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北京报道
“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我问了很多专家才慢慢知道，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可以追溯到0—3岁。我觉得一定要做0—3——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说这话的是田红艳，来自陕北定边县。她以前种蘑菇，后来遭遇车祸，曾被判断可能一辈子下不了床，最终重新站了起来。2009年康复后，她创办了定边宇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开始做农村妇女支持。
“妇女最大的需求就是家庭和谐和养育子女，但是这个需求并不容易满足，我越来越看到一些问题——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有亲子关系破裂的，还有跳楼事件……”一些家长找上门求助，她也说不清到底怎么了。去问专家，答案指向一个她此前没想过的方向——这些十几岁孩子暴露的问题，往往可以追溯到生命最初的几年。
她决定做0-3儿童早期发展。到农村开展活动时，她就地取材：没有玩教具，用矿泉水瓶、豆子、小米也能做，没有场地找一个树荫下，没有专业老师就从妈妈们中培养……她称自己擅长用“土办法”。
田红艳的“土办法”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命题。
在国家“投资于人”的战略蓝图下，“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0—3岁，这个被视作提升人力资本质量黄金期的阶段，正迎来从“托位建设”向“服务质量”转型的关键期。但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低资源地区仍面临普惠供给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家庭科学养育认知薄弱、多元协同尚未成型等多重瓶颈，城乡差距与服务质量短板并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0—3岁儿童总数约4165万人，其中乡村地区超1500万人。
如何让服务在低资源地区真正落地？
田红艳迫切地学习到更多解法。不久前，她从定边赶到北京，参加一场由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主办的“共创共建：破局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触达最后一公里”媒体交流会。
从县城到北京要先坐两个小时的大巴到宁夏银川，再坐飞机辗转而至。参与了这场围绕低资源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路径的实践探索与深度对话后，她在朋友圈说“感恩”。
从政策到落地，还有多远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宋文珍指出，当前0—3岁儿童早期发展领域存在概念认知不统一、部门管理碎片化等现实挑战。例如，“早期儿童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早期教育”多种概念并存。“但是不同的概念有趋同性——都认为应按照不同年龄提供差异化照护服务；认同促进婴幼儿早期身心全面发展这一目标；以及0—3岁阶段，父母的角色不可替代。”
相较于“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也有转向：从单纯强调“托位增量”转向“扩容提质”，从优化生育政策转向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从单纯强调婴幼儿照护服务转向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宋文珍建议，下一步应构建中国特色早期儿童发展保障体系，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普惠资源下沉，同时强化以家庭为主、机构为辅的服务导向，注重微观服务质量。
政策层面的调整方向已经明确，但在低资源地区的服务现场，问题仍然具体而迫切。
田红艳称自己刚开始做0—3岁服务时，面对的第一道坎是：家长不认为这事有必要。“没有这些，我的孩子也一样长大了”“这有什么用”……这是她起初听到最多的话，“儿童早期发展对我们那大多数家庭而言是陌生概念。”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博士后研究员王博雅也指出，过去十年，农村地区0—3岁儿童早期发展风险的比例相对较高，“因为农村家长缺乏儿童早期发展意识，所以在良好的亲子互动方面做得较少。”
还有本土化人才的缺口。“人是最重要的。”田红艳强调。但外部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干预措施难以持续扎根，“我们是陕北农村，没有专业育儿指导员，也没有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就从零培养在地妈妈志愿者，逐渐把她们培养成亲子园的老师。”田红艳说，机构目前培养的志愿者，“多是带孩子的家长，多数是兼职。”
无论认知问题还是人才问题，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约束：谁来持续买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徐晓新分析了这一困境的结构性根源。他指出，低资源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人口分散导致服务递送成本更高，地方财力相对有限，家庭付费能力也不足，服务成本与支付能力之间形成了张力。
需求与供给：谁在填补空白
早期干预到底有没有用？王博雅在分享其团队历时8年的追踪研究成果时指出，“早期干预对农村儿童具有长期积极影响”，在3岁前接受过6个月早期干预的儿童，11岁时认知能力仍显著优于未干预组，家长也更倾向于为孩子投入更多教育资源和时间。
