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脉络：荆王府与《西游记》话题的提起及意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淮安县地方政府在调查考察中发现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及墓地，又发现了吴承恩的的头盖骨和一块刻有“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字样的半截棺头板。
吴承恩塑像
这些成果送经中国社科院著名考古专家贾兰坡教授鉴定确认后，遂由当时的淮安县政府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上发布，这也就成为了吴承恩与《西游记》研究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和锚定物证。
其中详细过程与学术考据，资深吴承恩研究专家、当年调查考察参与者刘怀玉先生和我们前此都有详细叙述，不再复述。[1]
其中刻有“荆府纪善”字样的半截棺头板尤为重要。“荆府”，即坐落在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的明荆王府，“纪善”为明代王府设置的八品官职，这个职务与参与《射阳先生存稿》初刻本编辑整理、自称“通家晚生”的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2]中所说的“为母屈就长兴悴，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相呼应，因此吴承恩与荆王府的关系向无异议。
最初学界曾认为吴承恩没有实际到任。这是著名学者苏兴先生最早提出的观点。苏先生在吴承恩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考定吴承恩于嘉靖四十五年出任长兴县丞，后因受当地劣绅小吏诬陷下狱，不久又有“荆府纪善”的任命得到名誉平反。
关于吴承恩是否去湖北实任，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嘉靖三年”条下说：“很有理由认为吴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之后，便退官回家，干脆没有去湖北到任。”[3]
由于苏兴先生的影响，这个判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广泛且无条件采用，但今天看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导致这个错误的是一个原本不起眼的误读，即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赠邑候汤滨喻入觐障词》，苏先生误读了“汤滨喻”这个人而认为隆庆三年吴承恩人在淮安，这样他实任湖北荆王府就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了。
《射阳先生存稿》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第一，刘怀玉先生指出了苏先生对《赠邑候汤滨喻入觐障词》的误读，这篇障词并非写于隆庆三年[4]。这就凸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各种吴承恩的年谱上，隆庆元年底至四年年中，都有两年多时间的活动空白，吴承恩去哪儿了？
第二，吴承恩有些诗词因为没有明显的时间、地点表述而无法系年，但有些学者如彭海、张宏粱、陈瞰等认为这些诗词如《白燕》《宴凤凰台》《送友人游匡庐》《送友人游洞庭》等其实包含有时隐时现的叙事元素，如果安放在湖北荆州的背景下倒是非常合适。
我们对于苏兴《吴承恩年谱》上的两年多时间空白比较注意，认为以吴承恩社交的广泛和多样，这段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空白非常显眼且怪异；同时我也认为前述研究者的关于部分诗作可以落实在湖北的讨论很有意义，吴承恩的某些诗文确有可能是在荆府纪善任上所作，可以做深入探究。
《吴承恩谱传》
