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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丁奎岭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性工程。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加强基础研究已成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形成符合科学规律、服务国家需求、激发创新活力的组织框架，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保持自由探索的活力，又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和发展问题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内在联系。
高校要分别聚焦战略导向、前沿导向、市场导向，打造体系化基础研究的“集中区”、探索性基础研究的“自由区”、应用性基础研究的“融合区”，形成有机统一、协同互促的整体，共同构成新型举国体制下基础研究体系化推进的系统布局。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基础研究范式。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深刻重塑科研范式的时代机遇，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效能。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人才问题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问题之一。要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构建长周期和稳定包容的人才支持体系，走好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全方位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详见）
作者简介
丁奎岭，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基于有机金属催化的不对称反应和绿色化学，主要著作有《不对称催化新概念与新方法》（主编）、《合成未来》（主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全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论文）等。
番红花
以科学认知突破引领新污染物治理新格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桂斌
新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产生或正在使用的具有难降解、长距离迁移、生物可累积、毒性与健康危害的化学品或微生物。新污染物通常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隐蔽性等特征，能够在低剂量、长期暴露下对生态系统稳定性与人体健康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且其环境风险往往在扩散积累到一定阶段后才被识别。随着全球化学品生产与使用的持续增长，新污染物通过多种途径进入环境。特别是近年来，气候变化与新污染物的交互作用加剧、新兴产业带来的新风险日益突出，使新污染物治理超越单纯的环境科学范畴，上升为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卫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议题。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从学术研究范畴上升为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科技支撑、国际履约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风险识别、效应评估和治理技术三个环节仍面临瓶颈。“十五五”时期，亟需将基础研究作为破解新污染物治理瓶颈的关键切入点，持续推进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的精准制定与动态更新，加快完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标准体系和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强化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安全替代品研发与成果转化，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规则塑造能力，为构建全球新污染物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详见）
作者简介
江桂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环境化学与毒理健康研究，创立新污染物筛查的理论与方法，发表SCI论文1800余篇，其中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ES&T）330篇，出版中英文专著29部。3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 劲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是统筹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发展规律和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部署。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如何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强力度推进基础研究布局优化，已成为当前科技战略制定必须回答的重大命题。
战略性布局的关键在于，以“四个面向”为战略导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将科学研究与国家发展全局性、长远性重大发展需求深度耦合，在关键领域实现原创性突破；前瞻性布局的关键在于，洞察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在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方向上超前布局，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体系化布局的关键在于，破除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协同创新网络。
战略性布局是价值坐标，回答“为何研究”的方向问题；前瞻性布局是认知坐标，回答“研究什么”的判断问题；体系化布局是方法坐标，回答“如何组织”的效率问题。面向未来，需加快完善与科技强国相适应的基础研究体系，在前瞻性上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在体系化上健全自主保障体系、完善科研治理、构筑开放平台，不断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整体实力和原始创新能力，推动新时代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坚实的科技支撑。（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详见 ）
作者简介
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科技创新政策、创业管理，主要著作有《科技创新：中国未来30年强国之路》《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国的时代引擎》《整合式创新——新时代创新范式探索》等。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翠屏湖。王旺旺 摄（人民视觉）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机理和路径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刘云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迭代升级的根基，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演进趋势，未来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其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对基础研究精准化、体系化、前瞻化布局提出全新要求。具体来说，应强化前瞻性、战略性预判，向“引领式布局”转型；打破学科壁垒，构建交叉融合的研究体系；兼顾自由探索与需求导向，实现“两条腿走路”；构建长效化、体系化支撑机制；打通创新链条，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自主可控，筑牢产业安全根基。
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应锚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统筹自由探索与需求牵引，聚焦产业升级痛点布局科研攻关。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的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完善全方位制度保障，构建方向明晰、主体协同、链条畅通、学科适配、保障完备的基础研究体系，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筑牢创新根基。（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详见）
作者简介
刘云，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政策、科技评价、创新管理、产业经济，主要著作有《政府采购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与实证研究》、《基于数据挖掘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监测方法、技术及应用》（合著）、《新兴技术监测与科技成果评价》（合著）。
发挥企业在需求驱动原始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柳卸林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逐步由工程优化竞争转向底层技术竞争，企业逐步突破传统产品开发者的角色定位，成为凝练科学问题、创造原始知识和塑造技术范式的重要主体。基于知识基础观，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并非物质资源，而是知识创造、整合和应用能力。企业基础研究本质上是一个从产业问题识别到科学问题凝练，再到原创知识创造和产业范式重构的知识跃迁过程，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一是需求翻译机制，企业依托产业实践不断发现新的知识空白，并将其转化为科研选题；二是知识创造机制，企业是连接产业场景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组织者，可推动产业知识、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重组与融合；三是创新跃迁机制，企业可在产业实践中推动知识扩散和价值实现，使新知识实现向产业范式变革的跃迁。
在新型举国体制支撑下，我国逐步形成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企业为重要主体、以有组织科研为特征的新型基础研究组织范式，其本质不是简单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是重塑创新体系中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逻辑。在未来实践中，需推动构建企业实验室主导的基础研究体系，提升企业科学问题凝练能力；完善创新链条利益协调机制，构建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环境；强化新型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基础，提升大型央企经费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地位，持续强化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微观基础。（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详见）
作者简介
柳卸林，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创新管理、科技政策与创新生态系统，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追赶与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01-2025）》等。
本期编辑 | 王卓怡 王爽
音频剪辑 | 孟雨非 吴馨怡（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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