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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做马路,准确地说是建造黄溪公路(黄坛至西溪)的前期测量。我们每天都在半山腰上砍柴、丈量、打竹签、测量高差。这项工作从1965年8月下旬开始,到10月底结束。我长住在西溪公社所在地沙地村近两个月,这是我走出家门、迈向独立生活的开始。

我本可以在米厂做小工,为何要远远地赶到山里去爬山越岭呢?唉,青少年时期的我,生活已不安定,甚至可说充满了苦难。说来话长。

等候中考放榜,我虽有些心焦,却自认稳操胜券。因家里经济困难,母亲早已定下让我填报中技,她说毕业了当个技术工人就很好了。以我的野性,在她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粗劳力,又加上经济负担,是不配读高中的,更别提大学了。我排行老五,上有老下有小,还有病号,她是顾不到我的。那时的我对读书能干什么全是糊涂账,母亲咋说就咋办。而我对中技录取要求低是清楚的,所以一点也不担心。

8月中旬,有同学说学校已在发放录取通知书了,我就赶了过去。通知书由招生办主席杨××亲自在位于柔石楼西面教室后的宿舍里发放。我已听同学说过,录取率不高,据说桌子左边放的那厚厚一叠都是没录取的,我心里仍没搁着。见我进去,他就去翻那一叠,顿让我心里一惊,可又想着怎么可能呢?厚厚的一叠终于翻完,却未见我的,他就去翻右边的一叠,我的心放下许多。谁知也是没有,他又来翻左边的了。我的心顿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结果还是没有。如此往复两遍还是没有,他搔头皮了。思索了一番,他就去翻抽屉,终于在底下找出了我的一张。他停顿了片刻,估计是在组织语言,我已战战兢兢。他说,录取人数有限,你数学考得不好,没被录取。我只觉得头脑“嗡”的一下,晕晕乎乎,似已失去了知觉,反差太大了。他还在说着什么要正确对待,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已越来越听不清了。我已不知是怎么走出他的房门,怎么回到家的,一路上遇见同学一概不理,床上一躺就昏睡过去。

母亲不置可否,大概居委会的邻居已先做了她的工作,所以她像有先知先觉似的,并不感到意外,好像我天生就是下放的命。她深信,早早下放去,就能及早回来工作。

我发痴似的茶饭不思,整整躺了一天。首先是想不通,多少成绩落在后面的进去了,凭什么?说我数学考差了,可他并未教过我们,对我全不了解,分明是胡乱编造来唬弄我,却又正好大错了。他可知数学是我的强项吗?我清楚地记得,试题十道,五道代数题我全解出;五题几何题解出四题,只有一道需要添辅助线的出了点问题,成绩总该在90分上下,能说是考坏了?我甚至在憨憨地想着,莫非他先不发录取通知书是在考验我,而后又补上也未可知。当时的我真是这么想的,并盼望着呢!唉,那时的我是多么幼稚!

优秀同学吴××说他未被录取,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因为他的邻居差个十万八千里的却被录取了。他家是地主,可我不是呀!多少年了,还有同学认为我家是地主呢!

心情趋于平静后,母亲说你要下乡去了,可家里拿不出被子、蚊帐等一应物品,你可去米厂做些小工,我自然应诺。可父亲说上级已发下通知,但凡下放对象必得居民区同意方可。这不很简单吗?我与母亲马上去了居民区。谁知居委会的那位杨姓办事员一口回绝:凡下放对象一律不许。我作了解释,做小工是为下放作准备,我已填了下放表格,定要下去的……未待我说完,她一句粗暴的“勿怪的!”让我吃惊又内心愤怒。正待我还要分辩时,母亲一把拉了我就走,她是不愿看人脸色、不愿求人的。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半天透不过气来,想不明白,痛苦无法言说。从人性讲,一个嫩稚的初中生这边没考进已够痛苦了,却又无奈地同意去地生人疏的地方做农民,有关组织、工作人员理应主动帮助解决困难才是;如今我已主动自己找门路做小工以解决困难,理应支持才是,却是一味地阻拦,于情于理怎说得通?