于是在1988年我们第一次去了荆王府所在地湖北蕲春县考察，并且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内前后去了八次。在蕲春县和武穴市多位研究者、爱好者[5]的帮助下（武穴旧名广济，也属于以蕲州为中心的鄂东蕲黄广文化圈），颇有收获，基本上勾勒出了吴承恩整理润色《西游记》的时间地点及文化背景，以及书稿流通至金陵世德堂刊行问世的完整过程。大致说来，主要成果是：
第一，建立了一条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证据链。
如所周知，百回本小说的祖本世德堂本前面有一篇署名“秣陵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根据序言对《西游记》的评价看，这位《序》作者应该是南京本地人，与世德堂的老板有过比较充分的交流，至少认真看过《西游记》的书稿，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大致了解。在谈到书稿的来源时，他提到：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
这段话学术界通常称为“三个或曰”，研究者们都非常重视。大致解读一下，就是《序》中介绍说：这本书书稿据说来自当今某个王府，可能出自王府幕僚之手，也可能是某位王爷的手笔。
世德堂刊本《西游记》
我们认为，这“三个或曰”可以作为证据链的一端，而淮安发现吴承恩具有“荆府纪善”的任职则可以作为证据链的另一端，中间环节则是吴承恩在蕲州的实任，这可以通过吴承恩的诗文得到证实。
第二，考定吴承恩确曾赴蕲州到任，在蕲州大约有两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完成了《西游记》的整理润色。
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西游记》有若干故事的情节与荆王府以及蕲州有关。如“玉华国”（86--88）故事的原型便是荆王府，乌鸡国（36-39回）、朱紫国（68--71回）故事也和荆王府有关，这是一条有待关注的文化暗线。
更重要的是，蕲州有一个与荆王府关系密切的商帮“金陵帮”，它有可能是把《西游记》书稿转运到金陵世德堂书坊的渠道。这样就解开了《西游记》成书研究中的最后一个谜。
吴承恩棺材板
有诗为证：《宴凤凰台》是吴承恩王府实任证据
先说吴承恩“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的问题。这里的证据主要来自吴承恩的诗文作品，从考证的角度看，诗文作品也是证据。
在各种相关的吴承恩年表、年谱中，吴承恩于嘉靖四十五年出任长兴县丞有确切的证据：即这一年他在杭州有多篇作品和明确的活动，次年即隆庆元年也有《长兴作》诗歌一组，及与县令归有光合作，落款“隆庆元年十月十日”的碑刻两块。
但是隆庆元年十月之后，一向活跃的他却杳无音信，直至隆庆四年七月才在淮安重新出现。这期间两年多的时间里吴承恩在干什么？
根据研究我们知道归有光在隆庆元年十月十日之后即出发赴京参加第二年的朝觐，县里事务交给了上级派来的代理县令；而这位代理县令很快就因贪赃而下狱，一位县丞也受到牵连。
鉴于吴承恩任县丞很明确，因此一般都说受牵连的县丞就是他，因此也都说吴承恩因受诬陷而下狱；但不久后吴承恩又有了蕲州荆王府纪善的新职。
《吴承恩年谱》
这个过程就是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说的“为母屈就长兴悴，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详细考订可见拙著《吴承恩年谱》[6]。
重要的是他到任了没有？通说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我们认为有蛛丝马迹可寻，苏兴《吴承恩年谱》认为没有吴承恩在湖北活动的痕迹，其实源于疏忽，《射阳先生存稿》中若干被认为无法确考的作品，正应是吴承恩在湖北活动的证据。
比如《射阳先生存稿》中有《送人游匡庐》《送人游洞庭》各一首，传统上都属于无法系年的作品。目下我们对这两首诗暂且不论诗境诗意，只问：作者在哪里送人？就吴承恩的经历而言，如果排除蕲州，不管在哪这首诗都不能落实。
