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四十岁，玉米叶子正抽得老高，人走进去，外面啥也看不见。
八月初十，天闷得像蒸笼，我扛着锄头去地里看墒情。玉米棒子刚灌浆，再有个把月就能掰了。走到地中间，脚下突然绊了一下，低头一看，锄头差点脱手。
一个女人蜷在地上，脸埋在胳膊里，头发糊成一团，身上的衣服沾满泥和草屑。我喊了两声，她没应。蹲下去推她肩膀，她猛地缩了一下，像被烫着似的，整个人往玉米秆子里躲。
我说你别怕，我是这地的主人。她抬起头看我，眼睛肿着，嘴唇干得裂了口子，脸上脏得看不出本来面目。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喉咙里只挤出一点嘶哑的声音。
我蹲在那儿愣了半晌。这地离村子三里路，周围全是庄稼，她一个女人，怎么躺在这儿？我往四周看了看，玉米叶子密不透风，除了风吹叶子的哗哗声，啥动静也没有。
我伸手去拉她，她往后缩了一下，但没躲开。我攥住她手腕，那手腕细得硌手，皮肤凉得吓人。我把她拽起来，她站不稳，整个人往我身上倒，我赶紧架住她胳膊。
她身上有股酸味，混着泥土和汗，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我半拖半架把她弄到地头，让她坐在田埂上。她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我问她叫啥，哪儿的人，咋跑到这儿来了。她摇头，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她还是摇头，眼泪忽然掉下来，一颗一颗砸在膝盖上，也不擦。
我点了根烟，蹲在旁边抽。烟抽到一半，她忽然开口了，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大哥，别赶我走。”就这一句话，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我四十岁了，光棍一条，爹妈走得早，家里就剩我一个人。这些年不是没人介绍，可我这条件，要啥没啥，三间旧瓦房，五亩地，人长得也不体面，哪个女人愿意跟我？相过几次亲，人家一进门看看灶台，看看屋顶，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后来我也不想了，一个人过就一个人过。白天干活，晚上看电视，困了就睡，日子像磨盘一样转，没个头，也没个尾。
可那天看着这个女人坐在田埂上，瘦得跟纸片似的，我心里忽然不是滋味。她不是那种讨饭的，也不是疯子，就是那种走投无路的人，跟我一样，没啥地方可去。我把烟掐了，站起来说：“走吧，先跟我回去，弄点吃的。”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光闪了一下，又暗下去。她站起来，跟在我后面，走路一瘸一拐的，左脚好像有伤。我放慢步子，她始终离我两三步远，不远不近地跟着。
进了村，天已经擦黑。我特意绕了小路，从村后头走，怕碰见人。可还是没躲过去，走到巷口，张婶正端着碗在门口吃饭，一眼就看见我了。
“建国，这是谁啊？”她放下碗，眼睛直往我身后瞟。
我没停步，说了句“亲戚”，拉着女人赶紧走。张婶在后面“哎”了一声，我没回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粘在我背上。
进了院子，我把大门关上，才松了口气。女人站在院子里，四处看，目光从熏黑的灶台扫到晾衣绳上挂着的破背心，落在墙角那堆玉米棒子上。
我说你坐，我去烧水。她没坐，就站在那儿，两只手攥着衣角，像只受了惊的猫。
我进了灶房，把锅刷了，添上水，蹲下去点火。柴火有点潮，呛得我直咳嗽。等水烧开，我端出来，给她倒了碗热水，又把早上剩的馒头热了热，搁了碟咸菜。
她接过碗，手抖得厉害，热水洒出来烫了手也不吭声。她低头喝水，小口小口地抿，像怕喝完就没了似的。馒头她没动，就搁在桌上。
我说你吃啊。她摇摇头，说吃不下。声音还是哑的，但比在地里清楚了些。
我坐在门槛上，又点了根烟。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响声。我抽完烟，问她：“你叫啥？总得有个称呼。”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叫我秀兰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名，但也没追问。我又问她家里还有啥人，她又不说话了，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指节发白。
