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了。
我看了眼来电显示——何成。今天第三十通了。
我摁掉，把手机扔在床上。
窗外雨下得不大，但密，像有人拿筛子往下洒。
我妈端着碗走进来，碗里是她刚煮好的红糖姜水：“谁啊？打这么多。是不是公司有事？”
“没事。”
话音没落，门铃响了。一声接一声，像催命。
我打开门，江雪站在门外。
她头发湿了大半，贴在脸上，妆也花了，口红洇出来一道印子。
她看见我，挤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笑——嘴角往上扯，眼睛却没弯。
“月婵，姐错了。”
“错哪了？”我问。
她张了张嘴，没说话。身后楼道里，她带来的那个男人撑着伞，站得老远，低着头不敢看这边。
屋里，我妈端着姜汤走出来，看见这一幕，筷子掉在地上，滚了两滚。
01
四年前我进这家公司的时候，厂区门口那棵银杏树还没现在这么粗。
那年秋天，我拎着简历站在大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门卫说负责招聘的王主管在开会，让我等着。
我就站在传达室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货车一辆一辆开进去，卷起来的灰尘扑了我一身。
终于有人来开门了。
王高超从收发室探出头，上下打量我一眼，目光从我脚上的帆布鞋扫到我手里的文件夹，最后落在我的脸上。
他嘴角动了动，说了句：“翻译部的？进来吧。”
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怎么样。
公司做对俄贸易，主营重型机械配件进出口，厂子在城西工业区，不算大，办公楼一共三层。
一楼是车间和仓库，机器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二楼是销售部和行政部，电话声此起彼伏；三楼是总经理办公室和几个部门主管的窝，楼梯口的瓷砖都裂了缝。
我被安排在二楼尽头一间小办公室。
门牌上写着“翻译部”三个字，白底黑字，字有点歪，像自己贴上去的。
里面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旧电脑，屏幕边框都发黄了。
王高超指了指桌上一摞文件夹：“这些你先看看，把合作过的客户档案理一理，俄文合同都要翻成中文。”
我翻开一看，心凉了半截。
文件夹里足足二十几份合同，都是过去三年签的。
翻译翻得乱七八糟，有些段落连主语谓语都对不上。
有几份甚至直接是机器翻的，俄式中文读起来像在读天书，一句话里能出现三四个“的”。
比如“该设备的装配工艺的精度要求的等级”，读得人脑壳疼。
我问他：“这些合同都执行了吗？”
“执行了呀。”王高超耸耸肩，语气很轻快，“反正客户那边也看不懂中文。再说我们只做生产，那边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出不了大错。”
“那怎么知道我翻译得对不对？”
“你翻完我们找外包校一遍。”他说得很随意，“费用公司出，你就负责初稿就行。”
我没再多问。
第一天上班，我把那二十几份合同全部翻完，改了几十处错误。
其中有一份合同的技术条款里，俄方要求零部件按“最高精度”标准生产，但公司这边只按普通标准报价，中间差了将近三倍的加工成本。
我把这个情况写在报告里，第二天当面交给王高超。
他接过去，一眼都没看，直接塞进抽屉里，笑了笑：“没事没事，那个单子已经签了，生产那边按我们的标准走就行。”
“但合同上写的是最高精度。如果客户验收时较真，我们是要违约的。”
“哎呀，哪那么多事。”他摆摆手，“客户都是老关系了，不会为了这点事翻脸的。”
那年我刚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以为领导说的都对。
后来我才知道，那批货出货后，俄方验收不通过，公司赔了三十多万重新加工。王高超在总结会上说是“翻译把条款翻错了”。
那场会我没参加。是后来财务的小周跟我说的。她说：“月婵姐，你知不知道，王主管在会上说你把合同翻错了，才导致公司赔了三十多万。”
我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没吭声。
那不是我的错误。我标注了，提醒了，他没看。
但背锅的是我。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要不要去找彭志说清楚？
但最后我没去。
那时候我想，反正我刚来，总要熬一熬。
这一熬，就是四年。
02
进公司第二年，我给公司省了一笔钱。
事情是这样的。
公司之前有几份俄文的技术图纸，一直外包给市里一家翻译公司翻。
一份图纸要价好几千，多的时候一份能报到四千多。
我和对方负责人聊过几次，发现他们用的基本都是机器翻译加人工校对的模式，术语库也不全，翻出来的东西经常要返工。
我跟财务经理马兰英建议：把这几份图纸拿给我翻，我可以省下外包费用，而且我懂术语，翻得比他们准。
马兰英坐在她那把黑色转椅上，端着茶杯看了我一眼。她五十出头，短发烫了卷，眉毛画得很细，看人的时候眼睛微微眯起来，像在打量一件商品。
“你一个人翻得完吗？别耽误了交期。”
“我加班翻，不耽误。”
她犹豫了一会儿，眉头拧了拧，最后松了口：“那你先翻一份看看。”
那批图纸一共十七张，每张都有五六页，全是密密麻麻的俄文标注，涉及机械加工的标准、公差、材质要求，有些术语我大学的教材里都没见过。