古人之长途远游，难能有如此精确的目的地吧！著名的古人送别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被送的杜少府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任所，但王勃只是用了“蜀川”、“三秦”、“五津”这些所指宽泛的地名；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留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名句，但远行的地点也就是“楚天”而已。而有精确地名的送别，往往所距就不会太远。
《吴承恩集》
但如果将这两首诗作者送人的地点设在蕲州，那就一点不奇怪了，因为蕲州历来有“左控匡庐，右接洞庭”之称（嘉靖九年《蕲州志》）。说匡庐，蕲州荆王府距匡山，仅数十里；距庐山，也就是顺江而下，一昼夜而已。
说洞庭，洞庭在蕲州西，水路如经梁子湖到赤壁再入洞庭，稍远，但比之南京、淮安那就近多了。如此看来，说吴承恩在蕲州送友人出游岂不是要合理得多？
还有一首《送魏子还江西兼赴省试》，从地望和用典上看，怀疑也是在湖北所作：
君今何事滞归航，六月南风日日强。
一夜江神吹转北，应催王勃序滕王。
诗意是：一位江西的朋友需要回乡参加乡试，时下已到六月时间已然紧迫，而南风日见强盛更是不利于行程；希望能有一夜北风劲吹把朋友送回，就如当年风神帮助王勃一样。
江西的省试在今南昌（洪州），首场考试的时间是八月初九，由于有一系列的手续要办，所以考生提前回乡，再提前进入省城，是必然步骤——《西厢记》里的张生、《牡丹亭》里的柳梦梅，都是提前数月就往京城靠近了。
而作诗时已是六月，时间对于这位在北方未归的魏子显得非常紧迫，所以吴承恩用了王勃与滕王阁的典故，表示希望能有神风相助，让这位姓魏的朋友早日回到江西一展才华。
《射阳先生存稿》（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典故发生地在九江地段的长江边上，而荆王府的所在地蕲州就在江边，几乎就是与九江隔江相望，只有在蕲州，才有可能因一夜北风而迅速到达的可能，用王勃的典故才是合适的，所以我相信这首《送魏子还江西兼赴省试》是在蕲州所作。
还有《白燕》二首，也值得注意，具体留待下一节讨论，现在重点看一首带有明显地点和情感特征的七律《宴凤凰台》：诗如下：
梅花融雪丽香台，仙旅凭高锦席开。
山水四围龙虎抱，云霞五彩凤凰来。
客乡喜入阳和候，尊酒叨承将相才。
独倚东风番醉墨，遍题春色对蓬莱。
以诗证史，是一种重要的考据方法，尤其是众多证据都具有同一指向时，这种方法同样有确定的意义，陈寅恪和钱钟书先生都曾用这种方法解决过疑难问题。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
我认为这首诗作于隆庆二年早春吴承恩初到湖北荆府时，应该是他到任蕲州荆王府后在一次同僚接风的酒会上的答谢之作，是他实任荆府纪善的重要诗証，解析如下：
前提：以上的诗作中我们可以肯定的因素有：诗作于早春——诗作于酒宴之上——酒宴开在凤凰台上——作者身处客乡——主客初次见面——作者是客人身份，因为他用了“尊酒叨承”、“喜入”等等表客气的谦词——主人身份为同僚，而且是王府同僚，因为作者称其为“将相才”。
在诗作氛围上，这首诗应酬的意味明显，以作者郑重恭谨的态度看，判断这是一次作者初入客乡，主客初次见面的接风酒宴不应有错。关于诗题《宴凤凰台》，以前我们在表述时，都会讨论确认一下凤凰台属地问题，目的是避免误植。
但最近看到咸丰《蕲州志》卷三“古迹”有说明：
凤凰台在乾明矶，相传罗真人飞升处。
“艺文”又录清代蕲州学正程大中一首《过白甫冲》云：[7]
凤凰台下路，一径绕孤城。
白甫曾至此，青山纪为名。
这已经是非常具体的定位，可以确定吴氏的“凤凰台”就在蕲州。无需再说。
《嘉靖蕲州志》
下面看吴承恩的诗：
首联：梅花融雪丽香台，仙旅凭高锦席开。这是开篇说事，谓高雅的宴席开在高高的凤凰台上，主客面对的是梅雪美景。
从“仙旅”、“锦席”的用词看，这是一次比较拘谨、客套的应酬，结合以下的作者身在“客乡”和“尊酒叨承”，可以判断是接风。“梅花融雪”，我以为应该就是蕲州“八景”中的“龟鹤梅花雪满坡”。这是蕲州的应时风景，吴承恩其时以此事入诗，既是当令雅事，又是乡俗盛景，确是酬唱正选。
颔联：山水四围龙虎抱，云霞五彩凤凰来。凤凰台因曾有凤凰来的传说而得名，毋庸细说；“山水四围龙虎抱”一句，用来指证写蕲州形势，的确是再合适不过。南京虽有龙蟠虎踞一说，但那所指的范围实在太大，远不与一桌应酬的酒席相适应，而在蕲州的凤凰台上，所谓的山水四围都是实实在在能看到的景致。
