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03年，我妈二婚，嫁给了镇上的一个男人。那年我七岁。
后来十二年，继父陆守明打过我很多次。
他打人不骂脏话，也不喝酒撒野。他总是先把房门带上，把袖口往上卷一截，再叫我的全名："谢怀川，站过来。"
我妈多数时候就在堂屋，手里捏着碗、剥着豆，或者坐在灯下缝什么东西。
听见里屋皮带落下去的声音，她只把头再压低一分，等隔壁家电视声音传过来，才像醒过神似的，站起身往灶间走。
高考结束那天，陆守明把一个旧军绿布包裹塞进我怀里。包裹裹得很紧，外面缠了三道麻绳，绳结勒得深进布里。
他说："成年了，就别再回这个家了。"
我当晚就走了，三年没动那个包裹。
直到我二十岁那年，在省城出租屋里搬家，床底下蹭出那只已经硬邦邦的旧包裹。
我蹲在地上，用剪刀挑开麻绳，封口一松，里面的东西露出来。
我只看了一眼，眼泪就下来了。
窗外有人骑着电动车路过，喇叭叫了两声。
我坐在满地纸板箱中间，剪刀掉在脚边，泪水砸进包裹布上，半天没敢把最上面那样东西拿起来……
我叫谢怀川。我家住在镇上，门前有棵老槐树，每年夏天槐花一落，地上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发出轻微的碎声。
小时候我喜欢在树底下待着，夏天树荫大，凉快，偶尔有风，槐花就跟着飘，落在头发上、肩膀上。
我妈见了，会走过来把花瓣从我头发里捡出去，边捡边低着头说："傻孩子，坐这里做什么，进屋写作业去。"
那时候日子虽然紧，但只有我们两个人，反而过得顺。
我爸叫谢建国，在我四岁那年出了工伤，右手三根手指被机器压断，后来性情大变，喝酒赌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样样变卖，最后连家也不要了，净身出户去了外省，此后再没有消息。
我妈叫周淑芬，那年二十八岁，一个人带着我，在镇上开了家小裁缝铺，靠改裤脚、锁边维持生计。
裁缝铺很小，只有一台缝纫机，一张裁布的木案板，案板边上常年压着一把黄铜顶针。
我放学回来没地方去，就坐在缝纫机旁边写作业，脚下垫着一摞旧布料。
缝纫机踩起来声音很响，我妈踩得快的时候，整张木台子都跟着颤，我压着本子，铅笔有时候也跟着抖。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对付着过了几年。
2003年秋天，那个男人出现了。
他叫陆守明，在镇上做建材生意，四十出头，离过一次婚，前妻跟孩子都不在本地。
他来铺子里改裤子，来了三趟，第三趟拎了一兜橘子放在案板上，对我妈说："周姐，多少钱，你说个数。"
我妈低着头数零钱，没搭腔。
陆守明就把橘子推到我跟前，弯下腰问我："小朋友，几年级了？"
我抬眼看了他一下，低头继续写作业。
那年我七岁，已经知道陌生男人对我妈客气，不是什么好事。
但我妈不这么觉得。
她后来告诉我，陆守明对她好。他会在她关铺子的时候顺路送她回家，会在镇上逢集的时候帮她占个好摊位，会在她生病的时候买药送上门。
他说话不多，做事稳当，在镇上有房有铺子，我妈说，比我爸强多了。
我妈再婚的消息，是邻居李婶先告诉我的。
那天我放学回来，李婶站在门口嗑瓜子，看见我就笑："怀川，听说你妈要给你找个新爸了，你知道不？"
我没回答，直接推开门走进去。
我妈正在灶间炒菜，锅里油烟大，她背对着我。我把书包扔在凳子上，站在灶间门口，开口说："妈，你要再嫁人？"
她手上的锅铲顿了一下，没有转身，只说："怀川，饭快好了，你先去洗手。"
"妈。"
"洗手去。"
她的声音平静，但锅铲握得很紧，手背上青筋都出来了。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去洗手了。
那顿饭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吃到一半，我妈放下筷子，看着我说："怀川，你妈一个人撑着不容易，陆守明这个人，你李婶也认识，不是坏人。你以后叫他叔叔就行，不用叫爸。"
我看着碗，没有吭声。
我妈叹了口气，把她碗里的鸡腿夹到我碗里，低声说："妈也是没办法。"
我把鸡腿推回去，说："我不饿。"
然后放下筷子，回房间去了。
那是2003年冬天，我七岁，第一次知道，有些事情，大人说"没办法"，其实就是已经决定了。
婚是当年腊月里办的，没摆酒，只在家里吃了顿饭，请了几个亲戚。
陆守明搬进来那天，带了两个蛇皮袋的衣服，一台旧收音机，还有一个铁皮工具箱。
他把工具箱放在堂屋墙角，对我妈说："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来修。"
我妈笑了笑，说："那好。"
我站在房间门口，看着他把东西一件件往屋里搬，没有说话。
陆守明进门那天晚上，我妈特意做了四个菜，还开了瓶饮料。
陆守明坐在桌子上首，我妈坐他旁边，我坐对面。桌上摆着菜，谁都没先动筷子。
陆守明看了我一眼，开口说："怀川，吃饭。"
我低着头，没动。
我妈轻轻碰了我一下胳膊，低声说："怀川，陆叔叔叫你呢。"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饭，没有抬头。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收音机里播着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小雨。
陆守明进门后的头两个月，对我说话不多，偶尔问我作业做完没、几点睡觉，我答了，他也不再多说。
