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说“女孩擅长/不擅长数学”，我们说，别替女孩决定能走到哪里|世纪|数学|植物学|绘画|艺术|静物画

2026年7月，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虹获得菲尔兹奖，成为这一奖项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也是首位获奖的中国籍女性数学家。

王虹获奖后，《中国妇女报》在评论中引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会前理事长袁亚湘的话：“‘女生不擅长数学’是偏见，应消除这种偏见，通过鼓励促使女生们树立起学好数学的自信，为我国数学学科专业发展乃至世界数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偏见并不总表现为一句明确的“不允许”。它也可能藏在日常的评价与期待里：一个女孩是否更容易被认定为“不擅长”，她遇到困难时是否能获得支持，她的雌心勃勃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还是被看成一种不切实际的越界。

王虹曾用“discouraged”这个词回顾自己求学过程中一度陷入的状态。她后来穿过了这段自我怀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被看见的那一天。一个领域中女性榜样的稀少，又会反过来加强“女性不擅长”的印象。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致电祝贺王虹时，也在通话最后特别提到，她“对年轻女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并表示希望吸引更多年轻女性投身科研（De jeunes filles qu’on veut attirer dans les métiers scientifiques et la recherche, donc vous êtes à cet égard un bon modèle.）。榜样的重要，不只在于讲述一个成功故事。她的出现还让一种原本看似自然的判断显出裂缝：我们以为某个领域里女性较少，是因为女性不擅长它；但也可能是因为在走向这个领域的路上，她们曾被反复暗示：这里并不属于你。

这样的“discourage”同样存在于艺术史中。

女性并非直到现代才开始创作艺术。在很长的历史中，她们一直在绘画、刺绣、手抄本彩饰、版画和工艺生产中工作。但谁能够接受专业训练，谁可以进入学院，哪些题材被称为“伟大的艺术”，却并不只取决于个人才能。

18世纪，女性往往被排除在学院和人体写生课程之外，难以进入居于画种顶端的历史画领域。这种制度限制随后被解释为能力差异。卢梭甚至认为，女性除了家庭角色，无力对艺术和文明作出贡献。

花卉画正是典型例子。它原本处于艺术、植物学与物种收集的交汇处，女性从植物插图等工作进入，并逐渐成为重要的职业画家。然而，随着花卉画被视为“适合女性”，这一17世纪备受尊重的门类，到19世纪却被贬为女性业余爱好者的低级艺术。

以下内容节选自惠特尼·查德威克《女性、艺术与社会》（插图第六版）。从“女性天然适合什么”的论述，到植物学与花卉绘画的兴起，再到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等人的实践，这些段落呈现的，不只是女性如何进入一个艺术门类，也是一种艺术如何在被女性化的同时遭到重新定位。

{ “适合女性”的艺术 }

杰拉德·德·莱雷西在他的《大绘画书》（1707年）中评价花卉画作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的各种选择中，没有什么比花卉画作更女性化或更适合女性了。”

女性被排除在主导艺术的理论和知识辩论之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被禁止加入罗马和巴黎的学院，这些学院是18世纪的主要艺术教育中心。她们被排除在写生课程之外，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无法从事像历史画这样备受尊敬的画种。这一时期，现代艺术批评的诞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各类画种等级的兴趣，其中，历史画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雅克·卢梭关于女性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应有地位的观点，成为新的现代世界的认同。他的论点很重要，因为它既支持了工作场所和家庭的分离——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也因为它与西方漫长的传统一致，将父权制文化中对女性的区别和压迫合理化。

卢梭不仅认为女性天生低下和顺从，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两性应该区分开的观念。他认为女性缺乏男性的智力，认为她们除了扮演家庭角色，没有能力对艺术和文明做出贡献。

“男性天才不用担心女性的品味，”莱昂·拉格朗在 1860 年的《美术公报》中写道，“让男人去构思伟大的建筑工程、不朽的雕塑和最崇高的绘画形式，还有那些需要崇高和理想化的艺术概念去创造的版画艺术形式。总而言之，让男人去做所有与伟大艺术有关的事情。让女人去从事那些她们一直偏爱的艺术类型，比如粉彩、肖像画和微型画。或者是画花卉，只有那些优雅清新的神来之笔才能与女性的优雅清新相媲美。”

{ 当绘画服务于科学 }

整个17世纪，绘画既服务于家庭，也服务于科学目的。被准确观察到的东西令人赏心悦目，并反过来证实上帝的智慧和计划。这一时期，科学和艺术在花卉绘画和植物插画中出现交集。

细微地描绘大自然，需要同样的勤奋、耐心和手巧，而这些品质常常被用来贬低“女性的工作”。事实上，女性对于花卉静物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种在17世纪受到高度尊重的艺术流派，但到19世纪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艺术，只适合才华有限的女性业余爱好者。

16世纪之前，在流行的草药手册中，植物插图的主要来源不是自然，而是过去的插图。直到奥托·布伦费尔斯在1530—1532年出版的《生活草本图谱》中配有汉斯·魏德兹的木刻版画，插画家才开始直接取材于自然。其中许多草药插图是手绘的，据知，安特卫普的克里斯托夫·普朗坦曾雇佣女性彩饰师为他创作的植物学书籍上色。