下乡是确定的,我不会借此赖皮,事实也是非去不可的,自愿报名不过是宣传说说而已。母亲与我姐商量,倒也凑巧,她工作的竹器社暑期正值淡季,那些做篾作的师傅没活可干就要咬指头了,于是厂里联系工交局,而交通部门正在做黄西公路前期的测量准备工作,需要一些小工,几个不怕苦的小青年就应征去了,有年长者吃不消不愿去,就让我插了个空档。

正好避开同学去上学的尴尬。8月底的一个清晨,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手持我姐给的介绍信,挑着铺盖等行李,一个人就出发了。黄坛进去还有二十里山路,我一路问路,向西溪走去。

今天是我走向独立生活的第一天。我知道从此就要脱离家庭,一切自主了。这时的我已朦胧地意识到,我还没学得知识、技能,人生将要充满坎坷。我没有任何依托,年老的父母不可能成为我的靠山,往后的路必须靠自己一步步走下去,吃苦耐劳是必须的。

红日高照,炎热难禁,又是初出门,一路生疏,不免几分紧张,步履匆匆,汗流浃背。黄坛水库从1958年起建造,而这时早已荒废,被称为“黄疸水库”,却还能看到高高的黄土大坝。水库见底,我就一直走在坝底山边的沿溪小路上。以前曾听人家说过,进入黄坛的山里就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而我一路看去,除了陡峭的山岭,很少有树木,多是被压得严严实实的长狼枝。后来才知是被公社化、吃食堂、大炼钢铁滥砍滥伐破坏殆尽了,眼前的一切还是近几年封山育林才重新长出来的,可见历来的政治运动破坏有多大!毕竟是山里,海拔高,空气清新,流水叮咚,慢慢地上坡,我的心情逐步开朗,感觉也凉爽起来。这是未到之地,充满新鲜感,尽管知道是来吃苦的,但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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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目的地就在眼前了,我在溪流中有块巨石的溪边放下担子休息。巨石上蹲着一只足有三四斤重的大鳖,吸引了我。它悠闲地伸长脖子看看来人,又缩回颈项闭眼不顾,根本不顾及自身安危。小溪仅阔四五米,那大石离岸也不过三米,我若一个起步是能跳上去的,但石高溪边低,也有一定难度。大鳖会束手被擒吗?我从未徒手捉过鳖,有几分畏惧,况且就是被捉住了又将如何处置?我在溪边洗手又掬水洗脸,默默思考。终于心有不甘,就捡了几个小石块向那大鳖一一击去,其中一块正中脊背,它才极不情愿地爬着溜下水去了。随着目光下移,我马上看到石边的水底下还有或爬或伏的四五只大大小小的鳖,我兴趣盎然。早就听说山溪里鳖多,今日始信。以后每天出门干活必经此处,老远就能看见那只蹲在石上的大鳖,已成为一景。这里的人说已蹲了好几年了,怎就没人去捉它?

转过山湾,豁然开朗,山谷显见平坦,袅袅炊烟的村庄就在眼前。终于到了,我精神为之一振。溪面阔了,那一个个排列在溪水中的石墩便是路,溪水从石墩间流过,也是一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径直进村,房舍简陋,茅屋瓦房参半,也有一种美。谁能料想,三十年后,整个沙地村正好成为西溪水库的坝基?报到地在公社,老者用手一指,从横路进去,那高大的二层庄园就是了。哦,这山里头也有这等考究的建筑,一定是地主的,说明山里头也有大户人家。匆匆跨进大门,但见庭院很大,石板明堂,却是静悄悄的。到里面一看,办公室里都有人在办公,聚精会神呢!以后才知,这里的机构很多,信用社、卫生所、供销社的办事处都在这里,房子还空着不少呢!那时的政府才真正精兵简政!我拿出介绍信请问工作人员,他说是的,你等着他们中午吃饭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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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队就借住在西厢正房楼顶,可他们出去上了锁,我只得等靠在楼下。初次出门,不到17岁的我,乡远胆更怯,不会多问,就一直靠着西大房外的板壁等待。8月底的太阳已斜照,我等于在阳光下曝晒,竟不知躲到阴凉处;口渴难禁,也不敢去讨口水喝。待到领导们下班去吃饭,仍不见伙伴归来,才觉得饥饿,想到母亲给我烙了两个麦饼,原本是路上吃的,正好当了中饭。西厢房住着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婆婆,底层厨房楼上房间,或许是原来的主人。我问她时,她爱理不理,我不便多问,也不敢借条凳子坐坐,更不敢讨口水喝,弄得唇焦口燥,甚觉疲劳,就尝到了父亲说的“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的滋味。已是下午两三点钟,那婆婆搬出很多树段准备劈柴,我就主动上前帮她劈了。很长时间,树段全劈完了,她才露出笑脸问我要不要水喝,让我一连牛饮了三大碗。她又告诉我,以前这些人中午都是回来的,今天不知什么事,晚上是一定要回来的,因为早上看着他们一个个都带了柴刀出门。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假如他们不回,我去哪吃饭、睡觉?更要紧的是,我的干活是否会落空。既然已熟悉了,我就将行李寄在婆婆家,去外面熟悉下环境散散心,更是为消磨时间。

