那个女办事员在村口井边坐着说话，说了大半个钟头。”
我沉默了一会儿。“爹，我跟她确实挺谈得来的，但还没到你想的那一步。”
“谈得来？”我爹的拐杖在地上顿了顿，“你一个大队支书，跟公社的办事员谈得来？她是国家干部，是公家人，端着铁饭碗。你呢？你是拿工分的大队干部，说破大天也是个农民。你们俩能有什么结果？”
这话像一盆凉水从头浇下来，我攥紧了拳头。
“爹，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我爹打断我，“你爹在公社开了二十年会，见多了这种事。前些年公社那个小张跟农技站的姑娘好上了，后来姑娘转正调到县里，二话不说就断了。人家捧着铁饭碗的，凭什么跟你个泥腿子过一辈子？”
“沈秋月不是那种人。”我的声音有点硬。
“哪种人不重要，现实摆在那儿。”我爹咳了两声，我娘赶紧给他拍背，“望生，你听爹一句劝，趁早收了这门心思。咱们大队有的是好姑娘，你二婶前几天来说媒，后街刘木匠家的闺女，人长得周正，也勤快……”
“爹！”我站了起来，“我的事我自己有数。”
“你有什么数？”我爹的声音也高了，“你二十二岁当支书，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要是跟公社的女同志闹出什么事来，闲话能把你淹死！到时候你的工作还怎么干？”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但发现我爹说的话并不全是没道理。槐树大队这么多人，闲言碎语确实多。要是让人传我跟公社的办事员“搞对象”，沈秋月的名声也会受影响。
“我知道了。”我闷声说了一句，转身进了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爹的话在脑子里一遍遍地响，像一把锤子一下下敲在心上。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可我不愿意承认。
但年轻人的感情哪是说收就能收的？
我和沈秋月还是通电话，还是会在公社见面时多说几句话。她有时候来大队送文件，我还是会留她吃饭，带她在村里转转。只是我心里多了一层东西，像是隔着一层纱看人，明明近在咫尺，却觉得抓不住。
九月初，公社组织各大队支书去县城学习，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学习班设在县委党校，一学就是三天。
报到那天我在党校门口看见了沈秋月。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扎成一条辫子搭在肩上，手里抱着一摞文件。
“你怎么也来了？”我走过去。
“公社领导让我来当学习班的记录员。”她笑了一下，“正好，又能蹭几顿县委食堂的饭。”
那天晚上的课结束后，天色还早，沈秋月来找我，说想让我陪她去县城老街转转。她想去供销社给她爹买一双解放鞋。
老街离党校不远，走路十来分钟。那条街窄窄的，两边是旧式的木板门面房，有杂货铺、理发店、裁缝铺。供销社在街尾，是一栋两层的水泥楼，门头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
沈秋月挑了一双解放鞋，四块五毛钱，跟售货员讲了半天价，最后四块三拿下。她把鞋装进布袋子里，出了供销社的门，忽然说：“陈望生，咱们去那边小公园坐坐吧。”
老街尽头有一个小公园，说是公园，其实就是几棵老柳树围着一片空地，摆了几张石凳。傍晚的时候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人在树下乘凉。
我们坐在石凳上，隔着一个人的距离。晚风从柳条间穿过，带着县城特有的煤烟味。
“你这几天好像有心事？”沈秋月忽然开口，她没看我，眼睛望着远处的柳条。
我心里一紧。“没有，可能学习太累了。”
“你骗人。”她的声音很轻，但很肯定，“从上次我去槐树大队之后，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打电话的时候也是，说话比以前短了。”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是不是你爹说什么了？”她问。
我猛地看向她，她正侧着头看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爹……”我咽了口唾沫，“我爹说我是农民，你是国家干部，咱俩不般配。”
这话一出口，空气忽然安静了。
沈秋月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过了好半天，她才开口：“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是你，我是我，没有什么配不配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但那笑容里带着一点苦涩的东西，我看得出来。
“陈望生，你知道我第一次听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吗？”
我摇摇头。
“是我刚到公社上班的第二个月，整理档案的时候，看到一份槐树大队的材料。材料上说，槐树大队的新支书二十二岁，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大队支书。我当时就想，这人真厉害，比我大不了几岁，就能管一个大队。”她顿了顿，“后来见了你本人，觉得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以为你会是那种咋咋呼呼的人，年轻气盛嘛。但你不一样，你做事很稳，说话不急不慢，想事情想得周全。你爹带了你好几年吧？看得出来。”
我笑了一下。“我爹那人，严得很。我从十八岁跟着他，挨了不知道多少训。”
“你爹是个好支书。”她说，“但他对你的事，不一定全对。”
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陈望生，”她转过头，正对着我，月光洒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子，“我这几个月，往槐树大队跑了很多趟。有些文件其实不用亲自送的，但我就是想借机会去。”