那天晚上，我把西屋收拾出来，铺了床被子。那屋平时堆杂物，一股霉味，但好歹有张床。她进去就关了门，我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听西屋里没动静，也不知道她睡了没有。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煮了粥。她出来的时候，脸上的泥洗掉了，头发也梳了，看着比昨天齐整些。她大概三十出头，长得不算好看，但也不丑，就是那种扔人堆里找不着的模样。
脸上有块青，嘴角结了痂，不知道是摔的还是怎么弄的。她坐下喝粥，喝了半碗，忽然放下筷子，说：“大哥，我不白吃你的。我给你干活，洗衣做饭，地里的活我也能干。”
我说你先养着，不着急。她没再说话，但吃完饭就把碗收了，蹲在井边刷碗。我看着她蹲在那儿，背瘦得能看见肩胛骨的形状，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就这么着，秀兰在我家住下了。头两天，我没出门，怕村里人问。可纸包不住火，第三天，张婶就找上门了。
她拎着几个鸡蛋，说是来看看我。一进门，眼睛就往西屋瞟。秀兰正在院子里扫地，看见张婶，手停了，站在那儿不动。
张婶把我拉到灶房，压低声音说：“建国，你跟婶说实话，这女人到底哪来的？”我说是远房亲戚，家里出了点事，来住几天。
张婶不信，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可别犯糊涂，这来路不明的女人，万一是个麻烦，你担得起吗？”
我说我心里有数。张婶叹了口气，把鸡蛋搁在灶台上，临走又说了句：“村里人都在议论，你自己掂量着办。”
她走了，院子里又安静下来。秀兰继续扫地，扫帚一下一下地划过地面，声音单调又沉闷。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日子，怕是回不去了。
张婶走的当天下午，就有几个街坊借故到我家院子门口晃悠，探头探脑地往里看。我拿锄头在院子里翻菜园子，假装没看见，锄头刨在土块上，一下比一下重。
秀兰蹲在菜畦边摘野菜，头埋得很低，手都不带动一下。等那帮人走了，她才小声说：“要不我走吧，别给你惹麻烦。”
我停下锄头，看着她说：“走啥？这饭都做了，床也铺了，你现在走，不是更说不清楚？”
她低下头，手指抠着鞋底上的泥，没再说话。但那天之后，她干活更卖力气了，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喂鸡，中午我从地里回来，饭菜总是温在锅里，连我攒了半个月的脏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院子里。
我活了四十年，第一次有人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利落，第一次进门就能喝上热汤。刚开始我还不习惯，觉得别扭，后来慢慢也就受着了，只是心里总悬着一块石头，落不下来。
村东头的老光棍王二，那天在路上堵着我，挤眉弄眼地笑：“行啊建国，闷不吭声就捡了个媳妇，啥时候喝喜酒啊？”我没好气地推开他：“瞎说啥，那是我远房妹子。”
王二笑得更凶了：“远房妹子还住你西屋？你四十岁的人了，装什么正经？有这好事，藏着掖着干啥？”
我没理他，扛着锄头就走，心里堵得慌。我知道村里的闲话不会停，这话传出去，怎么听怎么不对味，可我又没法挨个跟人解释。
过了大概半个月，秀兰脸上的青消了，走路也不瘸了，人也胖了一点，脸上有了血色。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乘凉，把攒了半个月的话问出口：“秀兰，你总得告诉我，你是从哪来的，为啥跑到我们玉米地里去？”
她坐在小马扎上，手搓着草帽辫，半天没说话。院子里的蚊子嗡嗡叫，我拍了大腿一下，刚要再说，她开口了。
她说她老家是邻县的，男人比她大十岁，结婚五年没生娃，婆婆天天骂她不下蛋，男人喝了酒就打她。上个月她查出子宫里长了个瘤，要动手术，婆家说她是吃钱的窟窿，不愿意治，把她赶出来了。
“我回娘家，我哥说我嫁出去了，就是泼出去的水，不让我进门。”她说到这儿，声音抖了，眼泪吧嗒掉在膝盖上，“我没地方去，就顺着公路走，走了两天，走到你们村外的玉米地，实在走不动了，就躲进去了。”
我听完，半天没说话。我爹活着的时候常说，女人这一辈子，要是摊上个不好的婆家，那就是掉进苦坑里了。秀兰这命，是真苦。
我问她：“那瘤子，现在疼不疼？”她摇摇头：“刚开始疼，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有时候流血。我也没钱治，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存折，那是我攒了十五年的钱，种粮食卖了钱，农闲出去打零工，一分一分攒下来，一共三万二千七百块。本来是留着给自己养老送终的，还有翻盖房子的首付。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西屋里静悄悄的，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想赶她走，可我一闭眼，就看见她拉着我袖子说“别赶我走”的样子，心就软了。
