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当我们谈论“真理”时，常常陷入一个认知误区：把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提出的科学假说、经验总结，直接等同于真理本身。然而，无论是东方绵延数千年的“道论”传统，还是当代西方分析形而上学的前沿探索，最终都指向同一核心判断——真理独立于人类认知与实践而客观恒在。我提出的“真理恒在论”，除了得到武汉大学教授王今朝先生的公开支持以外，与澳大利亚哲学家D.M.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实在论”，虽分属东西方不同的思想谱系，但也在核心立场上形成了奇妙的哲学呼应，可谓殊途同归。
D.M.阿姆斯特朗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在澳大利亚赫赫有名。D.M.阿姆斯特朗师从澳大利亚本土著名实在论哲学家约翰·安德森，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创始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以捍卫“科学实在论”和发展“使真者理论”而享誉国际学界，是澳大利亚当代最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之一，位列澳大利亚哲学家影响力榜单第6位。作为还原物理主义的代表人物，D.M.阿姆斯特朗构建了哲学史上最为系统和庞大的“使真者理论”体系，而“使真者理论”的核心思想可追溯至2500年前的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其基本主张是：当真值载体为真时，在它之外必定存在某个事物使得它为真，这个事物就是“使真者”。阿姆斯特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核心原则：使真者最大主义——主张没有任何一个真理是悬空存在的，哪怕看似抽象的真理，背后也必然有相应的客观事态作为支撑；使真者必然主义——只要作为使真者的客观事态存在，对应的命题就必然为真，这个过程完全不依赖于人类是否意识到该事态的存在。
阿姆斯特朗以“事态”为核心本体论范畴，辅以“殊相”与“属性”的概念工具，为不同类型的真理确定了各自的使真者。例如，“黑洞的引力能够扭曲时空”这个命题，在人类首次观测到黑洞之前，对应的客观事态已在宇宙中存在上百亿年——它的真理性从未等待人类的发现才生效。阿姆斯特朗的整个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从形而上学层面为“真理不依赖于人类认知而客观存在”提供了严密的逻辑证明。而我提出的“真理恒在论”，明确主张真理客观恒在，实践不能决定真理是否存在，只能检验人是否正确认识了真理。这一思想的理论源头直接来自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皆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哲学界代表人物，二人不约而同提出类似理论，而老子的“道”理论比亚里士多德的相关哲学论述早提出近200年左右。
对比我与D.M.阿姆斯特朗的论证路径，差异与相通同样鲜明：我承续的是老子的东方实践智慧传统，侧重厘清“真理本身”与“人的认知”的边界，用贴近现实的方式纠正人们将阶段性理论等同于真理的误区，强调真理就像太阳，你摸黑实践一万年，它也照样挂在天上，不因你没看见就消失；而D.M.阿姆斯特朗则带着分析哲学的典型特征，深入形而上学的最细微处，辨析“殊相”“共相”“事态”之间的本体论关系，用逻辑链条堵住一切可能的理论漏洞。
我与D.M.阿姆斯特朗的核心立场是相通的，皆认为真理的根基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我明确区分“真理本身”与“对真理的认识”：前者不生不灭，后者可错、可更新、可深化；阿姆斯特朗则以“使真者必然主义”论证：只要使真者存在，对应的命题就必然为真，不依赖于认知主体的在场。我批判将真理源头归于神学的“上帝观”，认为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真理观才是真正自足的恒在论；阿姆斯特朗则通过将真理奠基于客观事态而非主观信念，同样拒绝任何主观主义或神学化的真理观。D.M.阿姆斯特朗2014年5月13日在悉尼逝世，可以说我俩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于真理恒在的看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举例说明：有网友以非欧几何中勾股定理不成立为由，否定其永恒真理性。我认为这混淆了“真理的适用边界”与“真理的客观性”，勾股定理在欧氏几何框架内绝对成立，非欧几何的诞生不是推翻它，而是拓展了人类认知疆域。而D.M.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理论认为：欧氏几何的公理体系对应着特定的客观事态结构，命题的真理性由该事态本身担保，不因人类选择了不同的公理体系而改变；牛顿力学被相对论揭示出适用范围后，有人断言“万有引力”只是近似。我认为这是一种“滑坡谬误”，科学理论更替不是新理论对旧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旧理论适用范围的精确定位；在地球的宏观低速世界，牛顿力学依然是客观规律的准确表达。从D.M.阿姆斯特朗的视角看，不同尺度的物理事态（宏观低速vs.高速强引力场）对应着不同的使真者，命题的真理性由其对应的事态本身决定。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自己如此”。“道”不依赖任何外在根据而自存，本身就是自因自本的存在。我认为这比阿奎那将真理依附于“神智”的观点更高明。而阿姆斯特朗的“事态”本体论同样追求不依赖任何超验主体的客观基础——真理之所以为真，只因为客观世界就是如此这般。我反复强调一个朴素而深刻的例子：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一规律，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客观运行；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教会不承认，但地球的运行轨道并未因此改变。改变的是人的认知，不是真理本身。这个案例最直观地诠释了D.M.阿姆斯特朗的使真者必然主义：作为使真者的客观事态（地球绕日运行）持续存在，对应的命题必然为真，完全不需要人类认知的在场来“加持”。
我认为：东西方这两条独立的思想路径，在“真理恒在”问题上形成的呼应，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哲学事件。如果真理只是某个文化语境下的主观建构，相隔万里、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方哲学，不可能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径，最终指向同一核心结论。不同文明的思想者面向世界进行终极追问时，不约而同地触碰到同一个实在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真理恒在论”。无论用东方“体悟道”的方式，还是西方“辨析事态”的方式，最终抵达的，都是那个早已恒在的、统一的真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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