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中国社会报）
汉唐时期，都护制度是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地区的重要保障。自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始置西域都护起，中央王朝就正式将这片土地纳入管辖范围。至唐朝，朝廷在西域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还将都护制度推广到东北、北方、西南等边疆地区。这种“以军统政、军政合一”的制度，为历朝对边疆实施有效治理提供了制度参考，为边疆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悬旌万里
汉代都护制度的形成
汉武帝前，西域诸国为匈奴藩属。经过武、昭、宣三代的经营，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朝廷设西域都护，将西域置于军事监护之下。《汉书·西域传上》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西域都护的建制始于郑吉，“都护”意为并护南北二道，治所设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因其地土地肥饶、位置处于西域之中而设治。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着新疆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成为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西域都护以军事监护的方式管理天山南北绿洲上的小国。天山南北诸国的户口、官兵数目等都登记在册，由都护掌握。《汉书·郑吉传》记载都护的职能为“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即督察西域诸国动静，如有变乱，或安抚，或诛伐，以保证西域的长治久安。西域都护有权征发西域诸国军队，例如甘露元年（前53年），乌孙动乱，解忧公主与汉朝使臣被围困在赤谷城，都护郑吉便征发诸国兵力前往解围。
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图为《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记载了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郑吉设置西域都护府的史事。供图/视觉中国
都护制的特点是“军政合一”，都护既负责辖区的军事防务，也承担治理职能。西汉朝廷为西域都护构建了属官、从属机构、羁縻机构三部分组织体系。属官有副校尉、丞、司马、候、千人等。从属机构包括戊己校尉、伊循都尉、屯田校尉。羁縻机构则指西域各国旧有的统治体系，下至译长、城长，上至侯、王，皆佩汉印绶，既是民族政权的首领，也是西汉的地方官吏。为了防止西域都护因久居一地而形成割据势力，西汉朝廷对西域都护采取“三岁一更”的换防制度，并通过朝廷监察体系对边吏进行约束。
西汉都护一职为边吏，其选任看重官吏的军事才能，有因功、举荐等多种途径。据《汉书》记载，出使、任职西域者“皆以勇略者选”，如甘延寿“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段会宗曾两次出任西域都护，第一次“以杜陵令五府举为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第二次“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对于西域都护而言，最主要的升迁方式是获得战功。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郅支单于派使者入汉，诈称愿内附汉朝并请送回质子，待质子回国后却杀害汉朝使臣，西逃至康居国。汉元帝任命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骑都尉，陈汤为西域副校尉，出使西域。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率军西进，斩杀郅支单于，并上疏请将其首级悬于外国人居住的槁街，以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功成之后，甘延寿获封义成侯，陈汤获封关内侯。
因时立制
唐代都护制度的发展
在西域设置都护的制度，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代，但其间断续不定。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对西域采取“无为”政策，直到永平末年，汉军北征匈奴，重置西域都护，旋即因叛乱废弛；至永元三年（91年），班超定西域，以其为都护。后经“三绝三通”（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三次断绝与三次恢复的历史过程，是东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体现），至永元年间班超平定西域，都护制度再度稳固。至永建二年（127年），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17国皆来服从，东汉在西域设置的最高管理者演变为西域长史，可见从长期来看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意图具有延续性。东晋时期，西域都护之名重见于史册，至十六国时期，都护制度进一步发展，后凉曾以吕覆为西域大都护，西秦赐予吐谷浑王树洛干赤水都护封号，后赵政权设置易北都护。这些都为唐朝都护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朝前期国力鼎盛，边疆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都护制度在唐朝的边疆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贞观四年（630年），唐朝派李靖率军进攻突厥，俘获颉利可汗，攻灭东突厥汗国，设立都督府。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攻下高昌，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境内）。安西都护府的设置为唐朝边疆管理机构的完善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促成一整套以都护制度为主的边疆管理体制的建立。