我活了四十年，没占过别人便宜，也没做过亏心事，就是孤单。现在家里有个人，哪怕不说话，也比冷锅冷灶强。就算留不住，我帮她这一把，也算是积德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乡卫生院，问了问医生，说先做个B超看看，得花一百多，要是真需要动手术，大概得万把块。
我心里算了算，我的三万多，够动手术，还能剩点，要是术后恢复得好，剩下的钱还能把院墙翻修一下。就是这个名声，怕是坏了，可我本来就是光棍一条，还有啥名声可丢？
我回了家，跟秀兰说：“明天我带你去乡卫生院看看，该治就治，钱我先给你垫着。”秀兰一下子就哭了，跪在地上给我磕头，我赶紧拉她起来，她的眼泪蹭在我胳膊上，热得烫人。
“大哥，你真是好人，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她说。我把她扶起来，说：“先治病，别的不说。”
那阵子，我几乎天天往乡卫生院跑，陪秀兰做检查，拿药。
村里的闲话越传越凶，有人说我是花了三千块买的媳妇，藏在家里不敢见人；有人说我是跟人老婆私奔，把人藏在我家；还有人说秀兰是逃犯，身上背了人命，我窝藏她早晚要倒霉。
我叔从村西头过来找我，把我骂了一顿：“建国你是不是糊涂了？你四十岁没娶上媳妇，急疯了？来路不明的女人你也敢留？万一她家里人找来，讹你一笔，你这点家底够吗？”
我叔是我爹唯一的亲兄弟，他说这话是为我好。我跟他说：“叔，我知道你担心我，这女人命苦，被婆家赶出来，娘家不收，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在外头吧？”
我叔气的跺脚：“命苦的人多了，你管得过来吗？你自己都顾不住自己，还管别人？”
我说：“我都四十了，还能坏到哪儿去？大不了就是攒的钱花完了，我再出去挣，总有活路。”我叔看劝不动我，叹了口气走了，临走说：“你不听劝，以后后悔都来不及。”
他走了之后，秀兰从西屋里出来，眼睛红红的，说：“建国哥，要不我还是走吧，不能让你跟你叔都闹僵了。”
我第一次听见她叫我建国哥，心里动了一下。我说：“不走，检查都做了，药也开了，你走了，这钱不就白花了？”
检查结果出来，瘤子是良性的，但是挺大的，得尽快动手术，不然会越来越严重，手术加住院，差不多要一万二。我当天就去镇上的银行把钱取了，取了一万三，揣在怀里，回到家把钱放在桌上，推给秀兰。
秀兰看着那堆钱，哭了半天，说：“这钱，我以后一定还你，就是卖了我自己，我也还你。”我说：“先治病，还不还的，以后再说。”
动完手术，秀兰住了十天院，我天天在医院陪床，给她打饭，擦身子，端尿盆。同病房的人都以为我是她男人，说我贴心，秀兰听了，也不解释，就是低着头笑，眼睛弯成月牙。
出院那天，我雇了个三轮车把她拉回家，刚进村口，就看见张婶带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我家大门口。
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不对，赶紧让三轮车先停在巷口。我走过去，张婶看见我，立马说：“建国，可算等着你了，这是秀兰的哥，人家找过来了。”
那男人上下打量我，开口就问：“你就是收留我妹妹的那个光棍？我妹妹在哪儿？”我没想到她哥真能找过来，一下子就懵了，定了定神才说：“在三轮车上，刚从医院回来。”
秀兰听见她哥的声音，脸一下子白了，抓着我的胳膊，手都凉了：“建国哥，我不想回去，你别让他带我走，他跟我婆家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要把我卖了换钱。”
我扶住她的肩膀，让她别害怕，转头跟她哥说：“秀兰刚动完手术，身体虚，有什么事，进来说。”
她哥跟着我进了院子，坐在堂屋的板凳上，开门见山就说：“这事呢，我也不绕弯子，我妹子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现在我来了，就得把人带走。”
我问他：“你带走，准备往哪儿带？送回婆家？还是让她在你家住着？”
她哥脸一沉：“这是我们家的事，不用你一个外人管。我妹子命不好，嫁出去了，就得回婆家去，哪有一直在娘家待着的道理？”秀兰靠在门框上，声音发颤：“我不回婆家，他们要我死，我回去就是死，哥你就不能容我活吗？”
她哥站起来，指着她骂：“你还知道我是你哥？要不是你不争气，生不出娃，能有这事？我养你这么大，你嫁人收了婆家的彩礼，现在说不回就不回？你让我面子往哪儿搁？”
我看着这架势，心里全明白了，哪里是找妹妹，就是来拿人的，说不定婆家还给了他好处。我往前站了一步，挡在秀兰前面。
