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成绩固然直观反映着影片的市场热度，但衡量一部影片真正长久的价值更在于故事架构与叙事本身。《蜘蛛侠：崭新之日》（以下简称《崭新之日》）是漫威电影宇宙（MUC）蜘蛛侠系列的第四部影片，也是制片方明确宣布的新三部曲的开端。与前三部相比，这部影片呈现出鲜明的叙事转向，将彼得·帕克重新交还给了纽约这座城市。这一叙事的收缩，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蜘蛛侠：崭新之日》剧照
“城市街头叙事”的选择并非凭空而来，如果将这部影片放回美国超级英雄叙事的更长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这一叙事“转向”更似一种“回归”。美国流行文化中的超级英雄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从1938年超人的首次登场，到今日院线里的蜘蛛侠，这一叙事传统经历了数次根本性的转型。每一次转型的背后都有美国特定的现实历史环境。故而，美国的超级英雄叙事从来不是封闭的娱乐产品，它是美国社会在特定历史时刻对正义、秩序与责任的“想象性”回答。在这一传统中，蜘蛛侠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今天《崭新之日》所试图回归的，是1962年斯坦·李与史蒂夫·迪特科在《神奇幻想》（Amazing Fantasy）第15期中为蜘蛛侠初次登场时设计的精神原点，即一个普通人因个人道德的失败，在愧疚中独自承担起守护纽约市的责任。因此，影片试图让帕克从集体叙事的框架中抽离出来，置身于一个被整个世界遗忘、与朋友圈完全断裂的处境中，要求他在彻底情感孤独的状态下独自承担起守护城市的重任。于是，当我们剥去影片商业娱乐的外壳，一个颇具历史意味的文化命题便显露出来。当守护城市的责任被交付给一个孤独的个体，当英雄与社会之间的亲密纽带都已断裂时，这一守护行为背后会折射出怎样的历史逻辑？接下来的讨论无意对影片作全面的艺术评价，而是将其作为历史文化文本加以审视，考察美国超级英雄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守护逻辑，呈现蜘蛛侠这一角色在其中的独特历史位置，并以此评估影片《崭新之日》的叙事选择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意涵。
1962年《神奇幻想》（Amazing Fantasy）第15期，蜘蛛侠初次登场。
美国超级英雄叙事的历史轮廓
美国的文化脉络中历来不乏具备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殖民地时代至建国初期，在清教徒叙事中便存在承载特殊历史使命的“山巅之城”子民；19世纪西部边疆神话中塑造出凭借一己之力对抗荒野的独行侠；20世纪初佐罗、影子侠等蒙面义警在通俗冒险小说中陆续登场，不断丰富着英雄叙事的表现形态。这一书写传统之所以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在于其所承担的深层社会文化功能。英雄叙事塑造着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界定着国家认同的边界，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折射出个人主义观念的演变轨迹。无论是通俗小说中的冒险英雄、历史叙事中的建国之父，还是20世纪以降流行文化中的现代超级英雄，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语境中承担着这一社会功能，只是形式与侧重各有不同。
现代流行文化意义上的超级英雄叙事有着清晰的历史起点。1938年6月，“超人”首次登场于DC《动作漫画》第1期，这套包含秘密身份、超凡能力、标志性制服、捍卫普通民众的叙事范式，将上述多重书写传统整合为一套可批量复制的文化符号，为此后近九十年的美国漫画与影视中的超级英雄创作圈定了基本框架。
“超人”形象的出现折射着大萧条时代美国社会特定的焦虑与期待。漫画创作者杰里·西格尔与乔·舒斯特将超人设计为城市弱势群体的守护者。那时超人的对手不是外星入侵者，而是城市中腐败的政客、贪婪的矿主与无良的商人。这一价值取向与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哲学高度契合，两者都体现着大萧条时代美国社会对社会正义的强烈渴望，以及对国家力量介入、抑制不受约束的资本力量的社会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超人的城市守护行为并非单纯的个人英雄主义。尽管他以一人之力行动，却在精神气质上代表着一套由时代共识所支撑的集体价值体系。历史学者布拉德福德·赖特（Bradford W.Wright）在《漫画书国家》(Comic Book Nation,2001)中指出，“超人早期故事所体现的社会正义渴望，更多是时代精神的自然渗透，而非创作者有意识的政治宣言。”这一判断，准确地描述了超级英雄叙事与特定历史时刻之间深刻的精神共鸣。
