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里的花束已经蔫了，百合花瓣边缘卷曲发黄，像被火舌舔过的纸。我走之前插在那里的，那天是七月三号。现在水已经混浊，水面浮着一层细小的飞虫尸体。

她不养花，从来都是这样，所以也从来不知道花需要换水。她知道怎么挑最好的荔枝，知道怎么在菜市场跟小贩还价，知道儿子几年级几班，但她不知道花需要换水。

我关上门，声音很轻。玄关的鞋柜上她的钥匙还在，一串三把，家门、娘家、车钥匙，串在一个Hello Kitty的挂坠上。挂坠的粉色已经褪得发白，眼睛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灰白的塑料。这把钥匙在她口袋里揣了八年，现在被随手丢在柜面上，压着一封水电费催缴单。

电梯里的镜子映出我的脸，下巴上的胡茬长出来了，青灰色的一片。镜子角落贴着一张物业通知，说七月份要进行消防演习，请各位业主配合。演习时间是七月十五号，那天我还在等她回来。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声音很小，消防警报突然响起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哪里真的着火了。

她在七月三十一号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家已经十一点多。客厅的灯开着，她坐在沙发上，行李箱靠在脚边，箱子侧面还贴着去年夏天我们去青岛的托运标签。她穿着一条我没见过的裙子，蓝色的，领口开得很低。

“你去哪了？”我问。

“回我妈那住了一阵。”她说，眼睛看着电视，声音很平。

“手机为什么关机？”

“没电了。”

我没再问。她也没再解释。我洗完澡出来，她已经睡了，背对着我，被子裹得很紧。我躺在床的另一边，中间隔着一整个夏天的距离。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还没醒。我做了早饭，放在桌上，用保鲜膜盖好。然后我拎着包出门，坐地铁，到公司，打卡，开电脑，回邮件。一切照旧。下午的时候我请假走了，去了趟火车站，买了张票。

现在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靠窗的位置。玻璃窗上贴着“夏日特饮第二杯半价”的广告，柠檬黄的字，被太阳晒得有些褪色。我看见她从出租车上下来，穿着昨天那条蓝裙子，高跟鞋踩在人行道上很急，包带从肩膀上滑下来，她用手肘往上推了推。

她进旋转门的时候迟疑了一下，站在门口往左右看了看。一个外卖小哥从她身边跑过去，她侧身让了让，包又滑下来。她推门进去，玻璃转了一圈，把她吞进大楼的阴影里。

保洁阿姨在拖地，拖把的水痕在地上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她走过来，抬头看了看我，说：“你是八楼那个公司的吧？”

我点点头。

“你老婆来找你了，”她说，“刚才问我来着。”

“嗯。”

“她说她打你电话打不通。”保洁阿姨把拖把搁在水桶边上，水桶里的水是灰的，漂着一根烟头，“你们吵架啦？”

“没有。”

“我看她挺着急的。”她拎起水桶，水晃了晃，溅了几滴在地上，“前两天你们公司那个小姑娘也来找你，你说你不在，她也挺着急的。”

我把咖啡杯放下，杯子里的冰块已经化了大半，柠檬片沉在杯底，边缘有些发黑。

“她走了吗？”

“上去了吧，”保洁阿姨拖着水桶往电梯间走，“电梯刚上去。”

我坐在那没动。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斜斜地照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明暗的界线。我的手机屏幕亮了，是她发来的消息，两个字：在哪。

我没回。咖啡已经凉了，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柠檬的苦味在舌尖上散开，很涩。

手机又亮了。她说：我在你公司，你同事说你请假了。

我打了三个字：出差了。

她回：去哪了？

我说：青岛。

过了很久，她回：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知道。

屏幕暗下去，映出我的脸。窗外的天开始泛红，云层很低，压着远处的楼顶。咖啡店开始上人了，一对年轻情侣坐在我旁边，女孩用勺子挖着冰淇淋，男孩在拍她，她躲着镜头笑。冰淇淋是粉色的，草莓味。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电梯间传来叮的一声，我知道是她下来了。她穿着蓝裙子，高跟鞋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很响，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她没有往咖啡店这边看。她直接走出了旋转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了看，然后又塞回包里。太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躺在人行道上，被来来往往的人踩过去。

我看着她上了出租车。车开走的时候，尾灯在暮色里亮了一下，然后拐过街角，消失了。

我叫服务员买单。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围裙上别着一个名牌，写着“小周”。她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说：“先生，您这杯都没怎么喝。”

“不用了。”我说。

她拿起杯子准备收走，又停了一下：“需要帮您打包吗？”

“不用了。”

她走了。我坐在那，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去。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把行道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树是梧桐，叶子很大，风一吹就哗哗地响。

手机又亮了。是她发的，这次是语音。我没点开，只是看着屏幕上那条绿色的长条，不知道她在那头说了什么。

我把手机收进口袋，站起来往外走。经过垃圾桶的时候，我把咖啡杯丢进去，杯子里剩下的冰块撞在桶壁上，叮当响了一声。走出门的时候，风迎面吹过来，带着夏天的热气和汽车的尾气。天已经全黑了，星星看不见几颗，月亮被云挡着，只透出一圈模糊的光。

我往地铁站走。路上经过一家花店，门口摆着一桶百合，白色的，还带着露珠。我站了一会儿，老板从店里探出头来问我要什么。我说不要，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我转身回去，买了那束百合。老板用报纸包好，递给我。报纸上印着昨天的新闻，头版是一架失事的飞机，机上无人生还。

我把花夹在腋下，走进地铁站。刷卡进闸的时候，手机的呼吸灯又闪了一下。我没看。地铁来了，我走进去，车门在身后关上，车厢里人不多，每个人都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机。

我靠着门站着，玻璃窗上映出我的脸，还有那束百合，白色的，在报纸里露出一角。地铁开动了，窗外的广告牌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红的黄的蓝的，飞快地往后退。

到站的时候，我下车。站台上没什么人，只有保洁阿姨坐在长椅上休息，旁边放着一辆清洁车。她看见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花，笑了笑：“给老婆买的？”

“不是。”我说。

我出站，走回家。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上楼。到家门口，我看见门缝里透出灯光。她在。

我掏出钥匙，插进锁孔。钥匙转动的时候发出咔哒一声，门开了。

她站在客厅里，换了一身家居服，头发湿着，像是刚洗完澡。桌上的花瓶空着，里面还残留着之前那束花枯萎的根茎，水已经干了，留下一圈褐色的水垢。

我走进来，把花放在桌上。百合的香味在空气里散开，很淡。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说：“我回来了。”

她低下头，声音很轻：“你去哪了？”

“没去哪。”我说，“就在楼下。”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窗外的风把窗帘吹起来，鼓鼓的，像一艘帆。

我走过去，把枯萎的花从花瓶里拿出来，丢进垃圾桶。然后打开水龙头，把花瓶洗干净，接上清水，把新的百合插进去。

水声哗哗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