颈联：客乡喜入阳和侯，尊酒叨承将相才。这是关键的一联。为吴承恩接风的主人是谁？“将相才”三字已表露无遗。除了戏词、曲词，“将相才”并不是一个随意可用的形容词，以吴承恩当时的年龄，更不会随意给别人戴一顶“将相才”的帽子。但王府的官员尽管品秩不高，却恰恰可称为“将相才”！
这里有两条证据：
1，明代马中锡《赠汤纪善序》中记载了秦府纪善易潜的说法：“始吾之舍家食而游上国，以事吾君也。身不得厕鹤班，名不获缀于象魏，束书西迈，执笔藩服，则藩服之于吾，固吾君也。”——也就是说，王府的官员会自尊自重的认为，藩王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君王；自己官职虽低，执事虽闲，但在王府也犹如出将入相。
《东田文集》
2，吴承恩《贺金耻斋翁媪齐寿障词》有“大夫当小国之卿”、“方弹大国之冠”等词句，用意与本篇“将相才”相似，其障词受主金滋（耻斋）正是王府官员——鲁府长史。吴承恩在拘谨、客套的应酬中一本正经的称对方为“将相才”，不是已经明确的表示，对方——也就是为他接风的人是藩府官员吗？
尾联：客套，指酬唱之事，非常的俗，非常的熟，写出这种诗句的场合别无它说。
因此，这首诗作于蕲州荆王府，我们认为毫无疑问。
有史为证：玉华国的故事即是蕲州荆王府之实写
《西游记》的八十八回——九十回写了一个玉华国的故事，这是一个能够证实吴承恩在荆王府实任的例证。
说唐僧师徒来到一个热闹繁华的“神州都邑”，有老者介绍，此地“乃天竺国下郡，地名玉华县。县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为玉华王。”
又说“此王甚贤，专敬僧道，重爱黎民”。进到城内，“到玉华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
连环画《玉华县丢宝》
那王果然贤达，传旨进去，热情款待，自称在此五代，颇有些贤名。国王有三位小王子，为了拜悟空兄弟为师学艺，国王父子四人，“不摆驾，不张盖，步行至暴纱亭”，“竭诚焚香”，对唐僧四人“行师礼”。后来为了给小王子打造合手兵器，悟空兄弟亮出了金箍棒、九齿耙和月牙宝杖，结果惹来一窝盗宝的狮子精。
以上述故事情节比对《明史》《明实录》和《蕲州志》《荆藩家乘》[8]等官私文献的记载，玉华国就是一座荆王府的写实。
首先，“玉华”的国名，已经是一个重要提示。这个名称来自荆王府，府内有一座大殿就叫玉华殿，记载见于蕲州民间文献《荆藩家乘》。
《荆藩家乘》形成的年代不详，据称明末张献忠屠城，杀尽了蕲州城中的朱氏子孙，但有一支因住在山庄而幸存，其入清后重整家业时编订此书，现在已经收入《朱氏族谱》[9]。
其中对于荆王府规制的记载既与《明史》《蕲州志》等文献相合，又有官方记录不可比拟的具体详实。其描述荆王府“宫殿”时，提到七处宫名，其中主宫“玉华宫”“谨身殿”两处，都出现在了《西游记》故事里：“谨身殿”出现在比丘国，是国王的寝殿；而“玉华”成了一个封国的名称。
有人说，大唐玄奘法师圆寂于长安玉华宫，是否有联系。对此可以这样解释，在百回本之前，有关取经的笔记、话本、戏曲数十近百种，从无一种提到过玉华宫，因此玉华国与前面故事传承等等无关，应该就是吴承恩用以指代荆王藩府。
《蕲州志》
再仔细比较，还有几点可作佐证：
第一，玉华国国王是一个封国侯王，所以又称“县主”“城主”，这点《西游记》讲的非常清楚。
蕲州是州、也是县，荆王封在此地，荆王府坐落在蕲州城内；藩王受封，古称封国，所以荆王府和玉华国“国”的性质一致；玉华王称“孤”，荆王也有此资格。这是显示的是体制，谈不上巧合。《西游记》中大约有十处人间国度，属于封国的仅此一家。
第二，玉华国王称“孤在此城，今已五代”，“有个贤名在外”。
荆王在蕲州其时也正是第五代，吴承恩侍奉的就是第五代荆王，两者一致。另外，荆王家族有过一段黑暗时光，第三代荆王曾被朝廷取消封号，但第四代、第五代荆王振兴家族，上下称贤，这在《明史》中有记载，因此玉华王自称“贤王”，也有出处，不算巧合。《西游记》的约十个人间国度，国王非昏即庸，唯此玉华王是个贤王。
《明史》
第三，明代王府在礼仪上就是小一号的朝廷，据《明史》，朝廷派出对王府作象征性管理的最高官员是正五品长史，长史府下辖审理所、典膳所、典宝所、纪善所等职能部门。嘉靖《蕲州志》卷四“荆封”说到荆王府官员配置时，前三位就是“长史司”“审理所”“典膳所”，这与玉华国的描述连顺序都一样。难说巧合。