我说：“秀兰现在病成这样，刚动完手术，不能动。你要真想带她走，也行，等她养好了身子再说。而且你得给我一句话，带走之后，你给她找个落脚的地方，不能再送回婆家挨揍。”
她哥斜着眼看我：“怎么着，你还想扣着我妹子不放？我看你是没安好心吧？是不是想占我妹子便宜？我告诉你，这事要是闹到派出所，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也火了，我说：“我没安好心？我给她出钱动手术，天天端屎端尿照顾她，你呢？你这个当哥的，早干什么去了？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妹子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教我怎么做。”他说着就要往我这边冲，要拉秀兰走。
我一把推开他，他往后退了两步，坐在板凳上，他没想到我一个庄稼汉力气这么大，愣了一下，随后喊起来：“大家快来看啊，这个光棍拐带我妹妹，还想动手打人啊！”
门口早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街坊，他这么一喊，议论声立马就起来了，嗡嗡的一片。张婶挤进来，拉着我说：“建国，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人家亲哥来了，咱理亏。”
我看着满院子的人，又看着躲在我身后发抖的秀兰，心里那股劲上来了。我四十岁了，没人看得起我，说我是光棍窝囊废，可我不能让人把秀兰推去火坑里。
我从屋里拿出那个存折，往桌上一拍，我说：“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秀兰动手术花了我一万二千八，加上这半个月的吃住买药，一共一万三千五。”
“你要是真疼你妹妹，你把这钱给我，我让你带走。但是你得写保证，以后秀兰的死活，我们概不负责。你要是不写，这钱我也不要了，人你也带不走。”
“你要说我拐带，那咱们现在就去派出所，让警察评评理，我收留一个走投无路的病人，到底算不算拐带。”
满院子一下子就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又看着她哥。她哥脸一阵红一阵白，半天说不出话。他本来就是来拿人的，根本没打算掏这个钱。
他磨了半天，才说：“我哪带这么多钱出来？你这就是讹人。”
我说：“没钱没关系，那你就回去拿钱，拿了钱再来带人。今天人肯定不能跟你走，她刚动完手术，路上折腾死了，你担得起责任，我担不起。”
她哥看我态度硬，又看看门口看热闹的人，知道今天带不走人，放下一句“你等着，我回去叫人来”，就灰溜溜地走了。
人群散了之后，院子里又剩下我和秀兰。秀兰抱着我的胳膊，哭得站不住，说：“建国哥，谢谢你，谢谢你，要是你今天放他走了，我就找个河跳下去算了。”
我扶着她坐到院子里的小马扎上，给她倒了杯水，我说：“别哭了，人都走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一奶同胞的亲哥，怎么就能这么狠心。”
秀兰擦了眼泪，说：“他收了婆家两万块钱，说只要把我送回去，就给他两万。他儿子要盖房子，正等着钱用呢。”
我听完，心里凉了半截，原来真是这么回事。这哪里是兄妹，就是买卖。
那天晚上，我坐在堂屋，跟秀兰把话都说开了。我说：“现在她哥肯定还会再来，你要是想走，我给你拿路费，你找个远地方躲起来，我不拦你。”
她看着我，问：“那你呢？你想让我走吗？”
我沉默了半天，说：“我不想。我一个人过了四十年，过够了。你要是不嫌弃我穷，不嫌弃我岁数大，你就留下来，跟我过日子。以后我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我说完，心里扑通扑通跳，手心全是汗。我四十岁了，第一次跟女人说这种话，紧张得要命。
秀兰看着我，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次她点了点头，说：“我愿意。我啥都没有，就有一双手，我给你洗衣做饭，给你种地，跟你过一辈子。”
我当时就傻了，我没想到她能答应。我站在那儿，半天动不了，后来伸手去擦她的眼泪，手都抖得厉害。
我以为这事就算定了，哪怕她哥再来，无非就是闹一场，我不怕。可我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派出所的人就来了，说是有人举报我拐卖妇女。
派出所来了两个人，一个年轻的一个年纪大点的，都穿着制服。他们先问了我的名字、年龄，又问秀兰叫什么、哪儿人。我一样一样说，说到她是哪儿人，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她跑出来的那个村子。
年纪大的那个警察问我：“她是你什么人？怎么住你家里？”
我说：“她是我收留的，在玉米地发现的，当时她渴得不行，快脱水了。后来我送她去医院动手术，刚出院没几天。”