我花了两个晚上啃完，打电话问以前教技术的老师，又查了三本专业词典，最后自己搭了一个术语对照表。
两周后，我把翻完的全部图纸交给马兰英，厚厚一摞，装订得整整齐齐。每页边上还用铅笔标了备注，哪些是重点，哪些有歧义，写得清清楚楚。
马兰英翻了翻，只说了两个字：“还行。”
我算了一下，这批图纸如果外包，至少要三万二。我做的，成本是零。
后来有一次，马兰英在部门会上提了一句：“月婵这次不错，帮公司省了点钱。”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这个月的电费账单少了几十块。
但我听进去了，心里还挺高兴。
我以为这是个开头，以后我能拿到更多核心业务。
但王高超很快就给我安排了一堆杂活——翻译客户的感谢信、整理产品宣传册、翻译客户发来的节日贺卡、甚至连客户发来的俄文菜单都要我翻。
那些活，外包公司翻一下也就几百块，但每个都要占我半天时间。
我问王高超：“能不能让我多接触一些合同和技术资料？”
他正低头看手机，头也没抬：“你先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吧，合同和技术资料有销售部那边盯着，你一个翻译，别管那么多。”
“但有的时候合同里的陷阱我比销售更——”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能力行。”他打断我，手机也不看了，抬起头看着我，“但公司分工就是这样。翻译就是翻译，别越界。”
别越界。
这三个字，他说得很重。
我没再说什么。回到办公室，坐在那把吱吱响的椅子上，看着桌上一摞待翻的东西，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那段时间我开始自我怀疑。
是不是自己太着急了？
是不是所有公司都是这样的？
但我又想起大学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一个翻译，最怕的是把自己当成翻译机器。
在这里，我就只是一台翻译机器。
03
第三年，公司的俄语业务量越来越大。
客户从原来的三四家涨到十几家，订单从一年三五个涨到十几个。
每个订单背后都有一堆俄文技术文件、合同条款、验收标准。
我一个人扛着，从没耽误过。
何成那边销售部每次谈客户，谈完就把一大摞俄文资料往我桌上一放：“明天要。”
我说好，当天加班到凌晨两点。
何成这个人，四十多岁，微胖，爱穿花衬衫，说话嗓门大，喜欢拍着桌子打电话。
他是彭志的小舅子，据说当年在厂里干过车间主任，后来彭志把他调到销售部当经理。
懂不懂销售不好说，但大家都知道，他在公司说话的分量不轻。
那些客户里有几个难缠的主，每次都要在合同里塞各种模棱两可的条款。
我翻出来，标注清楚，写好风险提示，发给何成。
何成看都不看，直接转发给客户。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给他打电话：“何经理，合同里有一条款说的是验收标准按‘双方后续沟通确定’，这个太模糊了，将来容易扯皮。”
“哎呀没事，先签了再说。”他满不在乎，电话那头还有麻将声，“客户那边我跟了半年了，关系很铁。”
“但万一——”
“没有万一。”他打断我，麻将声停了，嗓门一下大了起来，“你翻好你的就行，别的少操心。”
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桌前，手指捏着手机，捏到手心出汗。
那批货后来果然出了事。
客户在验收环节咬住那条“双方后续沟通确定”不放，要求按他们的标准验收。
公司又赔了一大笔。
具体赔了多少，没人和我说，但我听财务小周说，彭志那几天脸色很差，办公室的门关了一整天没开。
彭志在开季度总结会时拍了桌子：“翻译干什么吃的！这种条款怎么不标出来！”
何成坐在旁边，低头喝茶，一言不发。
我在下面坐着，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麻木。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没有人追究，没有人道歉，没有人说一句“这事不怪翻译”。就好像那场风波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知道，那口锅，又扣在了我头上。
04
第四年年中，我考下了俄语专八证书。还顺带考了个商务俄语资格证书，花了我三千多块钱的报名费和培训费。
拿到证书那天，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同事们都下班了，整层楼安安静静的，只有我的电脑屏幕还亮着。
我看着证书上自己的名字，又看了看那个“专八”的字样，忽然觉得，这张纸说不定能改变点什么。
第二天，我拿着证书去找江雪，申请加薪200元。
江雪是人事部经理，四十出头，短发干练，戴一副银框眼镜。
她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从来不带拐弯。
公司上下都知道，人事部的事，她说了算。
她看了一眼证书，放回桌上，说：“行，我拿去给彭总批一下。”
“江经理，我知道公司有预算限制，但我这四年从没涨过工资。做同行的同学，现在拿的都比我多一倍了。”
她看着我，表情没有太大变化：“我知道你工作认真。但公司有公司的制度，不是我想给你就能给的。”
“那制度是什么？”
“你加了多少钱，要看绩效评估。”她拿起杯子喝了口水，“你今年的绩效是‘合格’，不是‘优秀’。”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