历史学者布拉德福德·赖特（Bradford W.Wright）的《漫画书国家》(Comic Book Nation）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守护逻辑随之出现。1939年，“蝙蝠侠”在DC《侦探漫画》第27期登场。漫画中蝙蝠侠布鲁斯·韦恩的守护行为既无政府的授权，也不以时代共识为依托，其背后是私人资本与阶级意志。他以雄厚的私人财富打造蝙蝠战衣与装备，以私家侦探的身份游走于法律边缘，同时还与哥谭市警察局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蝙蝠侠所守护的城市秩序，本质上是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阶级秩序；他所对抗的城市混乱，首先是对城市中资本主义基本秩序的威胁。这是一种城市精英阶级的自我授权守护，守护者无需诉诸国家或社会契约，因为他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化身与捍卫者。超人与蝙蝠侠几乎同时登场，其守护城市的合法性来源却截然不同，这也深刻影响着整个超级英雄叙事传统。
1941年3月，“美国队长”的登场又将“守护叙事”推向了更高维度。彼时距美国珍珠港事件尚有数月，而乔·西蒙与杰克·科比笔下的美国队长已在漫画封面上挥拳击向了希特勒。漫画人物美国队长是一个以“爱国主义”为全部合法性来源的守护者，他守护的不是某座具体的城市，而是一套被称为“美国理想”的抽象价值；他行动的合法性来自国家的召唤与集体的动员，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二战期间，超级英雄漫画发行量急剧攀升，美国队长等形象被大规模征用为战时宣传工具，超级英雄叙事由此与国家机器深度绑定。至此，从超人的时代共识守护、蝙蝠侠的精英自我授权守护，到美国队长的国家动员守护，美国超级英雄叙事在不足十年间已发展出三种性质各异的守护逻辑，但这三种逻辑有一个共同点，守护行为的合法性均来自个体之外的外部社会。
1941年，美国队长在漫画封面上拳打希特勒。
然而，这套将守护行为与外部社会相挂钩的叙事逻辑，在二战后迅速遭遇了危机。1954年，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特姆（Fredric Wertham）出版《诱惑无辜》(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1954)，指控超级英雄漫画腐蚀青少年道德，并引发国会听证。同年，漫画行业被迫建立“漫画准则”，对漫画内容实施严格的自我审查。在“漫画准则”的约束之下，创作者刻意规避贫富分化、权力腐败、底层生存困境等现实议题，而在此前超级英雄叙事扎根大萧条、世界大战等时代土壤，漫画内容曾常常直指资本贪婪、社会失序；五十年代的超级英雄故事大多脱离真实社会环境，善恶冲突被简化为单纯的正邪对抗，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场危机带来的漫画行业震荡，其文化影响远不局限于简单的漫画内容限制。“准则”明文约束未经官方授权的私人惩戒，不鼓励漫画角色绕开司法体系自行执行惩戒。这一审查要求，间接动摇了超级英雄叙事长久以来默认的基础，即超级英雄自发守护城市的正当性。人们开始思考，这些漫画中的城市守护者既没有官方赋予的执法权，又凭什么脱离正规司法体系，独自定义秩序、处置城市罪恶？这一难题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共识答案，持续留存的思考也为20世纪60年代一批形象更加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漫画超级英雄埋下了创作伏笔。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62年8月，《神奇幻想》第15期问世，蜘蛛侠也随之登场。斯坦·李与史蒂夫·迪特科所创造的这个角色，与此前所有的超级英雄守护逻辑都不相同。超人、蝙蝠侠、美国队长等超级英雄守护行为的合法性均来自个体之外的某种外部社会环境。蜘蛛侠则是第一个完全依赖内部道德授权的超级英雄。蜘蛛侠彼得·帕克没有财富，没有国家委任，甚至没有主动选择成为英雄的意愿，其守护城市的重担始于一场个人过错。因为他一时袖手旁观，致使凶手杀害了他的养父“本叔叔”，巨大的愧疚感驱使他践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信条，将守护城市的合法性来源彻底内化为个人的道德良知。这一守护逻辑的转变发生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开始全面积聚的年代，强调个人责任的超级英雄叙事内核与注重个体自立、淡化依赖国家的社会思潮在深层结构上高度契合。
