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上）
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的雅典并不是只有钟爱消遣的年轻人，这里也有很多严肃的思想者。在他们眼中，朋友聚会的意义，是高于简单的把酒当歌的。这些聚会都是朋友间交流艺术、文学、音乐和个人品行的绝佳场合。具有进步思想的家庭教师，也就是诡辩者出现了，他们改变、发展了雅典生活的这一方面。这些老师都曾在各国游历，他们充满智慧，思想敏锐。渐渐地，很多青年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在落后的私人学校学习古老的学科，比如音乐、阅读和写作。他们要求父母资助自己拜师到这些新派老师门下，聆听他们的演讲，学习更多的新知识。
最初，雅典年轻人以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获胜为最高理想，或者满足他们那过时的威风劲，身穿盔甲、伴着雅典骑兵的马蹄声展现自己的魅力。而如今，他们开始接触高等教育，新派教师的出现改变了年轻人的理想，揭开了雅典历史的新篇章。当然，目前这些影响还局限在雅典。更重要的是，这些诡辩论者在对公民法官们和对公民大会演讲时，意识到了雄辩演讲的威力。他们成功地传授了雅典青年修辞与演讲的技巧。
青年们成为公共演讲者，这让不少青年人的父亲激动不已，因为他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演讲的才能。而且，得益于诡辩者的教育，希腊诞生了第一批优秀诗歌。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语言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形成了自己的语法。为了让雅典青年接触到真正的自然科学，诡辩论者还传授数学、天文学的相关知识。于是，泰勒斯时代（泰勒斯，约前624—前546年）的真理终于开始在平民中传播开来了。这些真理还是150年前的希腊哲人发现的。
雅典青年的思想变得新潮起来，他们与自己父辈之间的知识鸿沟逐渐扩大，以至于父辈越发不能理解这些新思想了。父辈们认为孩子们手中拿着的诡辩论者之书---从开篇就怀疑神的存在---是对神的大不敬。即使听说雅典最伟大的人也在家里阅读这些书，他们依然被愚昧和顽固蒙蔽了双眼，投票将新派教师驱赶出雅典，焚烧了他们的书籍。在这些受到迫害的诡辩论者中，有几位人物与伯里克利关系密切。于是伯里克利挺身而出，想方设法解救这些因教学而受到攻击的教师们。即使如此，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受到自泰勒斯时代就开始出现的思想革命的影响，而这种变化在保守派看来，都是人心不古的原因。
知识在诡辩论者的努力下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一般雅典人的科学知识还停留在一个水平较低的阶段。他们测量时间的观念并不精确，比如他们无法准确地说出上午的某个时间，而只能用场景描述---“满市场的时候”。即便市场上出现了埃及影子钟，雅典仍然不能自如地用数字来表示一天的时间。而这样的计时法，在埃及已经使用了数千年。当时法庭上出现了一种水漏的计时方法，当要限制公民发言的时间时，就会使用一个底部有小孔的罐子的计时方法，一旦水流光，公民的发言就必须结束。希腊人还一直沿用着“月历”，他们习惯在某些年份增加一个月份。
在举行公民大会的普尼克斯山上，有一块特殊的牌匾，雅典人能够看到这块牌匾是一种新式日历，由建筑师密顿制造。这个日历十分精确，其推算出的一年长度与真实的时间长度仅有半小时的误差。后来，他还设计出了一种仍以太阴月作为一年基础的新日历，它极为巧妙，以至于在每19年中，太阳月历的最后一天与太阴历的最后一天完美重合。但这一切对于雅典的普通公民来说都很难理解，因此，那套确立年代较早、极其不准确的太阴历被早已习惯的雅典公民沿用了下去，即使使用它的话，会在每8年中出现3个13个月的年份。这个时期，科学发展突飞猛进。有一位科学家认为太阳就是一个燃烧着的石块，它的体积大到超过了整个伯罗奔尼撒，他还认为，月亮和地球类似，他的光来自太阳，有山，有峡谷，甚至可能还有生命。
由于当时没有专门载客的客船，人们要出去旅行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修路架桥，即便在东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那时的欧洲还没有开始，因此这里也没有方便快捷的道路网。公路上除了简陋的马车，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交通工具，而且公路的状况也并不适合其他交通工具通行，因此，外出旅行的人们，除了选择马车，就只能骑马或者徒步了。即使条件如此恶劣，富有的希腊人仍然热衷于外出旅行，当然他们远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遣玩乐。而是为了收集各地信息，真正的消遣游玩性质的旅游还需要等150年。
古希腊商船（上2张）
雅典时代的马车（上）
相较于太平洋和大西洋，地中海要温得多。地中海海面比其它海洋的海面要低一些，海浪也小一些，所以孕育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海洋文明。古希腊各个城邦靠海为生，海上贸易很发达。雅典作为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航海知识和造船业都很发达。虽然没有专门的客船，但存在普遍搭载乘客的商船。当时的船只主要设计用于货物运输（如谷物、橄榄油、陶器等），船体结构侧重载货容量而非乘客舒适性。商船（如圆底货船 holkas）在运送货物时，会附带搭载付费乘客，但船上设施简陋，乘客需自备食物和铺盖。
