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近来天气闷热得紧,夜里总做些光怪陆离的梦,仿佛连气流里都掺杂着几千年前不肯散尽的血腥气。

翻开报端,赫然看见一条新闻,说是某地法院系统竟成立了全国首家“商鞅法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图上那几个黑字刺得人眼睛生痛,配着“2026年7月29日”的日期,在荧幕光晕下泛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意与荒谬。

我发了一会儿呆。商鞅?法治?

这两个词硬挤在一处,竟还要挂上“研究中心”的招牌,仿佛将一把带血的青铜铡刀,擦洗干净,供奉在现代审判庭的堂皇壁龛里。

大约有些公仆与学者,近来是很觉得“法治”这招牌需要些历史厚重感的,可惜厚重得过了头,竟一脚踩进了两千多年前的血泊与灰烬里,还自以为捡到了什么无上至宝。

凡读过几本旧书、尚未完全丧失良知的人,大抵该知晓商鞅是个什么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天资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将卬,落个车裂的下场,那真是毫不足惜的。

这断语虽下得客气,却已撕下了这尊“法治圣人”神像上的遮羞布。

后世那些好作大言的文人,总喜欢夸耀他“能强秦”,然而秦国固然是“强”了,这“强”字背后的代价,却硬是用千千万万活人的骨肉与哀号去填塞的。

这位尊神的得意门道,说穿了,无非是把活生生的人,生生削砍削割,做成一台只能“耕”与“战”的机器。

你若看他当初如何发迹,便知其底色:不过是靠了嬖臣景监的引荐,投君王之所好,玩弄些利欲与权谋;待到一朝权在手,便露出了严刑峻法的狰狞面目。

对昔日旧交动辄车裂,对太子傅用肉刑立威,以至于渭水河畔“一日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

那不是河水,那是一条由平民的鲜血汇聚成的红流。

在他眼中,人的性命比草芥还要贱薄,不过是他向上爬、建功业的垫脚石罢了。

商鞅的治术,说到底,就是极尽能事地“弱民”、“愚民”与“虐民”。

在他那套冷血的算盘里,百姓若是吃得饱、有闲暇、通文墨、懂礼义,便有了自己的心思,有了独立的人格,便“不便驭”了。

他要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听话的工具。

于是他大搞“弱民强国”,刻意让民贫、民愚、民疲,让他们终日疲于奔命,整天为了温饱与生存战战兢兢,除了受赏与挨罚,再无别的人生乐趣。

如此一来,百姓便不敢私斗,只能乖乖地为君主去死命公战,用别人的脖颈来换取自己的一顿饱饭。

更绝妙、也最令人发指的,是他的“什伍连坐”与“鼓励告奸”。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这一条法令下去,便如在人世间投下了最毒的毒药,把人与人之间最微弱的信任、温情与伦理,撕扯得粉碎。

父子相猜,夫妻相防,邻里互监,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刺客与密探。

亲情伦理在腰斩的恐惧与赏赐的诱惑面前,荡然无星光。

马端临曾评道:“秦之法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这哪里是法治?这分明是把整座社会变成了一座无墙的监狱,用极端的恐怖成本,去换取所谓“道不拾遗”的冷酷秩序。

那“道不拾遗”,不过是人人自危、连头都不敢抬的死寂罢了。

在商鞅的这套军国主义架构下,全社会的价值被极度单一化——只向一个出口倾泻:杀人与被杀。

壮年男子去当杀人的战军,妇女去当运粮的后勤,老弱病残去当生产的奴隶。

焚诗书,禁游学,把孝悌、诚信、礼乐通通贬斥为妨碍强国的“虱害”。

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兵工厂和杀戮机器。

在这套体制里,人从来不是目的,甚至连“人”字都不配写,不过是君主账本上一串可计算、可消耗的“耕战原料”。

这种靠残酷剥削与高压建立起来的秩序,表面上看起来威风凛凛,坚不可摧,实则内里早已腐烂透顶。

高压一旦稍微松动,民众积聚已久的怨恨便如火山喷发。

秦朝“二世而亡”,看似偶然,实则是商鞅路线播下的必然毒果。

任法残民,缺乏正义与仁爱的底色,终究不过是筑城堡于沙滩之上,风一吹,便轰然倒塌。

最富讽刺意味、也最显历史公道味的,莫过于商鞅自己的结局。

当秦孝公驾崩,新君即位,失去靠山的商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至关下,欲投宿客舍。

客舍主人不知他是谁,只依循商鞅亲自订立的法令,战战兢兢地说道:商君有法,住店无凭证者,店家要连坐受罚,实在不敢收留。

商鞅仰天长叹,作法自毙。

他耗尽心血铸造的严刑峻法,最终化作了一把沉重的铁锁,严丝合缝地锁住了他自己的退路。

最终,他被车裂于市,灭族绝嗣,落得个体无完肤的下场。

两千年过去了,历史的车轮早已滚滚向前。

我们今日所谈论的“现代法治”,其核心究竟是什么?

无非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契约精神与尊严觉醒。

法治之所以为“治”,是因为它以人为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能尊严、自由、平安地活在阳光下,而不是以人为工具,更不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一套御民、治民、整民的酷刑指南。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有堂堂法学界与法院系统,郑重其事地挂起“商鞅法治思想”的招牌来研究,甚至引以为傲。

倘若商鞅那一套“以刑代教、弱民愚民、告奸连坐”的御民之术也能被称为“法治思想”,甚至被拿来给现代司法作“源头活水”,那便真真叫人毛骨悚然了。

这究竟是要研究商鞅的“法”,还是要继承商鞅的“术”?是要借商鞅之名来伸张正义,还是在潜意识里渴望那种将民众彻底工具化、原子化、恐怖化的掌控力?

若当真要从商鞅身上汲取什么,那唯一的教训,便是看清这套“任法残民”的体制如何剥夺人的尊严,看清极权高压一旦松动后的土崩瓦解,看清作法者终将自毙的历史宿命。

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值得膜拜的法宝。

夜深了,外面的风吹得窗纸作响,发出阵阵如呜咽的声音。

我放下报端,只觉得这千年的轮回与荒诞,竟在这一纸新闻里重叠。

作法者往往自毙,而尊崇严刑峻法者,终究会被自己亲手筑造的冰冷铁壁所吞噬。

这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可惜有些人,大约是从来不肯去读的;或者读了,却偏偏只学会了如何制造更锋利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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