北庭故城遗址。供图/视觉中国
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都护制度推广到其他边疆地区。麟德元年（664年），云中都护更名为单于都护；总章二年（669年），瀚海都护更名为安北都护，两都护府逐渐成为管理北疆的主要机构。总章元年（668年），唐王朝灭亡高句丽，设置安东都护府进行管理；调露元年（679年），唐朝将交州都督府改为安南都护府，管辖今我国云南、广西、海南以及今越南北、中部广大地区；长安二年（702年），唐王朝在西域设置北庭都护府，管理西突厥部众，北庭、安西两都护府分守天山南北之地。最终，随着唐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不断巩固，其边疆形成以安西、单于、安北、安东、安南、北庭6个都护府为主的边疆管理体系，直接由中央朝廷管辖。此外还有类似于羁縻都督府性质的昆陵、濛池二都护府。
此后，部分都护府被升格为大都护府。安北、单于、安西和北庭四都护府均被升为大都护府，而安东、安南为上都护府。唐制，大都护秩从二品，都护秩正三品，下设副大都护、副都护、长史等官近五十员。据《唐六典》记载：“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开元间北庭大都护府曾被降格为都护府，因唐开元四年（716年）曾以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边将官衔不得与亲王平级，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唐朝对西域治理的重视程度。
屏障永固
都护制度的精神基因
汉唐都护制度的演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军事防御形势和需求。西汉时主要是为了抵御匈奴、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唐代则在更广阔的边疆构建防御体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汉唐都护府的设置，烙下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精神印记，传承了先辈经营边疆的历史经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展出的汉唐西域时期骑马男陶俑。供图/视觉中国
其一，边疆的安定离不开历朝历代的长期经营。自西汉创立都护制度以来，虽然其存在时断时续，但经略边疆的意识却深深埋在了中央王朝统治者的心中。东汉前期无暇西顾，待统一地方割据政权之后便重建起在西域的统治。唐朝能在更广阔的边疆地区建立起都护制度，也与十六国时期的经营密不可分。公元4世纪，前凉已经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隋代又在哈密设立伊吾郡。唐代改两郡为西、伊二州，而后向西北建立庭州，就是北庭都护府的前身。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攻陷河西，切断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安西大都护郭昕带领将士戍守边境，多次派人尝试突破吐蕃防线联系朝廷。直到建中二年（781年），安西守军派出的使者绕道回纥抵达长安。安西守军铸造的唐代“建中通宝”，正是安西军民万里悬孤、对祖国忠心耿耿的历史见证。
其二，“以军统政、军政合一”是都护制度的鲜明特征。作为地方最高军政建置，都护府兼具边疆民族特殊政区、边防军事机构的双重属性。汉代的都护兼管军民事务。唐代西域所辖地域更为辽阔，两大都护府不仅管辖军镇，也管辖地方府州县。安西大都护府下设16个都督府、72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北庭大都护府下设2个都护府、23个都督府，主政官由唐朝任命的地方首领或内地汉人担任，蕴含兼容并蓄的治理智慧。这种“因俗而治”的制度设计，以尊重边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为根基，又以足够的武装力量筑牢边防屏障，实现军事镇守到民生治理的全方位深耕，为大一统国家的边疆稳固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其三，屯田戍边是边疆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汉武帝时初通西域，便屯田渠犁。西域都护设立后，其下设屯田校尉，屯田生产，自给自足。从事屯田的包括士兵、应募士、免刑罪人三类人，且多携带家眷。唐朝传承“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模式，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屯田远超前代规模。《唐六典》载西域屯田共计56屯，以每屯50顷计，总计约30万亩。同时，屯田的发展也带动了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相应的管理机制逐渐成熟。屯田官兵携眷屯戍，家国一体，成为维护边疆稳定的中坚力量。
两汉时期，郑吉、班超等一批先辈不畏艰辛，率先经营西域。此后，在丝绸之路的千年画卷中，都护制度持续为这条东西方的黄金通道提供坚实的安全屏障，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都护府也成为戍守边疆、守护国土、促进民族交流交融的丰碑，熔铸成中华民族守护疆土的精神基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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