“这个嘛……”她放下杯子，推了推眼镜，“去年那个乌索夫项目前期谈判，王主管那边反映你翻译不够及时，影响了进度。”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乌索夫项目。前期谈判。翻译不够及时。
那个项目谈了一个多月，我翻了七轮合同，每一轮都是当天收到当天翻完。
最长的一次，凌晨三点还在改条款。
而王高超说的“不够及时”，是因为有一次他发给我的文件是周六晚上十点，要我周一早上交。
我周一早上九点交的。
他说我迟了。
我想解释，但张了张嘴，话又咽了回去。江雪看着我，等了几秒，说：“月婵，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公司的事，有些时候不是单看能力的。”
我等了一个星期，没动静。
又等了一个星期，江雪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彭总的意见是“预算紧张，等年底再说吧”。
“年底？”我说，“现在是六月份。而且去年年底也说‘明年看情况’。”
“今年确实效益不好。”江雪的语气缓了缓，“订单少了几个，大家都不容易。加两百块钱的事，也不急这一时半会儿，你说对吧？”
“我不是为了那两百块钱。”
“那你为了什么？”
我没答上来。
她看着我，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月婵，你是个好员工。但公司不是你家，不可能什么都按你想的来。”
走出她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碰见王高超。他刚从三楼下来，手里拿着一杯奶茶，看见我，愣了一下：“怎么？加薪的事还没批？”
“没。”
“哦，那正常。”他笑了笑，吸了口奶茶，“公司就这样，想开点。”
他轻飘飘地丢下这句话，走了。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说不上来的、闷闷的钝痛。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所有放在公司没拿回来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想了想四年下来，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工资没涨过。职位没变过。功劳全是别人的，背锅的全是我。
我翻了翻手机银行，余额：两万一千四。这是四年存下来的全部积蓄。
我忽然觉得有点累。
05
真正让我死心的，是上个月的庆功宴。
乌索夫项目签下来了，金额两千多万，是公司今年最大的一单，也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单。
为了这个项目，我连续两周天天加到半夜，最多的一天翻了十六页技术条款和十一页法律附件，翻完之后眼睛疼了三天。
项目签约那天，何成打电话给我：“月婵，今晚汉江酒楼庆功，你也来。”
我本来不想去。但他说“大家等你”，我就去了。
汉江酒楼在城东，是一家老牌饭店，包间里挂着山水画，转盘桌能坐十几个人。
我到的时候，菜已经上了一半，红烧肉、清蒸鲈鱼、白灼虾，摆了一桌子。
何成坐在主位上，举着酒杯，站起来，声音很大：“来，我讲两句啊！这个乌索夫项目能拿下来，多亏我们销售部配合工厂那边盯得紧，技术部也出了不少力，王主管也帮了很多忙！”
王高超站起来跟他碰了杯，笑容满面。
何成接着说：“翻译那边配合也挺到位的，月婵辛苦了。”
他说“辛苦了”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在说这个菜不错。
然后彭志站起来，端着酒杯，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对所有人说了一句话：“乌索夫这个项目，说明我们公司的团队配合是到位的。当然了，翻译这块嘛，就是个辅助岗位，真正出活儿的，还是销售和生产。”
翻译，就是个辅助岗位。
我端着酒杯，看着对面觥筹交错，没人注意到我。
何成在跟王高超聊周末去哪钓鱼，马兰英在跟财务部的几个人说什么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彭志在跟旁边的人谈下半年的大客户计划。
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杯一杯地喝饮料。
我平时不喝酒，但那晚，我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干了。辣，呛，嗓子像被刀刮了一下。
旁边坐的是技术部的小刘。他看了看我，小声说：“月婵姐，你别往心里去，彭总那人，说话就这样。”
“其实我们技术部都知道，那个项目你一个人翻了大部分的资料，何经理那边根本就没怎么管。王主管也就是签了个字。”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出租屋的床上，把四年来的工作记录全部打印出来，一页一页看。
一共四十七页，每页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日期、项目名称、工作内容、加班时长。
我翻完最后一页，放在膝盖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