她介绍了两条规模化探索路径：一是“一对五”小组式服务，一名养育师同时服务五个家庭，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仍能有效改善养育行为；二是“数字化支持”模式，通过App与养育师、儿保医生等一线人员协同，支持家长线上学习科学育儿活动，参与率同样高于预期。她特别强调，数字化工具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覆盖，但其有效使用仍离不开一线养育师的引导和协同，无法完全替代有经验的养育师。
同时她指出，有养育儿童服务经验的一线工作人员，其所在村孩子的干预效果显著高于无经验者。这指向了一个朴素的结论——人，仍然是所有模式中最重要的变量。但如何让这个“变量”稳定下来，答案仍在探索。
田红艳从建立信任开始。到小区门口发传单、到村卫生室蹲点、趁家长带孩子打疫苗时递宣传页、发放免费的绘本阅读、送教上门——用一切办法让人先进来。“后来有一个妈妈来了，觉得有用，就带另一个妈妈来。”田红艳直言“这个过程很漫长”。
她开设了“妈妈支持课堂”，内容包括家庭教育、夫妻相处、情绪管理和科学育儿，课程就地取材——“矿泉水瓶装上豆子、小米就是玩教具”。她培养的志愿者都是本村妈妈，带着孩子来上课，顺便学习怎么带自己的孩子。
目前，她的机构已服务350余户0—3岁婴幼儿家庭，从一个社区拓展到三个社区，开展妈妈支持课堂30余场，培养出103名在地志愿者妈妈，家长满意度达95%。
田红艳解释，作为本土化机构，最大的优势是“地熟、人熟、语言通”——能把政策翻译成当地妇女能听懂的话，也能把真实需求反馈给当地政府或其他机构。
这套做法走通了信任建立和服务落地，但天花板同样明显：依赖外部项目资金，志愿者随时可能退出，无法形成稳定供给。“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我们也难以维系。还是要让公益从业者觉得他们不是廉价的，是有经济保障的，才能更好地做服务。”田红艳说。
如果说田红艳回应的是乡村“从零到一”的扎根难题，成都童萌亲子园创始人毛磊展示的则是城市社区普惠亲子服务的落地实践。
他观察到，0—3岁家庭亲子需求覆盖率超过80%，而托位数供给仅约25%，普通收入家庭面临“离家远、价格贵”的困境。童萌的解法是：在社区闲置空间中，由1—2名宝妈创业者共同运营，面向0—3岁家庭提供每节课定价不到商业机构30%的亲子服务。机构投入品牌和运营支持，社区提供空间，创业者无需加盟费。目前，童萌已在成都落地70余个社区，全国超过100个，服务家庭超5万个。毛磊坦言，这一模式面临政策配套的现实挑战，期待未来获得更多制度性支持。
个案探索之外，系统性整合也在同步推进。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总干事秦伟介绍了“照亮0—3”共建项目的整体框架与阶段性成果。该项目由9家机构联合发起，聚焦低资源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落地。针对当前项目成本高、缺乏本土化等难题，项目探索出“三个一”模式：培育一支本土化专业队伍，建立“县级示范中心辐射村镇站点”的服务阵地，构建以卫健委为核心的多部门联动机制。目前已在江西石城、婺源和北京平谷三地试点，建成了3个示范中心、60个服务站点，培育66名养育师，预期惠及4500个家庭。
提供“好服务”的共识与缺口
前述探索提供了经验，形成多层面共识的同时，也暴露了尚未解决的缺口。
关于政府、市场、公益三方的角色边界，各方形成共识：政府应做好需求统筹规划与政策环境搭建，当好“规划员”和“监管者”，在基本服务兜底和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公益力量擅长模式探索和专业研发，在服务创新和补位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市场则具备标准化、规模化供给的能力。三方各展所长、协同互补，方能形成合力。
角色分清楚了，下一步是如何扩大低资源地区的服务供给和提升可及性？关键在于盘活存量资源、挖掘本地人力潜力。依托基层卫生体系、幼儿园等已有设施做“加法”，降低服务递送成本；同时通过培训赋能本地人才，打造扎根基层的专业队伍，确保服务“留得住、可持续”。但现实瓶颈仍然清晰：收费机制不打通、资金保障不到位、职业归属感不明确。徐晓新建议，政府应对困难群体发放育儿券，同时对机构运营成本给予支持。宋文珍也指出，目前90%的托幼机构是民营的，成本下不来，需要进一步凸显政府责任。
服务质量如何保障，是另一个被反复触及的问题。田红艳给出了朴素的检验标准——“孩子变化能力、家长变化能力、家庭关系好了没有”。徐晓新强调，服务应建立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但不同地区实现科学标准时可以采用差异化的工具，同时服务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至关重要。此外，2024年国家卫健委已出台《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宋文珍表示，“指导意见很具体，我们照着做就行。”毛磊分享了童萌在质量保障上的具体做法：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控、标准化培训、家长反馈与投诉机制。
但培训基层人员的具体主体、监督执行的责任归属，并未明确展开。这些措施如何从个案经验转化为制度化安排，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讨论中还有一个未充分展开的议题：祖辈照养人。王博雅带来的研究显示，低资源地区相当比例的0—3岁儿童由祖辈照养，而数字化支持对这一群体的效果远弱于母亲照养的家庭。现有服务方案大多默认母亲为主要服务对象，但现实中大量孩子由祖辈带养。王博雅指出，如何为祖辈照养人提供有效的支持，是接下来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这些尚未被充分回答的问题，指向同一个方向——从探索到制度，从个案到系统。探索已经证实了可能性，但由局部实践通向普惠制度的路径，仍然缺乏明确的接口。
责任编辑：李氏琼 主编：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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