“我想看看你们村的西瓜熟了没有，看看那棵大槐树叶子黄了没有，看看你……”
她忽然停住了，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愣住了，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那一刻，什么大队支书、什么国家干部、什么我爹的反对，全都不存在了。我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软，掌心有一点薄汗。
“秋月，”我还是第一次直接叫她的名字，“我……”
“我知道。”她打断了我的话，声音很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现在不说这个，行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手牵着手，谁也没有再说话。月亮从柳梢后面升起来，又圆又亮，洒了一地银白。
我送她回党校宿舍的路上，两个人走得很慢，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忽长忽短。
到了女生宿舍楼下，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望生，”她的声音很柔，“这几天先安心学习，等学完了，咱们再好好说。”
“好。”
她笑了一下，转身进了楼门。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在楼下站了很久。
学习班的最后一天，她走的时候托同宿舍的人给我带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我回公社了，你好好学习，回去见。”
她的字还是那么好看，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槐树大队，一头扎进了秋收秋种的工作里。玉米要收，麦子要种，化肥要催，水渠要修。我每天从早忙到晚，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但不管多忙多累，每周至少有两三天，我会给公社打电话。有时候是问工作上的事，有时候就是纯粹想听听她的声音。
她也开始给我写信，信不长，说的都是些日常琐事——今天公社食堂吃红烧肉了，今天县里来了一个检查团，今天她爹又催她考供销社。字里行间没有一句情话，但我翻来覆去地看，每一封信都读好几遍。
十月中旬，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正领着社员们在南洼地修水渠，大队部的广播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支书，你二婶让你赶紧回家一趟，你爹又不好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扔下铁锹就往家跑。
我爹歪在院子里的竹椅上，半边脸抽搐着，嘴角流着口水。我娘急得直哭，说吃着饭好好的，突然筷子就掉了，人也说不出话了。
“赶紧送县医院！”我喊着，跑去找手扶拖拉机。
又是那条路，又是黑灯瞎火的夜路。我开着拖拉机，车斗里我娘抱着我爹，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县医院。
医生看了直摇头，说是二次中风，比第一次严重得多。我爹被推进了抢救室，我和我娘在走廊里坐着等。
不知道过了多久，抢救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命保住了，但人可能醒不过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娘一下子瘫在椅子上，眼泪哗哗地流。
我爹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昏迷不醒。医生建议转到地区医院去，说那边的条件好一些，也许还有希望。
转院需要钱，很多钱。
我回大队想办法筹钱。我爹当了二十年支书，两袖清风，家里没什么积蓄。我挨家挨户去借钱，东拼西凑，凑了不到三百块。大队的公款我不能动，那不是我的钱，是社员的血汗钱。
那天晚上，我坐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把脸埋在手掌里，不知道该跟谁商量。
电话忽然响了。
“喂，槐树大队。”
“望生？”是沈秋月的声音，“我听说你爹的事了，怎么样？”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说到转院缺钱的时候，声音有点发紧。
“你别急。”她的声音很稳，“我明天去县医院找你，我给你带点东西。”
第二天上午，她真的来了。她穿着一件灰布外套，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
“这是八百块钱。”她把布袋子递给我，“你拿去给你爹转院。”
我愣住了。八百块钱，在那个年头是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攒的，还有跟我爹借的。”她说得很平淡，“我爹说，老陈书记是好人，这个钱应该借。”
“我不能要你的钱。”我推回去。
“谁说给你了？是借给你的。”她把布袋子塞进我怀里，“等你有了再还我，不要利息。”
我攥着那个布袋子，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秋月……”
“什么都别说。”她笑了一下，“先把老爷子治好要紧。地区医院我有个亲戚在那边当护士长，已经帮你联系好了，你直接过去就成。”
我看着她，那张白净的脸上全是真诚，没有一点别的意思。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什么身份、什么差距、什么闲言碎语，全都不是事。这个人，是真心实意地对我和我的家人好。