第四，第五代荆王有三位小王子，有名有姓，同期荆王府内另外一个活跃的支系樊山王也是三位小王子，吴承恩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这应该就是玉华国三位小王子的出处，没有巧合。
第五，时任樊山王好道好文，与吴承恩朋友吴国伦等的密切交往有确切记载，我们认为他是吴承恩完成《西游记》的幕后推手，也不是偶然巧合。
第六，荆王府设纪善所，有纪善二人，吴承恩为其一。《明史》说“纪善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
第七，因此吴承恩名义上就是当代荆王和樊山王家小王子的老师，这就是玉华王父子折节拜师的因由，更非巧合。
吴承恩塑像
有寺为证：乌鸡国敕建宝林寺疑以昭化寺为原型
《西游记》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回讲述的是乌鸡国故事。说唐僧师徒在城外一座“敕建宝林寺”下榻，入夜后明月当天，一轮高照，唐僧被触动思乡情怀，便口占一首古风，其中有句：“乍临汉苑惊秋鬓，才到秦楼促晚奁”。
夜深，有蒙冤国王前来求救，原来国王被终南道士突袭打落水井中，以石板掩盖，落难已三年，道士则变作为国王，坐镇朝廷。唐僧师徒得知原委，一方面从水井中救出国王，另一方面商量把小王子引入寺中，告知真相。
这个故事里有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是唐僧诗中的“乍临汉苑惊秋鬓”。
汉苑，一般指汉代宫苑，泛指京城或宫廷，指王府也应该无碍，前已说明，王府的设置就是缩小版的朝廷，对于王府官员来说，王府就是他们的朝廷。
《三辅旧事》
魏晋旧籍《三辅旧事》（清张澍辑本）有句“汉苑中有柳,状如人形,号曰‘人柳’……”，三辅、汉苑都是指京城圈；唐代徐夤诗《鸿》“苏武书传汉苑中”，用苏武典故，所指也很确定；其余唐人直至明人多首《汉苑诗》大致如此。直白解读，唐僧诗其实就是一首在“汉苑”里写的思乡诗！
为什么思乡要在汉苑？请看吴承恩的《白燕》。本来“汉苑”还可能是泛指，但看到吴承恩“省中”的用法后，“汉苑”就有意义了。
《射阳先生存稿》中有《白燕》两首，其一有“省中秋色初惊鬓，洛下风尘不沾衣”句，研究者很早就认为这是吴承恩在荆府纪善任上所作，表达的是思乡之情。[10]这里的“省中”一般也都指宫禁之地，和“汉苑”其实一致，正是吴承恩在荆王府任职的证据。
《白燕》诗和上述唐僧诗情调一致、句式一致，甚至用词也都很一致，除都有特定场所“汉苑”和“省中”之外，还有“惊秋鬓”和“（秋色）初惊鬓”的用词，下一句“才到秦楼”和“洛下风尘”所表示的身在异乡，都不能用巧合解释。
所以，我们认为，直接说这两首诗就是一个人思绪的不同表述，《白燕》既与荆王府有关，唐僧诗也应该是，所谓“汉苑”可以理解暗喻荆王府。
第二，更重要的一点是，唐僧下榻之处，名为“敕建宝林寺”，“敕建”寺院在《西游记》提及的数十座庙宇中之一，其原型应该是荆王府家庙昭化寺。
荆王府
第三，昭化寺，在蕲州城外，从明代到现在传承有序，但至上世纪中期已经颓圯，仅存一座五开间后殿，近年经主持释常定法师努力，已逐渐修复。关于昭化寺的沿革，蕲州文史研究者张泽敏、刘斌嵘有《蕲州昭化寺沿革及其荆王府家庙性质小考》一文，详情已经备述，可为参考[11]。这里略述大概：
昭化寺其初创，暂时不可考，但近年在其旧址上的考古成果显示，唐宋时这里应该就有寺庙。现在可以明确追索到的历史，是明成化年间重建。嘉靖八年修成的《蕲州志》有记载：
昭化寺在州北二里，创始无考，今为法胜寺子院，成化八年僧智明重建。
昭化寺重建之初，规模应该不大，故以法胜寺作为上院，自称子院。法胜寺建寺年代可以上溯洪武年间，《蕲州志》说：其天顺二年（1458）得到了第二代荆王荆靖王的支持和资助，取得朝廷的正式赐名（敕建）。
《湖北蕲春荆王府》
成化八年（1472）昭化寺重建后，归入法胜寺为子院，这个时候其实和荆王府已经有了初步联系。
至嘉靖年间，昭化寺又两次得到荆王府的资助。记载见于明代蕲州学人顾问的《荆王重修昭化寺碑》。
顾问（1511-1591），字子承，号日岩，主要生活在明嘉靖至万历前期，其碑应作于嘉靖末至万历前期年间。云：
蕲城北有山……昔成化时，有僧悟空悦其山明水秀，结草为庵，朝夕诵经，坚守法戒。盖佛沉香身、石莲座，原自建昌随荆王迁蕲向在内宫供俸，奉令回禄，请至本庵。日久庵倾，僧佛露处。居民具启国主，主上素抱与人为善之心，即捐金千许，命匠构成，提名昭化。延及嘉靖年间，寺为风雨倾颓，近侍启主上，仍宏施慧力，赐金五百，传令内使督工修理。
