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op、C-pop和J-pop用你表彰？亚洲顶流掀桌不玩了，这下格莱美急了|k-pop|亚洲|格莱美奖|韩国

【文/新潮观鱼阮佳琪】

当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奖项格莱美奖，在今年六月满怀信心地宣布新增“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Best Asian Pop Music Performance Best ）这一类别时，或许未曾料到，这一自诩“拥抱多元”的举措，会在短短一个月后遭遇K-pop领军者防弹少年团（BTS）的公开叫板。

随着报名窗口（7月7日至8月21日）的开启，这场纷争在本周三（7月29日）被推至台前——BTS七名成员通过各自社交媒体账号同步发布了一份相同声明：“我们决定今年不向格莱美提交作品。我希望音乐能够因其本身而被聆听和喜爱，而不是被地域或语言所分割。”

在行业内部，这一决定被普遍解读为对新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项的无声抗议。该奖项将参评对象限定为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音乐作品，并将在2027年2月7日的颁奖典礼上首次颁发。

当天晚些时候，格莱美CEO哈维·梅森（Harvey Mason Jr.）紧急回应，对BTS的缺席表示遗憾，同时着重强调新设奖项绝非“制造分裂”，申报该奖项亦不妨碍艺人同时角逐四大通类大奖。

然而，尽管格莱美方面解释称，设立该奖项旨在彰显包括K-pop在内的亚洲音乐的发展，仍有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将如此多元且各具特色的音乐市场，笼统地归入“亚洲”这一单一区域标签之下，本身便折射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

亚洲音乐为什么需要一个专门的“地域标签”才能被看见？这个问题，格莱美需要给出回答。

BTS七名成员声明作品不参选

时间回到上个月：主办机构美国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2027年第69届格莱美奖将新增五个奖项，其中包括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最佳拉丁歌曲等，奖项总数随之扩容至100个。

官方对“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类别的描述颇为隆重：旨在表彰“源自亚洲市场或在亚洲市场被广泛认可的亚洲流行音乐表演中的艺术卓越性”，包括但不限于C-pop、J-pop和K-pop（中日韩音乐），且要求“对一种或多种亚洲语言进行有意义的使用”。

在学院看来，这是一次“拥抱多元”的进步。就BTS退出做出回应时，格莱美CEO梅森也给出了标准化的“学院式辩护”：“我想澄清一点，似乎在讨论中被误解了。设立‘亚洲流行音乐’类别是为了表彰亚洲流行音乐艺术的深度、多样性和非凡发展。”

他反复强调，新类别“不是为了划分界限”，而在于“为这些重要的艺术家提供专门的关注”，并补充道，申报该奖项并不妨碍艺人同时角逐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新人四大通类奖项。

对于这番解释，很多粉丝并不买账。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反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不也设立一个拉丁美洲/英国/欧洲/加拿大的类别呢？我们可曾问过泰勒、爱莉安娜或奥利维亚是哪里人？你们只是不想BTS在主要奖项中压过你们想捧的心仪人选罢了。”

更有人一语道破：“哈维·梅森一直在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类别，但那根本不是BTS所质疑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一首歌是流行乐，就让它作为流行乐去竞争。如果一张专辑具备‘年度专辑’的水准，就让它凭借音乐本身来接受评判。”

在很多人看来，格莱美此举本质上是以“表彰多样性”之名，为少数族裔艺人划设次级赛道，既能收割全球粉丝的流量，又将最具影响力的通类大奖继续留在西方白人主流歌手的舒适区内。

有人直指其偏见本质：“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平等、成长、发展，但到头来还是把人家归类为‘亚洲’艺人——他们总是用漂亮的辞藻来包装偏见。”

BTS粉丝和亚洲乐迷的警觉并非捕风捉影。格莱美在“以分类之名行分隔之实”这件事上，有着并不光彩的“案底”。

最典型的，莫过于“Urban”（都市）——这个曾被用来归类黑人音乐的词汇。

在格莱美和美国主流唱片业的漫长历史中，“Urban”一词长期扮演着一个心照不宣的角色。它最初由黑人电台DJ提出，本意是推广由黑人艺术家创作的R&B、Hip-Hop和灵魂乐。但在格莱美的制度框架下，“Urban”逐渐演变为一种变相的种族标签。