此后，美国超级英雄叙事并未停止演变。1974年初次登场的漫画人物“惩罚者”则展现出另一条更加激进的路径。他摒弃一切克制，用法外杀戮践行自己的正义。这一角色在诞生初期并未引发广泛反响。进入八十年代，漫画《黑暗骑士归来》与《守望者》开始深入解构超级英雄神话，迫使读者直面义警秩序背后潜藏的道德危机；而惩罚者形象也在此阶段走向流行，受此影响大量灰色调的反英雄漫画人物陆续登场，不断试探个人秩序与法律规则之间的边界。2008年《钢铁侠》开启的漫威电影宇宙（MCU）时代，以跨影片的宏大叙事体系重新整合了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守护的使命，将守护城市的故事升格为拯救宇宙的宏大史诗。在这条绵延至今的叙事长河中，蜘蛛侠始终是一个难以被简单归类的存在。
《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三十周年纪念版）》
蜘蛛侠：一个关于个人责任的美国神话
蜘蛛侠在美国超级英雄叙事史上的独特性，在于他将守护城市的合法性来源彻底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良知。然而，“个人责任”作为蜘蛛侠叙事的“核心神话”，其内涵远比一句格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要复杂。要真正理解影片《崭新之日》试图回归的精神原点，需要更仔细审视这一“神话”的具体内容与历史演变。
纵观蜘蛛侠漫画，彼得·帕克成为蜘蛛侠，不是因为主动选择了英雄主义，而是因为他的道德过失直接导致了本叔之死。彼得放走了一名劫匪，那名劫匪随后夺走了本叔的生命。这个因果链条将蜘蛛侠守护城市的责任界定为一种偿债，而非使命，这使蜘蛛侠的守护行为从一开始便带有厚重的愧疚色彩。与超人因能力而守护、美国队长因信念而守护的逻辑截然不同，愧疚是极为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它将守护行为的道德扎根于个体的内心深处，使其与任何外部社会环境的认可都无关联。
在蜘蛛侠的叙事世界里，他守护城市的行为曾长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漫画中的《号角日报》持续将他塑造为危险的异类，警察局将他视为法外存在，公众对他的态度在感激与怀疑之间长期摇摆。蜘蛛侠一直在社会的质疑声中独自坚守。另外，彼得·帕克的守护责任从一开始便与他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他因打击犯罪而错过考试，因救人而失去工作，因守护城市而无力维系亲密关系。守护责任与个人生活之间这种持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将“个人责任”不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而是普通读者可以感同身受的现实困境。或许这也是蜘蛛侠“个人责任”叙事六十余年能够在漫画读者和影视观众间引发共鸣的深层原因。
《蜘蛛侠：崭新之日》剧照
当然，这套以个体自责为基础的责任叙事能够深入人心，还在于其根植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推动叙事重心从集体行动转向个体道德。1962年蜘蛛侠登场之时，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开始积聚力量的年代。那时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遭遇挑战，强调个人自立与市场自律的思想潮流正在知识界与政界悄然扩散。将蜘蛛侠叙事与这一历史背景相联系，并不是说斯坦·李与迪特科有意识地创作了某种表达意识形态的宣传漫画，而是说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深层的历史共鸣。新自由主义将个体置于社会运转的中心，将集体性的结构问题还原为个人的选择与责任；蜘蛛侠叙事同样如此，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成为理解城市治理秩序的基本逻辑时，人们在蜘蛛侠的叙事框架内便不会去更多思考城市为何不安全？街头犯罪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公共安全的责任究竟归属于谁？因为在这套叙事框架下，拥有能力的个体理应独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城市的安全问题，由此从一个需要集体回应的公共议题，悄然转化为一个等待个体英雄挺身而出的道德召唤。学者里德·甘西·普克在其2025年的博士论文中，将这一叙事逻辑与“破窗理论”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哲学加以对照，指出两者共享着同一套核心预设：城市的无序与犯罪，是个体道德失败的结果，而非不均衡的社会发展与公共资源系统性缺失所造成的结构性后果。由此，蜘蛛侠的守护行为便不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现，它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隐喻着当今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即个体对自身所处的困境负有完全的责任。