仔细看，叙说昭化寺与荆王府的关系就是《荆王重修昭化寺碑》的重点——和碑记题名一致。大意可以分三层：
1.初建时期：成化年间僧悟空结草为庵时，曾得到王府佛像，“盖佛沉香身、石莲座，原自建昌随荆王迁蕲，向在内宫供俸，奉令回禄，请至本庵。”
2.日久修整：修整由“国主”“捐金千许”，并题名“昭化寺”。国主，即指荆王，明代立藩在封地则称国主。因为“日久”比较含糊，因此捐金的是哪位荆王不能确定。这里的提（题）名，实质就是“敕建”——也许当年就是如此。
《金玉默守：湖北蕲春明荆藩王墓珍宝》
3.再次重修，“延及嘉靖年间，寺为风雨倾颓，近侍启主上，仍宏施慧力，赐金五百，传令内使督工修理。”哪位荆王仍然不能确定，但根据“嘉靖”可以大致判断是第四代或吴承恩侍奉的第五代荆王。
4.建寺规格：荆王资助后，“于是殿宇梁柱，竖以碣石，欲其可久，佛像僧舍，涂以丹青，极其壮观，庄严俱足，焕然一新”。这种“壮观”“庄严”现在仍可看到——现存的后殿，五开间，按照明制，只有皇家或者王府才可使用，梁柱全为石制，非常坚固，且刻有非皇家王室不能用的盘龙，带有明显的王府家庙标志，与记载吻合。
再回到《西游记》故事。说那太子都孙悟空引导，到达宝林寺：
抬头看处，山门上有五个大字“敕建宝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昔年间曾记得我父王在金銮殿上差官赍些金帛，与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
这就是宝林寺“敕建”的由来。至此，说宝林寺的“敕建”和受王室资助乃以昭化寺为原型，应算言之有据。
连环画《宝林寺遇鬼》
有术为证：朱紫国孙悟空的医术疑与李时珍有关
《西游记》写孙悟空在朱紫国有一场精彩的医术秀。书说乌鸡国王出榜招贤求医，正好经过的悟空揭了皇榜，以“悬丝诊脉”绝技，查出国王的脉象，找到病根；然后以大黄、巴豆、百草霜三味组方，和成药丸，再以无根水送服，治好了国王的沉疴。
这段故事所述医术很是高明。
第一，大段关于国王脉象的叙述，详而细，精而准，向无疑义。白纸黑字，见诸文字的东西，至今未见批评，算是奇迹。
第二，所称大黄、巴豆、百草霜的药性准确，组方合理，至今四百多年也未见读者批评，也很难得。
第三，悬丝诊脉只见于传说，在实际生活中未见有医家施为，但这里却鲜活灵动。这都表明，作者精通医术。
吴承恩懂医术吗？目前没有旁证。《西游记》五花八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儒、释、道教理教义，也有很多民俗民间信仰，还有文人长技书法、绘画、弈棋等等，而这些都可以在同样五花八门的《射阳先生存稿》里找到对应。
但医术除外——在《射阳先生存稿》几乎没有医术的描述，即使他的应酬文章里提到有医家世家，也没有任何关于医术的具体描写。现在乌鸡国关于脉理脉象的大段精彩描述来自哪里？
年画《乌鸡国救主》
非常重要但又非常隐蔽的提示是悟空唱脉的一段：
（悟空）厉声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尺脉芤且沉；右手寸脉浮而滑，关脉迟而结，尺脉数而牢。……诊此贵恙是一个惊恐忧思，号为‘双鸟失群’之症。”
请注意这里“尺脉数而牢”的“牢”，这是一种脉象。中国医学诊断的主要手段就是把脉，根据脉象确定病症。
关于脉学的著述，李时珍之前主要的就是西晋王叔和的《脉经》10卷，其中归纳了脉象24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12]
这部《脉经》被当做经典使用了约一千余年，宋、明都有刻本，直到明蕲州人李时珍万历中出版的《频湖脉学》，脉象数量才有变化，《频湖脉学》给出脉象27种，较《脉经》多出三种：长脉、濡脉、牢脉。
这就值得注意了。李时珍，蕲州人（1518--1593），小吴承恩十二岁，曾在荆王府服务，方志与《本草纲目》都有他为王妃治病的记录（卷十七草部），根据他与吴承恩生年经历看，二人应该在荆王府有过交集。
《频湖脉学》现存最早版本是万历三十一年刻本，牢脉就是在这里增加的，用现代话术就是首次发布。在《频湖脉学》之前，谁能把“牢脉”传播出去？李时珍！谁又能接触到“牢脉”？自然只有很小的圈子；而在《西游记》故事里——也就是在早于《频湖脉学》刻印之前大约三十余年的隆庆年间，就出现了李时珍独创，当时还没有写进脉学著作的“牢脉”，岂不是很能说明他们有过亲密的接触。