当我再回到大院门前看时,竟吃了一惊,因为大门上方的墙面上塑有国民党的党徽,两边是国旗,明显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我就奇怪了,共产党执政已整整16年,这里一直是党政机关的属地,这些年来,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要有多少?更有上级领导不时视察、指导工作,包括各项检查,难道就没有一人看到并指出?费思量啊!我告诉了同事,并带他们去看,他们也惊诧了。待到回家过了国庆再回转,那门顶上的党徽国旗全被敲掉了。我估计一定与我指出有关。

天已暗下,工作人员下班或吃了饭全走了,我惶惶不安。无依无靠的初出茅庐者,孤身一人走天涯,自会有更多的艰难。正在我焦躁不安、万般无奈之际,大门外突然冲进三人。我眼前一亮,知道救星到了。定睛一看,竟是小学时上下届的同学:潘功建、潘为江,还有一个是娄明忠。他们都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做篾作去了。平时虽无多大交往,可这时我已有了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我们的工作就在我一路进来的半山腰上,因为水库将要建造,水位要抬高,公路必须建到山腰上。领队是工交局的技术员胡科云同志,其余都是临时小工。25岁的他老成又和蔼可亲,很有感召力,在我们眼里就是绝对的权威。他整天端着仪器定方向、定高度、控制距离,指挥我们工作。队员除了城关的四人,还有沙地村的三个小青年潘大松、潘丁金、潘丁银。年龄最大的潘功剑18岁,其余都是14岁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出门各拿一把柴刀,还有皮尺、镢头、竹签、油漆、毛笔之类。我们总会在胡领队指挥下先砍出一条五六米宽的柴路,然后拉皮尺丈量,按每20米打一个标有数字的竹签,一步步推进。若遇到岩石处无法打竹签,就用红漆在岩石上画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圆圈,再在里面标上数字。这个工作多由我来做。一天的进度在200米左右。

每天出去,我们都知道已测到了哪里,就沿着滑柴道攀缘而上,放工时又会顺着光滑的道子溜下。毕竟我在家时已做过这些工作,所以到这里都是熟门熟路。八九月的天,在烈日下砍柴干活,被柴草熏蒸,异常闷热,汗雨如飞。胡领队脚蹬长筒布靴,防护工作做得很好;其余的都穿草鞋,唯独我一人赤脚上山。胡领队第一天就关照我,上山不能赤脚。其他人也都劝我去买双草鞋。我外行,花了两毛钱买了双生草鞋,结果一天就硌出两只血泡,以后干脆不穿,赤脚到底了。山上主要是狼枝柴,由于山高无人砍,老的倒下新的又长出,厚厚的像被絮,踏上去软软的,砍起来也方便,堆起来就是一堆堆。砍柴留下的根枝像一根根针刺,让我吃尽了苦头。加上遍地的各类荆棘,我的脚常是鲜血直流,而我竟能坚持到底,让大家佩服。