“等我爹好了，我就跟你把事定了。”这句话脱口而出，一点没经过大脑。
她愣了一下，脸腾地红了。“你瞎说什么呢！”
但她没有说不。
我爹转到地区医院后，情况稍微有了好转。人醒过来了，但还是不能说话，左半边身子彻底不能动了，只能躺在床上让人伺候。
我娘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整个人瘦了一圈。我隔三差五往地区跑，大队的事只能交给副支书老孙头先顶着。
沈秋月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每封信里都会夹几张粮票或者布票。她知道我家现在困难，嘴上不说，偷偷地帮衬着。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中旬就下了一场大雪，槐树大队的冬小麦还没出齐，就被雪盖了个严严实实。
公社通知各大队支书去开紧急会议，部署抗雪救灾的事。我赶到公社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炉子烧得很旺，满屋子烟味和旱烟味。
沈秋月在门口给大家倒茶，看见我进来，手里的搪瓷缸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递过来。“陈支书，喝茶。”
“谢谢。”我接过缸子，指尖碰到了她的手指，冰凉的。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散了之后，我在走廊尽头等她。
她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我还在，有点意外。“你怎么还没走？外面雪越下越大了。”
“我送你回家。”我说。
她家在公社后面的那条小街上，走路十来分钟。她推着自行车，我走在旁边，雪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
“你爹怎么样了？”她问。
“好一点了，能认出人了，但还是说不了话。”
“慢慢来吧，能醒过来就是万幸了。”
走了一段路，她忽然停下脚步。“望生，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爹……”她咬着嘴唇，犹豫了一下，“我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咱俩的事。他很不高兴，说你要是槐树大队的普通社员也就罢了，偏偏是个大队支书。他说大队支书说到底就是农民，将来我要是跟你好了，就得嫁到农村去，他的老脸没处搁。”
我的心沉了一下。“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的事我自己做主。”她的声音低下去，“但是我爹很犟，这几天都不跟我说话。”
我们默默地继续走。雪越下越大，她的头发上落了一层白。
到了她家门口，她转过身看着我。
“望生，你说过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算。”我脱口而出。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那就好。只要你说算，我就等着。”
我伸手帮她拍掉头发上的雪，手指碰到她的脸颊，凉凉的，但她的眼睛是热的。
“等我把我爹的事安顿好，我就来找你爹提亲。”我说，“我是大队支书没错，但大队支书也是人，也有喜欢人的权利。”
她点了点头，转身跑进了院门。
回到槐树大队后，日子又恢复了忙碌。冬天是农闲，但大队干部没有闲的时候。计划生育要抓，五保户要慰问，冬修水利要安排，明年的种植计划要提前报。
沈秋月那边，忽然没了消息。
我给她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都不是她。有一回是公社办公室的刘大姐接的，说小沈请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刘大姐含含糊糊地说不太清楚。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十二月中旬，我趁去公社报表的机会，专程去了一趟她家。敲门敲了半天，是她爹开的门。
她爹沈会计五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人。他站在门口，上下打量我一眼，脸色不太好看。
“你找谁？”
“叔叔好，我是槐树大队的陈望生，找秋月有点事。”
“秋月不在家。”他的语气很硬，“她去县城了。”
“那她什么时候……”
“小伙子，”他打断了我的话，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冷冷的，“我实话跟你说吧，秋月马上要调走了，调到隔壁县去。这事已经定了，你不要再找她了。”
我像是被人迎面打了一拳，耳朵里嗡嗡作响。
“调走？为什么？”
“不为什么，正常的工作调动。”他扶了扶眼镜，“你跟秋月的事，我都知道了。小伙子，我不说难听话，你也是个明白人。你一个大队支书，拿工分的农民，跟我们家秋月不是一路人。她将来是要当老师、当干部的人，你让她跟着你在地里刨食吃？你忍心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这也是为你好。”她爹的语气稍微缓了一点，“你现在是支书，等过几年政策变了，大队一撤销，你什么都不是。到时候你拿什么养家？秋月跟着你，只会受苦。”
“叔……”
“不用说了。”他摆摆手，“你回去吧，以后别来了。”
门在我面前关上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冬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回公社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天晚上我回到槐树大队，一个人坐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对着黑漆漆的窗外抽了半宿的烟。烟蒂堆满了搪瓷缸子，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
