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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非虚构历史作品《逐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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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历史上,开国皇帝大多数是雄才大略之人,派出所所长出身的刘邦斩白蛇起义,光武帝刘秀昆阳之战以少胜多,高祖李渊起兵太原,这种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只有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一个异类,他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军事上毫无建树,政治上优柔寡断,一生还被权臣压制,可以说是非常悲催了。
他能当上皇帝,主要是因为得到了王导的帮助。
王导,出身琅琊王氏,这是北方的一支顶级士族。
晋朝的社会结构,尤其是从汉末到魏晋,已经形成了一套和秦汉完全不同的秩序,这套新秩序的核心则是一种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
该制度规定,朝廷选拔官员,由地方上的官员,这个官员叫“中正官”,他根据家世,品行,才能来评定等级,分为上上到下下九品,朝廷按照这个品来授予官职。
听起来这很公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品行和才能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家世,一个出身高门的人,哪怕没有什么才能,也能评上品,而一个寒门子弟,就算再有本事,很大概率也是下品,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怪象。
所谓士族,就是在这一制度下的特殊阶层,他们往往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累代官宦,即一个家族连续几代人担任高官,比如祖上是太守,父亲是尚书,儿子成年之后也直接进入中央朝廷做官,官职就像田产一样,在家族的内部是传承的。
第二,是门第自觉,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士族之间最讲究门当户对,士族和士族往往互相联姻,他们绝对不会和寒门通婚,而且这和家族是否鼎盛,政治权利和经济实力无关,哪怕一个顶级士族的子弟已经家道中落,他也依然看不起那种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员。
第三,士族还享有各种特权,最主要的当然是经济特权,士族名下有很多佃客,奴婢,这当然没什么稀罕的,但士族的佃客奴婢朝廷无权征调,是他们私人的,他们还占据大片的土地和庄园,同时还隐匿大量的人口,因此导致朝廷的赋税和兵源大幅萎靡,这是后话了。
到西晋时,士族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官僚,而是介于皇帝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一个特殊阶级,东晋时更一发不可收拾了,他们已经开始和皇帝分享统治权了。
而在诸多士族中,琅琊王氏大约可以说是最顶的那一类。
琅琊是郡名,在今天的山东临沂一带,汉代以来,王氏就是当地的大姓,而且两汉以经学取士,谁精通儒家经典,谁就有资格做官,琅琊王氏从西汉名臣王吉开始,就是世代传习《论语》,《春秋》的经学之家,几百年积累下来,家族内部藏书之丰,学问之深,一般人真比不了。
诚然,现代社会的发达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在古代,知识传播是昂贵的,是垄断的,这种文化垄断比手握真金白银更厉害,因为文化在士族的手里,也就只有士族才能培养出朝廷想要的官员。
琅琊王氏也非常擅长在权力更迭,王朝兴衰中站队,曹魏取代东汉,司马氏取代曹魏,每一次改朝换代,琅琊王氏都能通过联姻和投靠,确保家族地位不降反升。
曹魏时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祥,就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那位,他曾以孝行而闻名天下,而孝在汉代是选官的第一标准,这基于一个朴素而且到现在依旧适用的观念——父母是这个世界上和一个人关系最亲近的,如果一个人连对待自己父母都是恶劣的,不好的,你又怎么能指望他忠君爱国呢?
中国人最注重道德品质,而在道德品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孝顺和诚信。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一个人要是连诚信都没有,不知道他还能干成什么事儿。
而《孝经》中又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意思是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源,所有的教化都是由孝而诞生的。
从理论衍生到实践,就是要求人对父母要孝顺,对别人要诚信,这也是王祥得以立身,受人尊敬的原因,他历仕曹魏和西晋,而且位高,两朝均位列三公。
但是话既然说到这里了,就有了一个悖论,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王祥是天下人的楷模,按理说他这样的人应该忠贞不二,从一而终吧?
且不说《二十四孝》虽然总体的意图是没问题的,是劝人向善尽孝,但如今看来如“郭巨埋儿”的例子已有些令人悚惧,就算王祥并非大孝子,既食朝廷俸禄,又怎么可以背叛朝廷呢?
然而事实是,王祥在曹魏做太尉,司马昭杀害曹髦之后,尽管王祥说“老臣无状”并“涕泪交流”,但他并无任何反抗或死节的行为,晋武帝代魏建晋,他也是坦然接受了晋朝的官职。
如何解释王祥的行为?