《频湖脉学》
有商为证：世德堂的书稿疑以蕲州金陵帮为渠道
最后还有一道谜：金陵世德堂是如何得到《西游记》书稿的？换言之，在天启《淮安府志》“西游记”——吴承恩——荆府纪善——荆王府——《西游记》世德堂本之间的证据链在学理上已经形成。
但似乎有点美中不足，就是关于世德堂百回本陈元之《序》所称的“王府”是否就是吴承恩任职的“荆府”，还缺少一个能够证明他们之间互通的环节。
我们最近在蕲州再次考察，看到一处此前未曾注意的古迹“金陵书院”时，颇有点奇怪：蕲州的书院怎么会是“金陵”名号？陪同的郑伯成、王树蕲二位乡耆介绍说，这实际上是本地商帮南京帮的会所，南京帮自明中叶随荆王府迁来，一直都是本地第一大商帮，他们认王府为乡亲，主要业务也依托荆王府。
世德堂本《西游记》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这里自明代以来一直有“南京帮”，且与荆王府有密切关系。这岂不是现成的一条金陵世德堂获得《西游记》书稿的商务渠道吗！
详解如下（资料由郑伯成、王树蕲、张泽敏、刘斌嵘等提供，谨致感谢）：
第一，由《蕲春道教》的著录，查金陵书院的来历。
《蕲春道教》2014年由县道教协会议定，郑伯成等执笔，2016年完成，内部刊印[13]。其“纯阳阁”条下：
纯阳阁座落在蕲州西门内金陵书院后面，其前称玉皇楼。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京帮商人建金陵会馆，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工。同治六年（1867）重修，更名金陵书院，曾任江西某县丞的蕲州人张玉梦被聘为教习。张……所请之仙为吕纯阳，同治七年（1878）张玉梦去天台山学道，两年后学道归来，筹建玉皇楼，至同治十三年（1874）孟秋，玉皇楼落成。
这里说道教建筑纯阳阁，原名玉皇楼，坐落在“金陵书院”内，也就是说主体建筑是书院。书院最早的名称是“金陵会馆”，初建于乾隆二十二年，后改名，产权主体仍是“金陵帮”商人，所以至今的正式名称还是“金陵书院”。
《蕲春道教》
第二，查《蕲春商业志》，看当年南京帮在蕲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蕲春商业志》的编写1985年启动，1989年完成，蕲春县商业局为主办单位，亦为内刊。其“中心城镇·蕲州”条下：
自1262年（南宋景定三年）安抚使王益迁州治至蕲州起，到1949年蕲春全境解放时止，蕲州……是县内最重要的商业进出口咽喉和最大的商业集镇。外地商人汇集蕲州甚多，其中以南京、江西、武昌、徽州商人最多，财力雄厚，各自结成帮派，建立会馆，相互排挤竞争。
“大事记”条下：
明崇祯十六年（1643），南京商人贸迁于蕲州经商者二百余人。此为外地来蕲州经商之始。
《蕲春商业志》
“二百余人”这个规模已经很可观，但还可能只是一个时期的人数。事实上，南京帮早在明中叶就已经在蕲州形成势力。“行帮”条下：
据1867年（清同治六年）重建“金陵书院”所立“钟山遗秀”碑载，明正统六年（1441）迁仁宗六子荆藩于蕲（按：此处年份有误，应是正统十年1445年），同时从南京移民来蕲，此为南京商人来蕲之始。……
南京帮，来蕲最早，也是各帮中势力最大的行帮。最早经商地和根据地是蕲州。
这里提到的重建“金陵书院”的“钟山遗秀”碑，现存金陵书院院内。碑的正面是“钟山遗秀”字样，背面是“重修金陵书院碑记”。碑文：
金陵古帝王都，石头既成，龙盘虎踞。土著之民，读书谈道，聚旅而居，最为衣冠文物之荟茂。迁于外者，笃乡谊，慎交游，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相劳，此金陵书院所由起也。……明正统十年徙仁宗六子荆藩于□□。北平实自金陵出也，兹以帝都遗民，重新书院，楼台烟雨，视南朝四百八十寺何如也！
根据原意大致翻译解读一下：
金陵是古帝王之都，虎踞龙盘。南京人好读书论道，最有文化教养。迁往外地者（即迁来蕲州），也是抱团而居，谨慎与外人交往，始终保持乡土习俗和往来，这就是构建金陵书院的初衷。……荆王从北平受封于蕲州。北平其实也是从金陵分出的。我们以帝都百姓的身份，重建书院，仿制南朝烟雨楼台，实在也是怀恋故乡。
《藩屏天下：湖北明代宗藩文物特展》
是说从荆王府迁来蕲州的明正统年间开始，就有南京商人随行来蕲，后陆续扩展形成蕲州商界最大的商帮“南京帮”。