我妈在的时候他脸上有时会有点表情，我妈不在的时候，他就坐在堂屋抽烟，眼神落在墙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以为他会一直这样。
但到了来年春天，事情变了。
那天是个周四，我放学回来，书包带子断了一根，我妈还没回来，我进门的时候顺手带倒了门口的雨伞架，哗啦一声，三把伞全散在地上。
陆守明从堂屋走出来，看了一眼地上的伞，又看了我一眼。
"捡起来。"
我蹲下去把伞一把把拾起来，放回伞架，没说话。
"怎么进门的？"
我没有回答。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声音很平："我问你怎么进门的。"
"我不小心碰到了。"
"不小心？"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语气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进自己家的门都能不小心，你是怎么走路的？"
我抬起头看他，没有说话。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转身走进里屋，说："进来。"
我站在原地没动。
"谢怀川，进来。"
我妈不在。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看了一眼堂屋的门，最后还是跟进去了。
里屋门被他从里面带上，他走到床边，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根竹尺，转过来，把袖口往上卷了一截。
"把手伸出来。"
我把手背在身后，咬着牙看他。
"伸出来。"
他没有提高声音，语气还是那么平，但那种平静比吼叫更让人发冷。
我最后还是把手伸出来了。
竹尺落下去，打在手心，我没有哭出声，但眼眶发酸，手掌火辣辣的，我把嘴抿紧，低着头，手缩回去攥成拳头。
陆守明把竹尺放回床头柜，说："下次进门注意。"
然后打开里屋门，走出去了。
我站在里屋，手心还在发烫，外面收音机声音开起来了，播的是一首老歌，我妈那天回来晚，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豆腐，看见我坐在房间里，说："怀川，吃饭了。"
我应了一声，走出去，坐到桌边，陆守明已经坐在上首，我妈把豆腐盛进碗里，没有人说起下午的事。
那是陆守明第一次打我，我八岁。
后来我慢慢摸清楚了陆守明这个人。
他不是那种喝了酒发疯乱砸东西的，也不是动不动就骂人的，他打起人来有一种奇怪的仪式感——先关门，再卷袖，再叫全名，再让你站好，然后才动手。
他从来不用拳头，用竹尺，或者皮带，落的地方是手心或者腿，不打脸，不打头，打完了收拾好东西，出门继续过日子，跟没发生过一样。
打我的理由有很多种：作业本弄脏了，碗筷没摆整齐，说话声音太大，回答问题没正视他的眼睛，放学比平时晚了十分钟。
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不明白，那天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我妈从来不拦。
不是没有机会拦，是真的不拦。
有一回我被打，里屋的门没关严，留了一道缝，我能看见我妈就站在堂屋，手里捏着一件没缝完的衣服，听见皮带声，她把头低下去，眼睛盯着布料，针在手里，一针也没有往下走。
那条缝隙里，我能看见她的侧脸，表情说不清楚是什么，不像难过，也不像木然，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顺从。
打完了，陆守明开门出来，我妈抬起头，把针重新穿进布里，继续缝。
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十岁那年，我妈怀孕了，陆守明在饭桌上说这件事的时候，脸上有我从来没见过的表情，他夹了一块肉放进我妈碗里，说："好好养着，这回给我生个儿子。"
我妈低着头，嗯了一声。
我端着碗，看着桌上的菜，没有说话。
弟弟生下来，陆守明给他起名陆子朗。
孩子一出生，家里的重心全往那边倒，我妈整天围着孩子转，陆守明下班回来第一件事是去看孩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要先把孩子抱一圈。
那段时间陆守明打我的次数少了一些，不是因为他心情好，是因为他根本顾不上我。
我当时以为，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许就慢慢不管我了。
但我想错了。
陆子朗开始学走路的那年，陆守明对我的要求反而更严了。
弟弟摔跤，他说是我没看好；弟弟哭了，他说是我吵到他了；弟弟把玩具弄坏了，他说是我拿了。
有一回我根本没在家，在隔壁院子跟同学写作业，弟弟自己从凳子上滚下去磕破了嘴角，陆守明找到我，把我叫回来，让我站在堂屋。
"弟弟的事，你知不知道？"
"我不在家——"
"你不在家，谁让你出去的？"
我说不出话来。
那次皮带落了五下，我数得很清楚，因为我一直在心里数，数数字的时候就不觉得那么疼。
我妈坐在灶间，锅里煮着粥，一直到我出来，她才抬眼看了我一下，低声说："怀川，去洗个脸。"
我没有去，直接回了自己房间，把门带上。
我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不错，语文和数学都是班里前几名，老师喜欢叫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答完，老师说"好，坐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用的。