我想了整整一夜。
她爹说的话，难听，但不是全无道理。沈秋月有她的梦想，想当老师，想过好日子。如果跟着我，她就得嫁到槐树大队来，住土坯房，挑水劈柴，伺候一个半瘫的公公。她那双写字好看的手，要洗衣做饭，要下地干活。
我舍得吗？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几天后，我托人打听到了沈秋月的新去向。她果然调走了，调到了隔壁县的一个公社，还是当办事员。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
信写了好几遍，每一遍都觉得不对劲。最后寄出去的那一版很短，只有几句话：
“秋月，听说你调走了。你爹说的话我都明白，他说得对，我不能耽误你。你好好工作，争取早点考上老师。欠你的钱我会慢慢还的。祝你一切都好。”
信寄出去之后，我像是被抽走了什么，整个人空荡荡的。
她没有回信。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来得很早。三月里，槐树大队的麦子开始返青，田野里绿油油的一片。
我爹的情况稳定下来了，但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娘伺候他吃喝拉撒，从没抱怨过一句。有时候我看我娘给我爹擦身子、喂饭，心里又酸又暖。
大队的工作也慢慢上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槐树大队全面推开，社员们的积极性高了很多，夏粮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两成。公社开会的时候，书记在台上表扬了槐树大队，说年轻干部有闯劲。
我坐在台下，脸上没什么表情。
五月份，我娘托我二婶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隔壁李家寨的，叫李秀兰，二十三岁，初中毕业，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
我二婶把姑娘夸得天花乱坠，说人长得周正，性格好，能干活，还念过书。
“见见吧。”我娘说，“你爹现在这个样子，家里没个女人操持不行。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家了。”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见面那天是在我二婶家。李秀兰穿着一件红格子的确良衬衫，扎着两条短辫子，圆脸，大眼睛，皮肤有点黑，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嘎嘎的。
她跟沈秋月完全是两种人。沈秋月文静内敛，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李秀兰风风火火，说话直来直去，眼睛亮得像是随时准备跟人吵架。
但我发现我不讨厌她。
“我听说你是槐树大队的支书？”她坐在对面，上下打量我，一点也不怯场。
“嗯。”
“当支书累不累？”
这个问题让我心里一颤。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沙地边的田埂上，有人也问过我同样的话。
“还行，习惯了。”我说。
“我可听说了，你爹是老支书，身子不好，你一个人撑着大队的事，还得照顾家里。”她说得很直接，“你要是娶了我，家里的事我帮你操持，你安心干你的工作。”
我愣住了。这么直接的姑娘，我还是头一回见。
“你别误会，”她笑起来，“我这人说话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也许是她的爽利劲儿吸引了我，也许是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点了点头。“那就处处看。”
处了两个月，我发现李秀兰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她嘴上咋咋呼呼的，其实心很细。来我家吃饭，看见我爹的衣服扣子掉了，二话不说拿起针线就缝。看我娘累得直不起腰，她撸起袖子就帮着和面蒸馍。
她不温柔，但她有股子实实在在的劲儿，让人心里踏实。
七月份，我跟李秀兰领了结婚证。婚礼办得很简单，在大队食堂摆了几桌，请了亲戚和大队的干部。
我爹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出来，歪着嘴冲我笑。我娘掉了几滴眼泪，拉着秀兰的手说“好闺女”。
结婚那天晚上，客人散了，我跟秀兰坐在新房里。她看着我，忽然说：“陈望生，我知道你心里可能装着别人。”
我心里一惊。
“你别紧张，”她摆摆手，“你的事我多少听说了一点。我不在乎过去，我就在乎以后。你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我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别的都不重要。”
我看着她那双亮亮的眼睛，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
“好。”我说。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秀兰确实能干，家里的事料理得井井有条，我爹的病也照顾得仔细。她跟我娘处得也好，虽然偶尔也会拌几句嘴，但从来不记仇，吵完架转眼就“娘，晚上吃啥”地喊上了。
大队的工作越来越忙。土地承包到户之后，社员们种地的积极性高了，但新的问题也来了。谁家多占了地，谁家少分了水，谁家的牛啃了谁家的麦苗，三天两头有人来大队部吵吵。我从早到晚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