夏天的山上各类虫蛇多,必须提防,我们总会先用柴刀去驱赶,然后上手。我就看见过毒蛇竹叶青,蜈蚣、百足之虫让人厌憎,但见惯了也不怕。汗水满面、湿透衣衫,至多是遇上山沟水洗洗而已。人家还有草帽,我也没戴,脸被晒得通红。由于人多又年轻,成天嘻嘻哈哈,大家也不怕辛劳。特别是潘为江有说不完的闲话、荤话,总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胡领队也会跟着笑一声,我们就更轻松了。大家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以至影响工作,胡领队就会一声大喝,个个马上乖乖静下,好好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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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从外面的黄坛开始向里测量,越到里面山越陡,爬得越高。我有些恐高,不敢向前,几个山里的小青年总会照顾我。约莫干了半个月,潘功剑沾上漆树汁液过敏,先是双手红肿发炎,后来连面孔也溃烂起来,就不能继续干活,打道回府了。我也玩过粘稠的漆树,被众人制止,只是手有些发痒,却没有过敏反应。我们的工钱每天八毛,应是低的,这于我急于要挣上几元,是不计较的,但对竹器社两位高高大大的师傅来讲,就要嫌低了。明忠有意见不会明讲,为江直爽,就成天闹着要增加工资。胡领队说这是局里定的,他没有这个权力。我多次做潘为江的思想工作,却没有效果,不几天他也走了。我心里极担忧明忠有朝一日也会一走了之,留下我一人吃住在公社该有多孤单,大大的房间打了地铺,我还要害怕呢!所以我常做明忠的工作,而肯吃苦耐劳的明忠终于没走,与我一起干到结束,让我从内心里感激。

这里的生活十分枯燥,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夜里仅有一盏小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仅供睡前洗漱时照明。洗脚后,我总会在油灯下从脚上挑出许多刺来,才舒服了。洗衣只能黑咕隆咚地到溪边胡乱揉搓,顾不及干净。下雨天我内心着急,不能出工挣钱,又无处可去,更觉无聊。记得一次,我们在山上远远看到山脚下拉进来一辆手拉车,胡领队说今晚有电影看了,那是电影公司送片下乡服务农村。电影就在公社大院放映,我们住在里面,就不用花五分钱买票了。《英雄儿女》我虽已看过多次,但作为那时的经典影片,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里面的插曲“烽烟滚滚……”耳熟能详,宝贵的精神食粮啊!

饭是搭伙在公社食堂吃的,总数不到10人,由当地一个约莫十八九岁的姑娘来烧,每月工资18元。早餐一分钱的咸菜我们也不舍得,总吃家里带的芝麻盐。中晚两餐千篇一律是豆腐汤,嫩嫩的,五分钱一碗,百吃不厌。来前母亲吩咐过,在外不能多花钱,熬些下来可以买物件,我铭记于心。可饭总得基本吃饱,每餐雷打不动的半斤米饭不可少,每天就得花去两毛四分钱,再加上两餐豆腐汤,几乎要去掉一半了。下雨天不能出工,可饭要吃,这样下来每天能剩下一半已是极限,我心里有些焦急。明忠虽已工作好几年,却也是个节俭人,他好像了解我心思似的,自功剑、为江走后,我俩也没商量,竟不觉自然地合吃一碗豆腐汤了。中午我买,晚上他就去付菜票,这样每天又可省下五分钱。烧饭的姑娘常会善意地说,城里人怎么也会这么节约,我们虽有些难为情,却也只能笑笑而已。所以每次放碗灶上分豆腐汤时,她总会给我们这碗多加些汤。那时的人不大会巴结领导,反会对节约的我们予以照顾,是少功利的。本是饥肠辘辘,我们从不在乎小菜,几块豆腐加些汤,一大碗饭几口就下去了,但求肚饱呢!我在山里共约50来天(国庆假回家休息了几天),出工不足45天,后来为赶制图纸加了两个夜班,吃饭后能剩下十七八元,已是节省到极点了。

测量完成后,胡领队给我一本簿子和钢笔,让我带上丁金、丁银兄弟俩去测土石方。我站在路中,由他俩各拿两根两米长的竹竿攀上爬下,分别向上向下各量两次,即各测出垂直4米内的高差报我记下。20米一测,基本上就能算出要填挖的土石方,这是绘制图纸的依据。为这一工作,我还挨了胡领队一顿批评。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测到悬崖峭壁处,我看看这一带都是上下一般,不可测,就自作主张50米一测了。其实也没错,可他批评我偷工减料,必须重测,我就顺从了。以后想想,可能是他一时心急,却未必真要我去,因为我一个人去又有何用?而我还是糊里糊涂地去了。