但初中开始，我的成绩慢慢掉下来了。
不是不想学，是脑子里总有别的东西压着，课堂上老师在讲，我坐在下面，眼睛看着黑板，但脑子飘到别处去了，想今天回家会不会出什么事，想弟弟今天有没有摔跤，想我妈有没有记得给陆守明留饭。
有时候我自己都烦自己，明明就在课堂上，脑子怎么就是回不来。
初二那年，我跟同班一个叫冯志远的打了一架。
起因很简单，他翻了我的书包，把我的作业本丢在地上，我捡起来，他踩上去，我推了他一把，他回手打了我，然后就扭打在一起，两个人都挂了彩，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班主任给家里打了电话，来的是陆守明。
他在办公室里坐着，听班主任说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点了头，说："老师说得对，我回去教育他。"
班主任送他们出来，他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力道不大，但我知道那不是安抚。
"走。"
回到家，堂屋门一关，他从椅背上取下皮带，叫我把手伸出来。
我这次没动。
"谢怀川。"
我抬起头看着他，手背在身后，牙咬紧了，眼睛没有移开。
他停了一下，皮带在手里绕了一圈，开口说："你以为你现在长大了？"
"我没有先动手。"
"你跟我说这个？"他往前走了一步，"学校打架，给我丢人，你还跟我说谁先动手？"
"他踩了我的作业本。"
"本子踩了再买，你打架给我出什么气？"
我低下头，不再说话了。
那次挨打，是我上初中以来最重的一次，皮带绕过来打在腿上，我没有哭出声，但当天晚上腿上青了一大片，我用手摸着，心里那口气憋了很久，一直没散。
我妈当天在外面送货，回来晚，进门的时候陆守明坐在堂屋看收音机，她换了鞋，去厨房热饭，路过我房间，看见我坐在床边，她停了一下，低声问："怎么了？"
我说："没事。"
她在门口站了两秒，说："吃饭了。"
然后走开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妈和这间屋子里的墙壁差不多，一直在，但什么都挡不住。
初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要去住校。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在饭桌上说了一句："住校好，县里学校好。"
陆守明没说话，夹了口菜，嚼了两下，放下筷子，进里屋去了。
弟弟陆子朗坐在旁边，用勺子搅着碗里的汤，抬头问我妈："哥哥要走了吗？"
我妈说："去读书，又不是不回来。"
弟弟点点头，低头继续搅汤。
我看着通知书上的字，心里第一次有一点点松动的感觉——离这个家越远，越好。
去县里的头一个学期，我几乎没有回过镇上。
不是回不去，是不想回。
周末同学结伴回家，我留在宿舍，把一个礼拜的作业全做完，然后坐在操场边上发呆，看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宿管阿姨骑车从操场边经过，看见我就问："怎么不回家？"
我说："家远。"
她嗯了一声，骑走了。
高中三年，我每学期平均回家两三次，每次回去，陆守明照常坐在上首吃饭，照常进里屋关门，照常卷袖子叫我全名。
只是他现在要抬头看我了，因为我已经比他高出了半个头。
他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打的时候开始只用皮带，落得比以前快，仿佛要赶在什么东西变化之前把这件事做完。
我妈还是老样子，听见声音，低头，等声音停了，该干什么干什么。
弟弟陆子朗那时候已经上小学了，有一回打完我，陆子朗站在堂屋，拿着一个玩具车，眨眼看着里屋，又看看我妈。
我妈说："子朗，去院子里玩。"
弟弟把玩具车攥紧，没动。
"子朗。"
弟弟低下头，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回了一下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出去了。
那个眼神我至今记得，他那时候才七岁，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不是害怕，是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困惑。
高二下学期，我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只有寒暑假才回来。
每次回来，家里格局都没变过：陆守明坐上首，我妈在厨房，弟弟在院子里玩，我进门，放下行李，洗手，吃饭，不多说话，吃完饭进房间，关门。
像一个运转了很多年的机器，每个零件都知道自己该在哪里。
我在这个家里，一直是个多出来的零件。
高三那年，我铆着一股劲备考。
不全是为了将来，更多是为了离开。
我知道只要考出去，就能离开这里，离开这间屋子，离开那张饭桌，离开那道每次都会被关上的里屋门。
那一年我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全在看书，模拟卷做了一摞又一摞，宿舍里其他人熄灯睡觉之后，我把手电筒顶在枕头上，缩在被窝里继续背单词。
班主任姓魏，是个五十出头的老头，有一次在办公室留住我，把我的模拟卷翻了翻，说："谢怀川，你现在这个分数，报省城的二本没问题，你想好报什么了吗？"
"想好了，"我说，"越远越好。"