其实,在儒家思想里,家和国本来是相通的,因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背景下,“家”的重要性被推上了顶峰。
一个士族出身的子弟,他的一切,他的出身,地位,财富,前途,本质上都来自于家族,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这才是他的根基,朝代可以换,皇帝可以换,但家族换不了,家族也不用换,在改朝换代之际,家族只要换个主人来投靠,兴旺照旧。
所以恐怕在如王祥之类的大多数士族的价值观里,保全自己的家族才是第一位的道德责任,为了家族的延续,对某一姓的皇室的忠诚是可以让位的,王祥的孝,不只是对他个人的父母,更是对整个王氏宗族的责任,他必须在每一个政权变更中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琅琊王氏才能一直生存下去。
到了西晋惠帝时期,琅琊王氏的核心人物是王衍,他是一个士林清谈人物,那他是怎么发展维持自己的家族的呢?
很简单,联姻,他把自己的女儿王惠风嫁给了当时的太子司马遹,司马遹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王衍如此一来就成了太子的岳父,一旦司马遹登基,王衍就是皇帝的老丈人,王家将以外戚的身份进一步凌驾于其它家族之上,当然后来贾南风害死了太子,这场联姻并没有回收到政治红利,但足以证明,琅琊王氏的策略就是通过婚姻把自己和皇权绑定在一起,确保家族利益随皇权得到延伸。
王衍在西晋时期已有宰相之实,但他的第一要务从来不是如何治国救国,而是想方设法的保全家族,天下大乱之际他不献策,反而把自己的两个弟弟派到了地方去,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弟弟王敦做青州刺史,他还对两个弟弟说: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荆州有长江,汉水之坚固,青州又背靠大海,你们两个在地方,而我在朝廷里,这就叫做狡兔三窟。
这当然只是王衍的自作聪明。
永嘉五年,洛阳陷落,王衍被石勒(后来的十六国之一后赵的开国皇帝)俘虏,石勒虽然不识字,但很好学,他询问王衍西晋灭亡的原因,王衍居然说,国家灭亡,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说完还劝石勒称帝,这惹得石勒大怒,石勒说:你的名声早就传遍了天下,身居要职,掌握大权,很早就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也是如此,你竟说国家的灭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盛怒之下,石勒将王衍杀死。
王衍死后几十年,一个叫做桓温的人北伐中原,他登高远眺洛阳城,那曾是晋朝的国都,是司马氏和琅琊王氏等豪门大族高谈阔论之地,如今放眼望去,却是城墙倾颓,田地荒芜,到处是野草和胡人骑兵。
桓温是一个军人,他一生征战,除了想掌权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也真的很想要恢复中原,所以他从荆州起兵,打到关中,又打到洛阳,所以眼见此情此景,他肯定是很愤怒,他会认为晋朝的天下,就是这些只会清谈,只会自保,只想着为自己家族牟利的人葬送的。
所以桓温说:
《世说新语》卷八: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江山沦丧到这种地步,都是王衍这种人害的。
桓温话音未落,同样出身士族的随军记室袁宏马上反驳,说:
《纲鉴会编》卷三十一: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
天下兴亡自有定数,这是命,我们岂能控制?所以这不是王衍等人的过错。
袁宏为王衍帮腔,无非是因为桓温说的“王夷甫诸人”中的诸人自然也包括袁宏这种士族出身的人在内,但士族们不思反省,妄图狡辩的行为不止发生在袁宏身上。
每当有人提起北伐失利,半壁江山难以归去,就会有士族跳出来说天意如此,气数已尽,用他们所熟悉的玄学来推诿责任,把政治上的失败归结为不可抗力。
包括琅琊王氏的后人,他们对如此糟糕的王衍也是极尽溢美之词:
王澄: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
王敦: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
王导:岩岩清峙,壁立于仞。
如果不是出了王导这样的王佐之才,这样的家族,又何以称之为顶级门阀士族呢?
而当那些所谓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等名门望族因自己的出身而沾沾自喜,觉得高人一等时,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存在,到底是导致了东晋的强大,还是东晋的灭亡呢?
参考资料:
《晋阳秋》
《晋书》卷四十三
《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一》
李明睿.琅琊王氏家族的三次迁徙.走向世界,2023
黄蔚.“簪缨不替”的文艺世家:琅琊王氏.美术教育研究,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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