伴随媒介迭代，这一诞生于漫画书页的蜘蛛侠“责任神话”也于新世纪登陆大银幕，并在持续改编之中不断重构内涵，适配着不同阶段观众的价值期待。托比·马奎尔主演的电影《蜘蛛侠》三部曲（2002—2007）在精神气质上高度忠实于漫画的精神原点，彼得·帕克依然是那个因道德失败而被迫承担守护责任的普通青年，纽约街头依然是他行动的主要舞台。导演雷米将故事置于后9·11时代的社会语境之中，集体安全感遭受重创的社会氛围使蜘蛛侠的孤独守护在观众中获得了特殊的情感共鸣。然而普克的研究指出，托比·马奎尔版《蜘蛛侠》所呈现的纽约已是一座经历绅士化改造的后工业都市，街头的社会矛盾在视觉上被高度净化，城市更多地作为超级英雄行动的舞台背景，而非社会问题的现场而存在，个人责任的叙事逻辑由此遮蔽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矛盾。2016年蜘蛛侠进入漫威电影宇宙之后，这一遮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被纳入复仇者联盟体系的蜘蛛侠，守护行为的驱动力不再单纯来自个人的道德良知，而是同时来自对钢铁侠托尼·斯塔克的仰慕、对复仇者联盟集体使命的认同。此后《蜘蛛侠：英雄归来》（2017）《蜘蛛侠：英雄远征》（2019）《蜘蛛侠：英雄无归》（2021）三部影片依次将蜘蛛侠卷入战斗规模不断升级的宏大叙事，“友好邻居蜘蛛侠”的个人责任底色在星际危机与多元宇宙奇观的史诗场景中日益淡薄。不过，《英雄无归》的结尾构成了这一演变轨迹的转折，奇异博士的咒语使整个世界遗忘了彼得·帕克，导师、战友、恋人、友谊等一切外部支撑尽数消失，他被强制剥离出全部集体框架。这是蜘蛛侠叙事六十余年演变中个人责任神话的极致时刻，也正是《崭新之日》的故事起点。当所有的外部支撑都已消失，当守护行为得不到任何朋友的知晓与认可时，彼得·帕克依然选择守护这座城市。这个设定将蜘蛛侠叙事的核心命题以最为直白的方式重新摆在了观众面前，这使影片《崭新之日》的叙事选择具有了超越单部商业影片的历史文化意涵。
《崭新之日》：孤独守护者的当代困境
蜘蛛侠叙事六十余年的演变，归根结底是一部关于个人责任如何在不同历史时刻被赋予、被强化、又被推至最孤立处境的叙事历程。影片《崭新之日》的叙事线索，正是这一历程在当下银幕留下的最新印迹。
整部影片有一条隐形的叙事线索，那就是彼得·帕克的自我蜕变。他窝在出租屋里亲手缝制战衣，坐在洗衣机旁等待滚筒里那件蜘蛛侠战衣洗完，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陪伴他。梅姨已经离世，挚友与恋人不再认识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彼得·帕克。影片并不急于用各种大场面填满这种孤独，有三个影片细节或许可以从自我认知、道德选择、与他人的相互映照三个维度，勾勒出一个失去了至亲、挚友，失去了所有人记忆的普通人，如何仍然选择继续前行，一步步认清自己究竟是谁的。
影片中最耐人寻味的细节之一，是蜘蛛侠对面罩的执念。在整部影片中，面罩被多次要求摘除，而帕克却未轻易摘下。在《英雄无归》结尾咒语生效之后，彼得·帕克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已然消失，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这种处境下，面罩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保护秘密身份的工具，而是维系自我存在感的最后屏障。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将这种执念推向了极致，帕克与黑寡妇叶莲娜在浴池会面，褪去了战衣，穿着短裤却始终戴着面罩。赤裸着身子、面罩不离，这个画面既滑稽又意味深长，当一个人失去了全部的社会身份时，面罩反而成了他唯一还能确认自身存在的东西。面罩之下，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全部社会关系的普通人；面罩之上，是一个仍在履行守护责任的城市英雄。这两者之间的撕裂，正是《崭新之日》对蜘蛛侠孤独处境最为真实的视觉呈现，帕克拒绝摘下面罩，某种程度上也是拒绝直面这道无法弥合的裂痕。