在16世纪和17世纪，草药组成了被子植物的系统知识发展的基础。与草药研究并立的是主要由农村女性传承下来的民间医学知识。布伦费尔斯在他的草药书中，提到了“非常专业的老妇人”。稍晚些时候，尤里休斯·科杜斯说他从“最底层的女性和农夫”那里学到了知识。

在欧洲航海家和探险家带回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的刺激下，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植物学和动物学。16世纪晚期在荷兰发明的显微镜被用于植物和动物研究，植物分类系统也发展起来。园艺作为一种富人休闲活动的出现，带来了花卉书的发展，草药从药用和实用模式过渡到单纯的审美用途，鼓励了花卉绘画的实践。

{新物种的收集与绘制 }

在1560年之前，大多数园林植物都起源于欧洲。17世纪的殖民和海外探索促进了大量新植物物种的进口。

根据赫尔曼·布尔哈夫（1668—1738年）的说法，“几乎每一位船长，无论是商船船长还是军舰船长，都会得到特别指示，要我们离开港口到处去收集种子、树根、扦插和灌木，并将它们带回荷兰”。这个世纪，荷兰对花卉栽培和花卉插画的浓厚兴趣源于一种信念，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带回国内研究。

花园的设计扩展了珍奇阁（收集包括贝壳、矿物和化石在内的稀有及珍奇物品）的想法。花卉设计的样式书，如皮埃尔·瓦莱的《亨利四世的花园》（1608 年），是献给玛丽·德·美第奇的，美第奇后来委托了一些昂贵的花卉作品，作为刺绣设计的来源。克里斯平·凡·德帕斯 1614 年在乌得勒支出版的《花卉》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其中有 200 多幅图，图中植物茎秆上添加了昆虫和蝴蝶，加强了花卉呈现的自然主义色彩。雅各布·德·盖因是花卉画家中的先驱，他不仅擅长油画，还擅长雕刻、描边和在玻璃上作画。17 世纪，许多女性也为纺织和瓷器制造商从事植物插图或花卉绘画的附属艺术，但似乎只有玛丽亚·凡·奥斯特维克和雷切尔·鲁伊施这两位女性绘制的花卉画拥有稳定而有声望的客户群。

在 1590 年至 1650 年间，乌得勒支和安特卫普成为花卉油画的主要中心，这可能是受上世纪下半叶安特卫普在植物学出版方面突出作用的影响。荷兰的第一个花卉画派是在安特卫普由扬·“丝绒”·勃鲁盖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展起来的。最早的静物和花卉画家包括克拉拉·皮特斯，她于 1594 年出生于安特卫普，与汉斯·凡·埃森和扬·凡·德尔·贝克（又名托伦蒂乌斯）一起在安特卫普工作。“静物”一词直到 1650 年左右才在荷兰出现，此类作品此前通常被归类为“宴会小图”“小型早餐图”“花卉画作”等。

1608 年，皮特斯在她第一件已知作品上签名并注明了创作日期。在已经确定的 50 多幅出自她手的画作中，有 5 幅的主题是宴会。其他作品描绘了玻璃器皿、珍贵花瓶、水果和甜点、面包、鱼、贝壳和虾等主题，有时画面中也会加入鲜花。安·萨瑟兰·哈里斯和琳达·诺克林认为，她的作品比几乎所有已知年代的佛兰德斯同类型静物画作品都要早，而她创作的这类作品通常被称为“早餐作品”，因为画面上有各种水果和面包。虽然她有时会在静物画中加入花朵，但她的纯花卉画作很少，与勃鲁盖尔和奥西亚斯·贝特更为正式和丰富的构图相比，其画面安排简单而自然。

克拉拉·皮特斯

静物

1611 年

{ 郁金香热与女性画家 }

对植物插图日益增长的兴趣、荷兰人在 17 世纪成为欧洲主要园艺学家，以及花卉绘画作为一个独立类别的发展，这些都促成了人们对各种花卉插画的热情。鲜花经常被包含在虚空画和其他的教化再现形式中，作为生命转瞬即逝的标志。鲜花的象征和符号联想随之进入静物画和花卉画。

郁金香最早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从土耳其带到英国的，17 世纪 30 年代人们开始了热烈的郁金香投机买卖。在 1634 年到 1637 年之间，投机有起有伏。“郁金香狂热”主宰了经济新闻，最著名花朵的售价比任何花卉画都要高几千倍。

虽然朱迪斯·莱斯特如今最出名的是她的风俗画，但她也是一位熟练的水彩画家。她绘制的植物插画包括珍贵的条纹郁金香，例如为《郁金香书》绘制的《莱顿的黄色和红色》。《郁金香书》是由花朵经销商委托创作的销售目录，让他们能在鲜花不当季的时候，向顾客展示他们的商品。

对于像莱斯特这样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委托是有利可图的。女性也参与了植物画作的雕版画制作。贾恩·科默林的《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园》（1697—1701 年）中有精确和详细的例子，说明许多女性积极为书籍绘制插图。在贾恩·科默林和他的侄子卡斯珀·科默林出版的这本书和其他书中，插图的原画主要是由约翰·莫宁克斯和他的女儿玛丽亚·莫宁克斯绘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