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印象中那些把锁链缠在身上、鞭笞自己、几十年不下石柱的基督教极端苦修者，是不是总默认是男性？在大众文化里，这个画面似乎从未动摇过：公元五世纪，修士西缅·斯泰莱特在柱顶上度过了整整三十六年，他因此被后世记住；英国大诗人丁尼生曾专门为他写过诗，墨西哥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在1965年也把他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到了21世纪，丹·布朗的惊悚小说《达芬奇密码》里，那位用带倒刺的苦修带折磨自己的白衣修士塞拉斯，更是把“男性苦修者”的形象牢牢嵌入了流行文化的想象中。
长期以来，历史学者也普遍支持这种默认设定。2025年年初，以色列《国土报》的一篇文章还这样概括道：“拜占庭时期只有男性进行自我惩罚。”他们甚至用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表述，称“狂喜的受苦”是“崇高男性的专属领地”。换句话说，把自己饿得皮包骨、主动绑在石头上忍受风吹日晒、乃至公开鞭打自己——这类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理喻的苦行，在早期基督教世界似乎只属于男人。
但这个“永恒”的假设，最近被一颗牙齿和三节椎骨轻轻敲碎了。
引起震动的研究发表在了2025年的《考古科学杂志》上。论文指出，考古团队在耶路撒冷旧城附近一处拜占庭修道院遗址中，找到了“第一个确凿证据，证明早期基督教世界中的女性也参与过自我惩罚式的极端苦修”。那个遗址大概存在于公元350年至650年之间，地下墓穴里安葬着许多男女老幼。而其中一具遗骸格外引人注目——它在安葬时被铁链层层裹缠，明显属于一位以极端方式修行的苦修者。
问题来了：因为年代太久远，加上树根侵蚀和土层的挤压，这具骸骨的许多关键部位已经严重损毁。尤其是通常用来判断生物学性别的骨盆，已经破败到无法解读。考古人员手里只剩下三节椎骨和一颗牙齿，距离埋葬之初已过去大约1600年。按照常规思路，如果要从这么古老的骨骼里提取DNA来查性别，机会微乎其微——DNA在自然环境中会快速降解，尤其是在干湿交替的石灰岩地层中，能保住一小段完整序列都算奇迹，根本谈不上准确测序。
但材料科学家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们不找DNA，而是分析牙釉质中的蛋白质。
要理解这个操作，得先回顾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身体里的遗传信息不只体现在DNA上，执行功能的蛋白质同样携带着身份密码。牙齿的釉质是人体中最坚硬的组织，它像一层时间胶囊一样把釉原蛋白严密封存在微观晶体之间。这种蛋白质由AMELX和AMELY两个基因编码，而这两个基因的位置恰好分布在X和Y染色体上。因此，通过分析牙釉质中是否存在Y染色体特有的釉原蛋白变体，就能判断遗骸的主人生前是男性还是女性。比起DNA，蛋白质在干燥环境下的化学稳定性要好得多，往往能扛住上千年。
于是，研究人员对这颗来自拜占庭时期的牙齿进行了质谱分析。当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实验室里一定安静了几秒钟：所有检测到的釉原蛋白类型，都指向女性。也就是说，那个在生命最后岁月里自愿用铁链锁住身体、或许也经历了极度禁食和自我鞭笞的苦修者，是一位女性。
这个结论来得太突然，以至于研究者们反复核对了方法和数据。毕竟，在此之前，没有任何骨骼证据能指向女性极端苦修者的存在。教会的文献、圣徒传记、绘画和雕塑中即便偶尔出现苦修女性，也大多被描绘成禁食或祈祷的形象，而不是用铁器伤害自己的身体。像西缅·斯泰莱特那样站上柱子，或像塞拉斯那样用皮条抽打自己，似乎都被默认为是男人才能承受、也才会去实践的“狂喜式受苦”。
这样的刻板印象并非空穴来风。极端苦修行为在基督教内部一直充满争议。早在公元二世纪就有文献记载，一些隐修士将沉重的锁链挂在脖子上甚至腰上，以此表达对肉体欲望的克制。但教会高层对此态度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白色殉道”——不流血却自我牺牲的方式——有助于灵魂升华；另一方面，当自我折磨超越了一定限度，比如公开鞭打、长期不进食导致死亡时，就会被视为病态的炫示，而非真正的虔诚。六世纪著名的灵修导师圣巴萨努菲乌斯和先知约翰就曾明确谴责这类行为，认为极端的自我惩罚容易沦为骄傲的温床，远离了谦卑的本意。
然而，谴责归谴责，极端的苦修传统却从未真正断绝。西缅·斯泰莱特在柱顶一站就是三十六年，期间甚至还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他死后被尊为圣徒。这样一来，一个带有戏剧色彩的场景就被固化在集体记忆里：男人、柱子、铁链、鞭子。后世所有的文学改编和影视再现，也都在不断加固这个画面。即便偶尔有人问起“那女性呢”，答案也往往被一句“文献里没写”轻轻带过。
如今，这具锁链缠身的女性遗骸直接把“文献没写”给驳倒了。它不是在说女性苦修者曾经存在——这一点其实可以从少量文字记载中隐约嗅到——而是说，女性同样参与了那种用物理痛苦来寻求精神极乐的严酷实践。
那么，为什么过去一直没有找到这类证据？很可能是因为链子本身就成了线索。在这具遗骸的案例中，正是铁链的存在，让考古学家第一时间认出了她的身份。而没有铁链标示的苦修者，很可能被当作普通修行者安葬，性别在习俗过滤器的作用下被自动归为男性或不可知。另一点也值得注意，女性苦修者的身体或许本身就面临着更激烈的腐蚀过程。修道院的男性修行者往往集中安葬，而女性的埋葬位置或许更靠近地表，更容易遭到根系和地下水的早期破坏，能留存到今天的就更少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并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但根据遗址的地层和骨骼毁损情况，这种推测并非凭空而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发现并不能说明拜占庭苦修圈里女性数量与男性相当，更不能拿来推断早期教会中的性别结构。它只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单例，单例本身就有力量：它撕开了“只有男性”这个断然结论的一条裂缝。科学界欢迎裂缝，因为它常常提醒我们，过往的叙述可能漏掉了什么。
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次鉴定也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小胜仗——不是新技术的炫技，而是既有技术的巧妙应用。牙釉质蛋白分析其实并不是专门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