他又问秀兰：“你认识他吗？你是自愿住在这里的吗？”
秀兰坐在凳子上，脸色发白，但她还是点了头，说：“认识，他是好人，救了我的命。我自愿的，我不走。”
年轻警察在本子上记，又问：“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哥昨天来闹过？”
秀兰一听“哥”这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了，说：“他不是我哥，他是来拿我卖钱的。他拿了婆家两万块钱，要把我送回去挨打。我不回去，回去就没命了。”
她说完，把袖子撸起来，胳膊上全是旧伤疤，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些已经落了疤，看着吓人。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年纪大的那个凑过来看了看，问：“这是谁打的？”
秀兰说：“婆家人打的，我男人、我婆婆都打。我跑出来好几次了，每次都被抓回去，打得更狠。这次我跑了三天三夜，才跑出来的。”
警察又问：“你娘家人呢？你爹妈呢？”
秀兰说：“我爹早死了，我娘改嫁了，不管我。我哥就认钱，他收了婆家的彩礼，不管我死活。”两个警察又对视了一眼，年纪大的那个叹了口气，对我说：“你收留她，办暂住证了吗？”
我一愣，说：“没有，我、我不知道这个规矩。”他说：“按规定，收留外来人员，要第一时间报备，尤其是她这种身份不明的情况。你要是想留她，得去派出所登记，说明情况，办个暂住证。”
我一听这话，心里松了口气，只要不是说我拐卖妇女就好。我说：“行行行，我下午就去办，一定办。”
年轻警察又问秀兰：“你确定要留在这儿？不是他强迫你的？”秀兰使劲点头，说：“我确定，他对我好，我不走。”
年纪大的警察合上本子，说：“行，那你们下午来所里登记。至于她哥，我们会找他谈话，家庭纠纷归家庭纠纷，不能拿人当买卖。要是他再来闹，你就打电话报警，别动手，动手你就理亏了。”
我连连点头，说：“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警察同志。”
送走警察之后，我站在院子里，腿都是软的。我活了四十年，头一回跟警察打交道，吓得不轻。秀兰从屋里出来，扶着门框，小声说：“建国哥，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回头看她，说：“别这么说，警察说了，这是规矩，咱们下午就去办，办完了就没事了。”她点了点头，又哭了。
我发现她这几天特别爱哭，可能是心里压了太多年的委屈，现在终于有人替她出头了，一下子全涌出来了。
下午我带她去派出所登记，民警问得很细，从哪儿跑出来的、婆家叫什么、娘家在哪儿，都记了。秀兰一五一十说了，说得磕磕绊绊的，有些地方记不清楚，但大致上是清楚的。
办完暂住证，民警说：“她哥那边我们会去了解情况，但是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种家庭纠纷，调解起来很麻烦，她婆家要是找过来，可能还会有纠纷。”我说：“不怕，她不愿意回去，谁也不能强迫她。”
民警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个好人，但你要想清楚，留她在这儿，后续会有很多麻烦。她要是没离婚，她婆家可以告她重婚，到时候你也是连带责任。”我心里一沉，问：“那怎么办？”
民警说：“让她先养好身体，等身体好了，可以去法院起诉离婚，理由是家庭暴力，法院会支持她的。但是这个过程比较长，你得有心理准备。”我看了看秀兰，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从派出所出来，我骑三轮车带她回家。路上她坐在车斗里，风吹着她的头发，她忽然说：“建国哥，要不我还是走吧，我不想连累你。”
我把车停在路边，回头看她，说：“你说啥呢？我答应你了，就说到做到。你要是走了，我上哪儿找你？你一个人能去哪儿？”
她不说话了，眼泪又掉下来。我说：“别哭了，警察不是说了吗，只要你身体好了，去法院起诉离婚，到时候你就是自由身了。我等你，等你离了婚，咱们就光明正大地过日子。”
她看着我，问：“你真愿意等我？”我说：“我都等了四十年了，还差这一两年？你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咱们去镇上租个房子，开个小饭馆，你做菜，我打下手，好好过日子。”
她听了，终于笑了，是那种忍了很久的笑，眼泪还没干，嘴角就翘起来了。她说：“行，我做饭可好吃了，以前在村里，谁家办喜事都请我去掌勺。”我发动三轮车，说：“那敢情好，以后咱们就开饭馆。”
那天晚上，张婶来了，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子鸡蛋，说：“建国，这是你家鸡下的蛋，我给你送几个来。”