黑人艺人的音乐，无论风格如何跨界、品质如何卓越，都会被自动归入这个赛道，排除在年度专辑、年度制作等通类大奖的主流竞争之外。

积怨最终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期间爆发。黑人说唱歌手Tyler, the Creator凭借专辑《IGOR》获得最佳说唱专辑奖后，在后台公开质问：“为什么当像我这样外表的人做着跨越曲风的音乐时，他们总是把它归类到‘Urban’或者‘Rap’里？我不喜欢‘Urban’这个词，这只是用一个政治正确的说辞骂我‘黑鬼’罢了。为什么《IGOR》不能被看作是一张纯粹的半流行专辑，就因为我长这样？”

迫于舆论压力，同年6月，格莱美紧急改革，正式弃用“Urban”一词。但改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它承认了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为少数族裔音乐单设赛道”的路径依赖。

2020年，黑人说唱歌手Tyler, the Creator凭借专辑《IGOR》获得格莱美最佳说唱专辑奖

如果说黑人音乐的历史是格莱美“制度性偏见”的旧伤，那么非洲音乐近年来的遭遇则提供了更切近的参照。

2023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奖项，当时同样被宣传为非洲音乐的“历史性突破”。然而短短几年，这一奖项便陷入持续争议。

根据官方手册，该奖项涵盖Afrobeats、Amapiano等十几种非洲本土流派，但历年提名却集中在更西方化、流行化的作品上。南非艺人Tyla在2024年和2026年两度获奖，却屡屡被质疑“太西化”、“不像非洲音乐”，许多本土音乐人批评她的成功是因为“迎合了西方听众的耳朵”。

非洲媒体《OkayAfrica》的评论尤为犀利：格莱美不仅是在分类，更是在定义“什么是合格的非洲音乐”，这种所谓“非洲性”的认定，是在无视非洲的历史。这种评选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凝视，只给那些符合美国唱片工业想象、或者高度融入欧美流行制作底色的作品发奖。

文章斥责道，格莱美要求所谓的地域性，却从根本上忽视了非洲各地音乐体裁自身的传统性、风格化以及扎根本土的现代融合形态，反而像在筛选符合西方审美的文化样本。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标准化评选正在反过来塑造非洲音乐的创作方向。当艺人开始为了满足格莱美对“非洲性”的想象而创作时，音乐的自由表达便受到了隐性的规训，非洲音乐本身正在发生的现代性进化和历史深度也被一同抹杀。

“这是格莱美的陷阱：对‘正宗’非洲音乐的要求，实际上仍是一种殖民逻辑，”这家非媒直言，“自1959年创立以来，格莱美奖就并非简单地‘认可’音乐，而是通过奖项分类在政治层面操控着音乐。该奖项的架构始终发挥着一种意识形态分类系统的作用——当需要收编黑人创造力时，它将差异抹平；当需要维护白人处于中心地位时，它又将差异分隔开来。”

这套逻辑，套在“亚洲流行”上，丝毫不差：当格莱美规定什么样的歌曲才算“合格且高级”的亚洲流行乐，它实际上正在用西方的标准重新定义亚洲音乐应该是什么样的。

正因这些前车之鉴，当格莱美宣布推出“亚洲流行音乐”类别时，亚洲乐迷才会立刻警觉。批评者认为，格莱美只是把当年的“Urban”换成了今天的“Asian Pop”，这是一种带有殖民逻辑的象征性包容。

许多韩国流行文化分析人士认为，BTS不参选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在于它指向了一个奖项设立之“虚伪”，也在于它向一个长期以“西方标准”定义“全球成功”的体系发出了质疑。

在全员完成兵役后，今年3月，BTS携第五张录音室专辑《ARIRANG》回归。该专辑以64.1万张的首周销量登上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榜首，创下十多年来团体专辑的最佳首周销量纪录。

BTS也已在美国几乎所有主流音乐颁奖礼上获得广泛认可，最近一次是在今年5月的全美音乐奖上第二次斩获“年度艺人”。就在不久前，他们还登上了世界杯中场秀的舞台。

然而，格莱美奖仍然是他们众多荣誉中唯一缺失的一块拼图。BTS曾获得五项格莱美提名，并三次登上颁奖礼舞台表演，却从未捧杯。这也导致每个颁奖季，关于“BTS能否终于拿下格莱美”的猜测都会成为乐坛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