秀兰从不抱怨。她白天去学校教书，放学回来就忙家里的事，晚上还要批改学生作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她趴在桌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红笔。
这种日子，平淡，真实，带着泥土和柴火的味道。
一九八五年春天，秀兰怀孕了。
她害喜害得厉害，吃什么吐什么，瘦了一圈。我娘变着法地给她做好吃的，她都吃不下。我看着她吐得眼泪汪汪的样子，心里疼得不行。
“没事，”她吐完了擦擦嘴，冲我咧嘴一笑，“怀孩子都这样，我娘说我大姐那会儿吐了五个月呢。”
她就是这样，再难受也能笑出来。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公社开会回来，在大队部门口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身影站在大槐树下，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列宁装，头发剪短了，显得干练了许多。她正仰头看着槐树的树冠，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
沈秋月。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脚下像生了根。
“陈支书。”她先开了口，声音还是那么轻柔，但多了一些我不熟悉的客气。
“沈……秋月。”我走过去，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怎么来了？”
“我调回来了。”她笑了一下，“在公社妇联，今天下来了解各大队妇女工作的情况。”
“哦，那好。”我点点头，干巴巴地说，“进屋坐吧。”
她跟我进了大队部的办公室。办公室还是老样子，只是我爹当年挂的那面锦旗被我收起来了，换了一面“先进党支部”的奖状。
她坐在椅子上，我给她倒了杯水。
“听说你结婚了？”她接过水杯，低头看着杯里的水。
“嗯，快两年了。”我说，“你呢？”
“我也结婚了。”她抬起头，目光平静，“去年结的，我丈夫在县教育局工作。”
“挺好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你爹身体怎么样了？”她问。
“还那样，能坐轮椅了，但还是说不了话。”
“慢慢来吧。”她放下水杯，“欠我的钱你不用急着还，我不缺钱用。”
“我已经攒够了，回头就给你送去。”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客客气气的样子。“不急。”
她又坐了一会儿，问了一些妇女工作的事，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起身告辞。
我送她到村口。大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吹过来，落了几片。
她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来。
“望生，”她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忽然变得跟从前一样，“你过得好不好？”
我愣住了。这个问题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击中了我的胸口，闷闷地疼。
“挺好的。”我说，“秀兰很能干，家里的事全靠她。”
她点了点头，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一点我说不清的东西。
“那就好。”她说，“我也挺好的，他对我不错。”
“那就好。”我重复了她的话。
她骑上车走了，背影消失在那条通往公社的土路上。土路两边的玉米已经收完了，田野空旷旷的，风吹过来没有任何遮挡。
我在村口站了很久，直到天边的晚霞烧成了灰烬。
回到家，秀兰正在院子里给鸡喂食。她大着肚子，弯腰有点费劲，但动作还是很利索。
“今天回来得早。”她直起腰看了我一眼，“锅里热着饭呢，快去吃。”
“好。”我走过去，想扶她一把，她摆摆手，“不用不用，我还没那么娇气。”
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抽烟。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亮。
秀兰搬了个小板凳坐到我旁边，手里织着一件小毛衣。
“今天公社来人了？”她随口问道。
“嗯，妇联的。”
“是个女的吧？”
我看了她一眼，她头也没抬，继续织毛衣。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她把毛线绕了两圈，抬起头看着我，“是你以前那个沈秋月吧？”
我手里的烟差点掉地上。
“你别紧张，我不是要跟你翻旧账。”她低下头继续织毛衣，“我听人说她调回公社了，想着早晚得来你们大队。”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陈望生，”她忽然停下手里的活，转过头看着我，“我跟你说过，我不在乎你的过去。但我在乎你的现在和以后。”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就好。”她哼了一声，继续织毛衣，“那个沈秋月，我见过一回，长得挺好看的。但她现在也结婚了，你也结婚了，以前的事就过去了。你要是心里还惦记她，我可饶不了你。”
她说到最后一句，语气半真半假，眼睛却一直看着我。
我把烟掐灭，伸手揽住她的肩膀。她的大肚子顶着我，圆鼓鼓的，里面有个小生命在动。
“秀兰，”我说，“我以前确实喜欢过她。但现在跟我过日子的人是你，以后也是你。”
她没说话，把头靠在我肩膀上。
过年的正月里，儿子出生了，七斤二两，哭声响亮。
我爹坐在轮椅上，歪着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娘抱着孙子不撒手，嘴里念叨着“老陈家终于有后了”。