我知道她是来打听消息的，村里人肯定都传遍了，说警察来我家了。我让她进来坐，她进门看见秀兰在院子里择菜，愣了一下。秀兰站起来，喊了一声“婶子”，声音不大，但是很诚恳。
张婶有点不好意思，说：“哎，你坐你坐，别起来，身子还没好利索呢。”她把鸡蛋放下，拉我到一边，小声说：“建国，我早上看警察来了，吓了一跳。后来听说了，你是好心收留她，她哥不是个东西，想要钱。”
我说：“婶子，您放心，警察都登记了，不是拐卖，是自愿的。她哥那边，警察会去处理。”
张婶说：“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是怕你吃亏。这姑娘看着也是个苦命人，身上那些伤，看着都心疼。”
她说完，又看了看秀兰，说：“姑娘，你别怕，咱们村里人虽然嘴碎，但不是坏人，以后你有啥事，说一声，婶子能帮就帮。”秀兰点了点头，说：“谢谢婶子。”
张婶走了之后，我坐在院子里，心里忽然觉得踏实了。以前我总觉得村里人看不起我，现在我发现，其实也不是，他们就是嘴碎，真遇到事了，还是有人情味的。
接下来一个月，秀兰的身体慢慢好了，能下地干活了，她把院子里的菜地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养了十几只鸡。她做饭确实好吃，和面剁馅包饺子，我一个人能吃两大碗。
她哥再也没来过，听说是派出所找他谈了话，警告他要是再闹，就按敲诈勒索处理。他吓得不敢来了，连那两万块钱也没拿到，婆家那边也退了婚。
我托人去镇上打听开饭馆的事，找了个门面，一个月八百块钱租金，不大，但是位置还行，就在菜市场旁边。我打算等秀兰彻底好了，就去镇上把饭馆开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算账，手术费花了一万两千八，吃饭买药花了一千多，加上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一共花了一万五左右。我存折上还剩四万多，开饭馆要两万，剩下的留着过日子，够了。
秀兰端了碗面出来，坐在我旁边，说：“建国哥，你算账呢？”我说：“嗯，算算开饭馆的钱，咱们下个月就去镇上，先把门面定下来。”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我看她表情严肃，心里咯噔一下，问：“啥事？”她说：“我怀孕了。”
我当时就愣住了，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半天没捡起来。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期待。我嗓子发干，问：“你、你说啥？”
她说：“我说，我怀孕了，三个月了。”我脑子嗡的一声，三个月，那就是在婆家的时候怀上的。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等着我说话。
我弯腰把筷子捡起来，擦了擦，放在桌上。我看着她，她低着头，不敢看我。我说：“是你婆家的？”
她点了点头，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是。我跑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我怕你嫌弃我，不敢说。”
我沉默了，心里翻江倒海。我没想到还有这事，我以为最难的都过去了，结果又来了一道坎。她见我不说话，哭了，说：“建国哥，你要是嫌弃我，我明天就走，真的，我不怪你。”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苦命的女人，她身上全是伤，心里压了那么多委屈，现在肚子里还揣着一个孩子。她跑出来的时候，连自己都顾不上，更顾不上肚子里的孩子。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拉着她的手，说：“瞎说啥呢，我没嫌弃你。”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啪嗒啪嗒掉。
我说：“这孩子是你的，也是我的。以后他生下来，就是我亲生的，我养他，供他读书，给他娶媳妇。我不会让他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他就是我的孩子。”
她一下子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说：“建国哥，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我拍着她的背，说：“因为我也没爹没娘，我知道一个人活着有多难。我要是嫌弃你，我就不是人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直到月亮升到了头顶上。我看着她，心里忽然觉得很踏实，好像这辈子终于有了着落。