希罗多德曾在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旅游，从而收集了大量信息，比如红海与印度洋相连这一事实，其前辈赫卡泰乌斯并不清楚，但他通过自己收集的信息绘制出地图，向世人展现了这一事实。当然，对于北方寒冷而南方温暖这一现象，科学家们并没有找到原因，现有的知识和信息并不能帮助他们解答这一气温差别。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上）
希腊医学也飞速发展，即使那时的他们既缺乏显微镜，也没有足够的化学知识。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希腊医生终于明白了疾病的产生不是因为恶魔，因此他们不再排斥寻找疾病产生的原因了。为了全力探寻病因，医生们想要了解人体各器官的结构，而这些信息的获得得益于埃及医学的相关知识。因为拥有了埃及的医术，希腊人了解大脑是控制关节活动的枢纽，而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为他们今后明白大脑是一个思维器官，操纵着人的意识这种信息搭建了桥梁。但是，由于他们仍然缺乏对动脉、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的医学认识，所以外科医生仍然不敢做截肢手术。但总体而言，希腊医学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要知道，科学医学奠基人就是当时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波斯王国宫廷也聘请了希腊医生，可见希腊医学的发展水平之高。
希波克拉底（上）
但在伯里克利时代的末期，希腊自然灾害不断。也正是这个时期，希罗多德，这位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发表了个人历史著作。书中阐明雅典之于希腊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个事实，是任何希腊人都应该而且必须肯定的事实，如果没有雅典，希腊人也不能成功地从波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部著作深远地影响了希腊人，至于影响到什么地步，可以用如下的例子来说明：虽然希腊的财政资金因为战争变得紧张，但雅典公民依然通过投票决定给希罗多德10塔兰特（约合12万美元）的奖金。希罗多德没有按照自然发展规律来编写历史事实，因为他认为自己探索历史事件的根源是受到神的旨意，是从神谕中得到启发。
许多雅典青年后来形成了一个智慧公民群体，这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诡辩论者的高等教育，而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后积累的丰富经验。在500人议会中，公民们学会了如何合理而有效地管理政府日常事务。在有些时候，陪审法官人数可能多达600人，这就说明公民中有1/5的人担任过陪审法官一职。这些都能够丰富他们在法律、商业事务上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训练。而且，公民们担任这些职务还能让他们明确自己对国家和社区应尽的义务。
此外，公民慷慨捐献的热情也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被唤醒了。每个公民都会负责一艘战船（除船体、桅杆）的某一个设施。当然这个行为有政府一定的强制意味。在全国性节日期间，富翁们常慷慨出资，或宴请全体“家族”成员，或出资支持在公共场合举行的合唱表演，尤其是在剧场中的演出。而这种表演，无论是排练还是服装费用，都需要富翁们的资金支持。有一位公民，他在9年间花了14000余元（换算成现在的美元）用于公共宴会和合唱，这个金额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巨资了。
公共节日在雅典开始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年春天，雅典都会举办狄奥尼索斯戏剧节。在这期间，为了竞争国家颁发的大奖，每位伟大的剧作家都会推出三幕悲剧和一幕喜剧来参加戏剧节。这对于雅典人来说可谓幸事。他们会在这期间到剧场看戏，以至于街上空无一人。而国家最重大的节日当属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庆祝活动的泛雅典娜节。雅典妇女会为雅典娜女神精心设计绣制华丽新袍子，然后簇拥在各路人士组成的游行大军中，如年轻英勇的雅典骑兵。等到了卫城，这件新袍子就会被放置在各种绚丽缤纷的祭品中间。除此之外，雅典还安排了音乐比赛、竞技比赛、军舞以及在萨拉米斯海峡举行的赛船比赛等活动。以此丰富节日内容，为成千上万的观光者带来更多的节日乐趣。
雅典人实施“陶片放逐法”时使用的陶片残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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