我给儿子取名“陈瑞安”，希望他一辈子平安顺遂。
秀兰坐月子那一个月，我请了假在家照顾她。杀鸡、炖汤、洗尿布，什么活都干。她躺在床上指挥我，一会儿嫌鸡汤太咸了，一会儿嫌尿布没洗干净，嘴巴厉害得很，但眼睛里的笑藏不住。
“陈望生，你现在后悔娶我了吧？”她故意问。
“不后悔。”我说。
“真的？”
“真的。”
她笑了，笑得像个偷吃了糖的孩子。
儿子半岁的时候，我攒够了八百块钱，托人给沈秋月送了过去。钱是用牛皮纸信封包着的，里面夹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已还清，谢谢当年相助。祝你幸福。”
她没有回信。
几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听说，沈秋月考上了公办教师，调到县城一所小学当老师去了。又过了几年，听说她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过得挺好的。
槐树大队的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子像石磨一样，一圈一圈地转。
我一直在当大队支书，当到八十年代末，农村基层组织改革，大队改成了村委会，我从支书变成了村主任。名称变了，干的活还是一样。
秀兰也一直在村小学教书，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她教书认真，学生们都怕她，也都喜欢她。有时候我去学校找她，看见她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课，心里觉得这女人真厉害。
儿子瑞安一天天长大，调皮得很，上房揭瓦的事没少干。每回他闯了祸，秀兰拿笤帚追着打，他就往我身后躲。我护着他，秀兰连我一块儿骂。
“你就惯着他吧！早晚惯出个祸害来！”
但我知道她舍不得真打。
我爹在轮椅上坐了六年，八八年冬天走的。走的那天很安详，早上我娘给他喂了半碗小米粥，他吃了，还冲我娘笑了一下，然后就闭上眼睛再没睁开。
我娘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开始操持丧事。她跟了我爹一辈子，从没说过一个“累”字。我爹走了，她整个人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那棵大槐树，还是一年年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树下的那口老井，后来打了手压泵，再后来装了自来水，井就荒废了。
有一年夏天，我路过村口，看见几个孩子在大槐树下玩耍。他们追逐打闹，满头大汗，笑声清脆得像铃铛。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夏天，有个姑娘站在树下，仰着头看树冠，说“这树真好”。
那个画面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
我摇摇头，点了一根烟，往村委会的方向走去。身后是孩子们的嬉笑声，头顶是满树的绿荫，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
日子还长着呢。
回到家里，秀兰正在厨房里忙活。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头也不回地喊：“陈望生，去把院子里的衣服收了，天阴下来了，要下雨！”
“知道了。”我应了一声，老老实实去收衣服。
瑞安趴在堂屋的桌子上写作业，咬着笔头，一脸苦大仇深。
“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做。”
“等你妈忙完了让她教你，你爸就会种地和开会。”
秀兰端着一盘炒豆角从厨房出来，瞪了我一眼。“你就会偷懒！”
我笑了，接过她手里的盘子，顺势捏了一下她的手。她白了我一眼，嘴角却是翘的。
晚上，瑞安睡了，我和秀兰坐在院子里乘凉。天上的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是谁撒了一把碎银子。
“秀兰。”
“嗯？”
“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她歪着头想了想。“图个踏实吧。日子不就是这样吗？一家人在一起，柴米油盐的，平平淡淡的，比什么都强。”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
日子就是这样，柴米油盐，平平淡淡。年轻时那些波澜壮阔的心事，那些刻骨铭心的遗憾，到最后都会变成一杯温吞的白水，喝下去，解渴就行。
“陈望生，”秀兰忽然说，“下辈子你还娶我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想了想。“娶。”
“算你识相。”她哼了一声，把头靠在我肩膀上。
夜深了，蛐蛐在墙角里叫着，远处的田野里有青蛙在应和。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
我想起二十二岁那年夏天，坐在沙地田埂上吃西瓜的下午。那时候天很蓝，西瓜很甜，身边的姑娘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那是一段很好的时光。
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揽紧了秀兰的肩膀，她嘟囔了一句什么，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靠着我。
头顶的槐树叶子沙沙地响，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像是什么都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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