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婆婆52了，长得还挺好看，二十多年前带我来上海打工。她被老板看上，后来老板就变成了我公公。不过吧，这里面的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玛丽苏。
我婆婆年轻时是真漂亮，九十年代从老家到上海，啥活都干，洗碗、踩缝纫机、当理货员。后来经人介绍，进了一家外贸公司做保洁，一个月能多挣一百来块钱，就图这个。老板沈国良大她快二十岁，上海本地人，丧偶多年。按理说俩人八竿子打不着，但我后来才知道，我婆婆进这公司根本不是什么巧合。沈国良早先就在超市见过她，记住了，然后找人把她招进来的。保洁员的岗位本就是特意为她留的，连后来装的电热水器，也是老板自己掏的私房钱。
我婆婆一开始躲着他，不是不心动，是觉得这事儿不真实。一个离异带孩子的外地女人，在九十年代的上海，面对一个有钱有势的老板，哪敢想太多。但沈国良慢工出细活，今天让司机送她回家，明天找人给她修漏水的房子，后来我生病他亲自去托关系联系医院。最让我婆婆破防的，是他有天请她吃本帮菜，说，我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家冷清得像仓库，你要是愿意，带着孩子过来，咱搭个伴。我婆婆问他，你不嫌弃我带个孩子？他说，孩子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那年八岁，跟着我妈搬进了徐汇那套复式。日子不算好过，沈国良的亲儿子沈嘉文比我大四岁，全程没给过好脸。我妈挖空心思讨好他，给他织毛衣、买篮球鞋、手洗衬衫，他当着我妈面把衬衫扔进垃圾桶，开家长会说“这不是我妈”。我妈忍了二十年，什么都没换来。前年沈国良查出胃癌中期，我妈伺候了一年多，端屎端尿，手搓床单，熬到人走了。沈国良遗嘱写明白，房子归我妈，公司股权和存款归沈嘉文。按理说公平，但沈国良头七还没过，沈嘉文就带着律师上门逼我妈签字搬走。
我妈签了。没打没闹，就一个条件，别动我工作。搬出来那天，她只带了两箱衣服、一本相册，还有一口用顺手了的铁锅。
本以为就这么算了。可没过多久，沈嘉文那边就出了岔子——他把公司钱挪去投了个什么东南亚地产项目，五百万打了水漂，公司资金链快断了。走投无路之下，他约我见面，想把房子过回给我妈，条件是让我妈配合他做抵押贷款，帮他周转。我看他一眼，笑了。我说沈嘉文，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你自己做的局，兜不住了，想起这房子里还住过人了？
我没答应。但我也没把手里那堆证据递出去。我妈说得对，有些账，老天爷自己会算。如今她住在我租的小公寓里，阳台上种了葱和蒜苗，楼下有个退休的陈老师跟她一块儿剥毛豆，日子清静得很。她有时候还翻那本旧相册，翻到沈国良的照片手指停很久，但不再掉眼泪了。
有些家，散了就散了；有些人，走了就走了。那口铁锅还在灶台上，炖出来的红烧肉，还是当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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