第二天，我骑三轮车带秀兰去镇上买菜，路过张婶家门口，张婶在门口择菜，看见我们俩，笑着打招呼：“建国，带你媳妇去买菜啊？”我一愣，回头看了看秀兰，她脸红红的，低着头，嘴角却是翘的。
我也笑了，说：“嗯，带媳妇去买菜。”三轮车往前开，风吹过来，秀兰从后面扯了扯我的衣服，说：“建国哥，你说，咱们以后的日子，会不会越来越好？”
我说：“会，一定会。咱们两个人，还有孩子，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到了镇上，我找到那个门面的房东，交了定金，把门面租了下来。钥匙拿在手里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了底气，好像这辈子终于有了方向。
秀兰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说：“以后咱们的饭馆就叫‘建国饭馆’，你当老板，我当厨子。”我说：“行，你当厨子，我当跑堂的，咱们好好干，攒钱供孩子读书。”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跟那天在玉米地里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她眼里全是害怕和绝望，现在有了光。
我站在那儿，看着门面，看着秀兰，心里想，四十岁那年我在玉米地里背回一个女人，从此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但这样也好，回不去就回不去吧。以前的日子，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过年，那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现在不一样了，我有媳妇，有快要出生的孩子，有饭馆，有奔头。虽然这些都不在计划里，虽然来得莫名其妙，但它就是来了，落在了我的生活里。
我回头看了看秀兰，她正蹲在门口，比划着灶台怎么搭，嘴里念叨着要做啥菜，红烧肉，糖醋排骨，饺子，面条，说得头头是道。我笑了，走过去，拉着她的手，说：“走，回家，明天咱们就来收拾，把饭馆开起来。”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跟我走出了门面。我锁上门，把钥匙揣进兜里。
三轮车又发动了，突突突的声音在镇上的街道上响着。秀兰坐在车斗里，风吹着她的头发，她眯着眼睛，看着路两边的房子和树，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说不清楚。你以为就这样了，一辈子光棍，结果老天爷给了你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个家，虽然来得有点晚，但终究是来了。
回到家，我把三轮车停好，秀兰去厨房做饭，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厨房里冒出来的烟，闻着炒菜的香味，心里忽然踏实了。
以前我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听着风声，心里空落落的。现在不一样了，院子里有鸡叫，厨房里有锅铲响，还有秀兰喊我吃饭的声音。
我站起来，往厨房走，走到门口，秀兰端着一盘菜出来，差点撞到我身上，她笑着说：“哎呀，你站这儿干啥，吓我一跳。”我说：“没事，我就是想看看你。”她脸红了，端着菜往堂屋走，说：“看啥看，天天看，还没看够？”
我跟着她进去，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桌上的菜，一盘红烧肉，一盘炒青菜，一碗鸡蛋汤，热腾腾的，冒着热气。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红烧肉，肥而不腻，甜咸正好，比我娘做的还好吃。我说：“秀兰，你做的饭真好吃。”
她笑了，说：“好吃就多吃点，以后咱们开饭馆，客人肯定喜欢。”我看着她，点了点头，继续吃饭。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天已经黑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蛐蛐在叫。秀兰坐在堂屋里，缝小孩的衣服，我坐在旁边，看着她的侧脸，心里忽然觉得，这辈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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