本部影片惩罚者弗兰克的出场，则将蜘蛛侠的孤独处境推向了另一维度。影片中蜘蛛侠与惩罚者的同盟关系颇为微妙，两人因共同对抗街头暴力而走到一起，却在处理暴力的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惩罚者奉行的是彻底的私刑逻辑，以暴制暴，以死亡终结威胁；蜘蛛侠坚守的则是不杀人的底线。这一分歧之所以值得深究，在于两人实际上面对着同一个处境，他们都是在没有任何制度支撑、没有任何集体授权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承担着维护城市秩序的责任。正是在这种彻底个人化的处境下，“如何守护城市”的问题才会变得如此尖锐，当国家缺席、制度失灵时，守护者只能依靠自身的道德判断行事，而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暴力，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惩罚者的答案是既然制度无法终结威胁，个人就必须用更彻底的方式来终结它。蜘蛛侠的答案是即便制度缺席，个人的道德底线也不能因此松动。两种答案都有其内在逻辑，影片并未简单地将惩罚者定性为错误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结尾惩罚者戴上蜘蛛侠头套向市民挥手，以一个反常的温柔姿态完成了自己的叙事弧线，这个失去了对制度一切信任的人，最终选择用蜘蛛侠的方式与城市道别，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帕克道德信念的无声承认。影片中蜘蛛侠与惩罚者的同盟关系本身便呈现着个人责任叙事内部长期存在却鲜少被正视的道德矛盾，仅凭个人的道德自律，能否真正改变那个不断制造威胁、却始终无人追责的纽约城市社会结构。
《崭新之日》真正的核心叙事在于帕克与琴·葛蕾之间的相遇。琴的姐姐萨拉因超能力而被“灾害控制局”带走实验，琴独自追查姐姐下落的过程，与帕克在被遗忘的孤独中坚持守护城市的处境，形成了本部影片最重要的叙事对照。两人都是“非正常人类”，都有被外界视为异类乃至怪物的经历，又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承受着超能力所带来的代价。影片中的帕克也正深陷另一重危机，体内不断异变的蜘蛛能量使他难以分辨，究竟哪一面才是真正的自己，是那个普通人彼得·帕克，还是那个孤独英雄蜘蛛侠？这个身份认同的撕裂，与蜘蛛侠叙事自1962年以来反复书写的“双重身份的代价”一脉相承，却在《崭新之日》中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呈现，当彼得·帕克作为社会性存在已然消失，“人”与“蜘蛛”之间的边界便不再只是道德命题而成了存在层面的根本性问题。琴最终在与已逝的梅姨与帕克的内心对话中化解心魔，而帕克也在与琴的相互映照中找到了答案。影片中当琴问彼得，你到底是彼得·帕克还是蜘蛛侠时，彼得回答，“两者都是我”。这句话标志着帕克完成了又一次叙事层面的自我救赎，也使影片在情感上达到了最具说服力的时刻。
这三个叙事细节合在一起，勾勒出《崭新之日》作为文化文本的真实面貌。影片在情感层面呈现了孤独守护者的内在困境，面罩的执念、与惩罚者的道德分歧、与琴的身份镜像，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当一个人被彻底剥离于任何社会群体之外时，他究竟凭借什么继续承担守护城市的责任？影片给出的答案是个人道德信念的自我确认。这是一个在情感上令人信服的答案，却也是一个在结构层面回避了更深层探讨的回答。灾害控制局对超能力者的管控，变种人作为“非正常人类”所面临的制度性排斥，这些议题借助琴的叙事弧线得以浮出水面，使影片在漫威商业框架内展现出难得的思想深度。不过，这些触及制度性权力的议题在影片中若隐若现，却始终未能获得正面的叙事回应。帕克选择用个人的道德坚守去回应一个需要由社会集体承担的社会难题，当纽约市的制度本身在制造伤害，仅凭蜘蛛侠帕克的个人善意与克制，究竟能走多远？而这恰恰是这部影片以及蜘蛛侠叙事六十余年来，值得每一个走出影院的观众以历史眼光认真思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radford W.Wright,Comic Book N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Youth Culture in Americ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2.Dan Hassler-Forest,Capitalist Superheroes:Caped Crusaders in the Neoliberal Age,Washington:Zero books,2012.
3.Reed Gansey Puc,Spider-Sensibilities:Policing,Race,and Urban Spatial Imaginaries in Spider-man Narratives,Doctoral dissertation,City St. George’s University of London,2025.
4.Sebastian T Mercier,“‘Truth, Justice and the American Way’: The Intersection of American Youth Culture and Superhero Narratives，”Iowa Historical Review1(2),2008,pp.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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