魏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把卷子合起来递还给我，说："那就好好考。"
高考那两天，我妈专程从镇上赶过来，在县城租了一间房，说要陪我。
她提着一袋东西过来，放在桌上，一样样往外拿：两罐麦乳精、一包饼干、三个煮鸡蛋，还有一件我小时候穿旧了的毛衣，她说："这个我补过了，你穿着考场里不冷。"
我看着那件毛衣，袖口上打了个补丁，线头缝得整整齐齐，颜色比原来的深一圈。
我没有说话。
我妈坐在床边，手放在膝盖上，低声说："怀川，好好考，考出去了，你就自由了。"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说出"自由"这两个字。
我看着她，她眼睛往窗外飘了一下，很快收回来，低下头，开始把那袋东西重新整理。
高考结束那天下午，我走出考场，太阳很大，考场外面有家长在等，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打电话。
我站在人群里，找到了我妈。
她站在路边的树荫下，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看见我出来，往前走了几步，张了张嘴，没说话。
我走过去，她把塑料袋递给我，说："里面有水，你喝点。"
我接过来，喝了口水，两个人并排站在树荫下，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妈开口说："怀川，我们回去吧，陆守明今天在家。"
我把水瓶拧紧，跟着她走了。
回到家，陆守明坐在堂屋，桌上摆着几个菜，比平时多了一个，我妈说考完了该吃顿好的。
我坐下来，陆守明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夹了口菜，吃饭。
弟弟陆子朗坐在我旁边，把自己碗里的排骨夹了一块放到我碗里，小声说："哥，考得好不好？"
"还行。"
"那就好。"他点点头，低头继续吃。
饭吃到一半，陆守明放下筷子，看着我，开口说："吃完饭去收拾一下东西。"
我抬头看他，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从椅子边上拿起一个旧军绿布包裹，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包裹裹得很紧，外面缠了三道麻绳，绳结勒得深进布里，鼓鼓的，看不出里面装着什么。
我看着那个包裹，没有动。
陆守明的手收回来，放在桌边，平静地说："成年了，就别再回这个家了。"
我妈低着头，手里的筷子放下去，碰到碗沿，发出一声轻响，然后她把手放到腿上，没有说话。
弟弟陆子朗坐在我旁边，看着那个包裹，又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嘴动了一下，最后没出声，低下头去。
堂屋里很安静，窗外有风，把院子里的树吹得沙沙响。
我把那个包裹抱起来，站起身，离开了饭桌。
我回到自己房间，把这些年的东西往行李袋里装，没有太多：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个装着证件的信封，装完拎起来，也不沉。
我走出房间，经过堂屋，我妈站在灶间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汤，看见我拎着包走出来，站在原地，嘴动了动，说："怀川……"
我停下来，看着她。
她低下头，把汤放回灶间，说："路上小心。"
就这一句。
我走出门，老槐树底下有风，槐叶翻了个面，露出银白色的背面，在月光里晃了晃，又静下去。
我没有回头。
那个包裹，我一路抱着，坐上了去省城的夜班车。
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飞，我把包裹放在腿上，三道麻绳的纹路硌着我的手掌，我低着头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路，一直到看不见镇上的灯了，才把脸转回来。
包裹放在行李架上，随着车身轻微颠簸，纹丝不动。
就这样，它跟了我三年。
三年里我换了四个出租屋，打了三份工，读完了大专，包裹每次都被我压在床底最里面的角落，我不是忘了它，而是每次看见那团军绿色的布，就想把眼睛移开，想等一个自己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动它。
但那个"准备好了"的时候，一直没来。
直到那次搬家。
我在清理床底东西的时候，把它带了出来。
军绿色的布晒得有些发白，麻绳硬了，颜色深了，绳结缩进布里，比当年还要紧。
我把它放在满地纸板箱中间，对着它看了很久。
窗外有人骑电动车经过，喇叭叫了两声，然后远了。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纸板箱被风从缝里吹动，边角在地板上蹭出轻微的声音。
我坐在地上，看着那个包裹，最后伸手，从身边的工具包里，慢慢摸出那把剪刀。
麻绳在剪刀口下，纹丝不动，等着我。
我坐回地上，从身边工具包里摸出那把剪刀。
第一道麻绳剪断时，发出很轻的一声脆响。第二道、第三道也跟着松开了。包裹布向两侧展开一角，里面压着几样东西。
我把最上面那样东西抽出来，只看见第一行字，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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