正午闷热,我一个人在高高的柴道上低头走着,似在蒸笼里。只听前面“嗦”的一声,我猛抬头,但见前方约三米处的柴堆上盘着一条冲杠粗的大蛇。它该是被我惊动,翘起头来足有两尺高,一对晶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还在不断吐着长长的信子。这一吓非同小可,我早已魂飞魄散,因为我平生最怕的就是蛇。手里仅是一本簿子一支笔,无法抵御。我向前不敢,后退也怕它追来,迟疑不决中目光不离,总想缓缓移步后退,而它似乎也觉得我无伤害之意,持续了片刻,头一低就向下溜走了。这一吓差点让我坐倒在地,半天才回过神来。到了这时,我才想起怎没带上丁金、丁银兄弟俩来?

最后的工作就剩绘制图表了。胡领队知道我有点文化,就交代了制法,让我与明忠来完成。他要去长街接回妻子,夫人在九江生了儿子,刚好满月。这时,城里来了信,让我尽快回去,因为下放的日期已到,马上要下乡了。我要两边兼顾,心急如焚。

能在清凉、宽敞的办公室里绘图,于我讲就等于休息,我是第一次坐办公室工作呢!我突发奇想,我这辈子若能坐在这样的办公室工作,该有多么幸福!有生以来,我一直是苦劳力啊!我每天能绘八九张图,而明忠只有两三张,而且全是错的,告诉他又不接受,我就随他了。待胡领队回来,才知他根本不会,就由我一人来完成了。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长一些!第二天明忠无事去了宁海,由我一人上班。他几天的工作量,我一天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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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那天是在山里的最后一天,也正好是我的生日。更巧的是,近两个月餐餐都是豆腐汤,唯有这天破天荒地从城关带下了小黄鱼。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为我庆贺生日,照理高兴才对?可我却犯难了,因为这碗小黄鱼要三毛钱,而明忠要待傍晚才回,若他在,两人共吃我尚可接受,让我一人吃,就太奢侈了,我不敢。烧饭姑娘再三动员我吃,我内心矛盾,表情尴尬,久久迟疑不决。最后,我还是下决心不吃了。中午别说豆腐汤,连咸菜也没有,而我带的芝麻盐早已在几天前吃完。吃什么呢?最后只能从盐甏里抓几颗生盐拌饭。开始因肚饿吃得顺利,半碗下肚后就感到生盐的腥味恶心,吃不下,只得倒掉了,幸亏这天是坐办公室。这是我唯一一次倒饭。以后我常想,平时用钱,或与朋友交往,我也还算大方并不小气的呀!这次怎会这样?想着就后悔。后来一次说与母亲,她说是辛苦铜钿无处用啊!我一直记着呢!

这一夜,我加班制完最后几张图纸后,来到胡领队房间领工钱作别,他们还请我吃了点心。胡夫人听说我要去大湖,就说那里是水稻区,劳动辛苦收入少,尽量别去。我听了心里自是不安,但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其实,胡领队几天前也曾私下问过我,明年西溪至双峰的公路测量又要开始了,其他人用不上,你若愿意可以跟我,以后的生活也有得做,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当然喜欢,却又绝无可能。我尽管没去成,内心是感激的。

急匆匆赶回家,同学们早已准备好,离下乡仅三天了。自己购物,自己整理,自己迁出户口,但钱不够已不能买蚊帐了,身边仅剩6元钱,我知道下去吃饭还要花费,必得有计划。母亲从不问我挣了几元、用了几元、还剩几元,一切由我自主,对我非常信任。既然如此,我也从不主动讲,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一定要靠自己了。

想想这次做小工与下放排得这么紧密,对我来说,似乎是下乡前的一次预演,多少增加了我出门的经验。

当我迈出外阊门再回头一望,双眼已噙满泪水。唉,这里已不是我的家了,我是多么依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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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晓明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