这批南京商人以来自“帝王遗民”的金陵自傲，不仅自己抱团，还不忘与荆王攀同乡，荆王来自北京，他们就说“北平实自金陵出”，意即从北平封国来的荆王也是金陵走出的，本是同乡，这显示商帮与王府的关系一直很特殊；而作为金陵的“外迁者”，这批蕲州的商人“笃乡谊，慎交游”，保持了金陵风俗和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然后在清乾隆年间建了自己的会馆“金陵书院”。
有了这个渠道，金陵的书商世德堂得到从荆王府流出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书稿，已经是很自然的商业行为，世德堂本陈元之《序》中所称之“王府”也就不言自明了。
最后小结一下：
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陈元之《序》，实际上提出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和成书的“四何”问题——何人、何时、何地、何因，现在我们认为这“四何”已经有了答案，已经建立了一条比较合理也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答案就是：
“何人”：吴承恩；“何时”：隆庆二年至四年（1568—1570）；“何地”：蕲州荆王府；“何因”：吴承恩利用荆王府任职纪善期间比较轻松悠闲的条件，或在樊山王的鼓励支持下，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西游记成书的田野考察报告》
书稿留在了王府，若干年后通过蕲州南京商帮的渠道，为南京金陵世德堂主人唐光禄所得，遂于万历二十年（1592）刊刻行世。近千年的演化终于完成最后的一公里，画上了句号。
注释：
[1] 可见于刘怀玉《吴承恩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吴承恩与<西游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吴承恩与<西游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2] 可见于蔡铁鹰《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集笺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
[3] 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4] 刘怀玉《光耀海邑——吴承恩嘉靖二十八年盐城之行考》，《盐城师专学报》，1986年4期。
[5] 主要有蕲春县、武穴市历任文化部门的领导和郑伯成、王树蕲、王宏彬、张泽敏、刘斌嵘、陈仕猛、周彭和朱志勇等各位朋友，谨致诚挚感谢。
[6] 蔡铁鹰《吴承恩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7] 咸丰壬子重镌《蕲州志》。
[8] 蔡铁鹰《吴承恩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9] 蕲州荆王府明末毁于张献忠的袭扰，有部分后裔躲入大别山幸存。入清后，这部分后裔还乡，编订了这部谱传性质的《荆藩家乘》，现已收入当地《朱氏家谱》。
[10] 张宏粱、彭海《吴承恩出仕荆府纪善考略》，1982年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淮安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一辑。
[11] 收入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会刊《西游记文化研究》第三辑，深圳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12] 根据明万历29年（1601）新安吴勉学翻刻宋板王叔和《脉经》，网上可以查到书影。
[13]鄂黄内图2011年83号《李时珍医道文化》特刊。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