我没哭。就是觉得，胸口那个堵了很久的地方，忽然空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公司，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Word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了五个字：辞职申请书。
06
交辞职信那天，天有点阴。
早上九点，我拿着打印好的辞职信走进江雪办公室。
她正在啃油条，一手拿着豆浆，一手捏着半根油条，办公桌上摊着今天的报纸。
看见我进来，她举了举手里的早餐：“吃了吗？”
“吃了。”
“要不要来根油条？楼下刚炸的。”
“不用了。”我把辞职信放在她桌上，“江经理，这是我的辞职信。”
她看了一眼信封，没接，继续啃油条：“怎么？因为加薪的事？”
“不是。”
“那为什么？”
“想换个环境。”
“换环境？”她放下油条，擦了擦手，拿起信封拆开看了看，又合上，“月婵，我给你说句实话。公司目前的确预算紧张，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你看销售部那边，今年也没涨。”
“我理解。”
“那你还走？”
她看着我，好一会儿不说话。我也看着她。那一刻，我们在进行一场没有声音的较量。
最后她把辞职信放进抽屉里，轻描淡写地说：“行，别把工作交接搞乱了就行。”
“交接我都做好了。文件都在电脑里，按项目分了类。术语库我也整理好了，存在共享文件夹里。”
她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连交接都做好了。她点了点头：“行，那最后一天什么时候走？”
“今天。”
“今天？”她又愣了一下，“这么快？”
“工作我交接完了。钥匙我也带来了，放在你桌上。”
她看了看我放在桌角的钥匙，又看了看我，嘴巴动了动，但没说什么。
走出江雪办公室时，我站在走廊上，停了几秒。
二楼的灯还亮着，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低头看文件，没人注意到我。
何成刚好从销售部出来，看见我，问：“跟她谈什么了？”
“交辞职信。”
“啊？”他愣了一下，“你真走啊？”
“嗯。”
“就因为那两百块钱？”他语气有点不可置信，像是在说“你疯了吧”。
“行吧。”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厚实，带着一股烟味，“那你自己想清楚。我还挺看好你的。”
我没回话。
当天下午，我第一次走进翻译部那间小办公室。
四年了，这间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通风口，空气常年闷着，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我的桌子上贴满了便签纸，什么项目的截止日期、什么客户的特殊要求、什么术语的俄文对照。
我把东西一样一样收进纸箱里——一个马克杯，几支笔，一个计算器，一本俄汉词典，一本商务俄语手册，还有一本工作笔记。
那本笔记是我四年来每天写的，里面记录了我犯过的每一个错误、每一个客户坑过的点、每一个术语的用法。
扉页上写着四个字：四十七页。
刚好是我打印出来的所有页数。
我把钥匙放在桌上，想了想，又把钥匙拿起来，放进口袋里。
走出办公室时，我关上门。
门锁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下了楼，在楼梯口碰见了彭志。他正拿着保温杯上楼，看见我，愣了一下：“小谢，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彭总，我离职了，今天最后一天。”
“离职？”他皱了皱眉，像在想这个事之前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交的辞职信。”
“哦。”他点点头，“行，那以后多保重。”
“彭总也保重。”
他端着保温杯走上楼了。三步一喘，一如往常。
我站在楼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
四年，结束了。
07
离职后的第一天，我睡到自然醒。醒来的时候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淡黄色的光条。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晚醒来过了。
我收拾屋子，洗衣服，拖地，把冰箱里过期的菜全部扔掉。然后跟我妈视频，告诉她我换工作了，让她别担心，先歇两天再找。
我妈在视频那头，正在择菜。她问：“怎么离职的？”
“不合适。”
“那不干了也好，别委屈自己。”
她没多问。我妈就是这样，从来不逼我说什么。但我看到镜头里，她择菜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择菜。
下午，我窝在沙发上看手机。
看招聘网站，发现有几家外贸公司在招俄语翻译，薪资比之前高一些，有的开到了七千，有的开到了八千。
我投了两家，对方回复说下周可以面试。
我想着先休整几天，不急着投简历。
离职后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窗外下着小雨。
雨声细细密密的，打在空调外机上，声音像有人在远处敲鼓。
我翻了个身，又躺了一会儿，睡不着了。
索性起床，去厨房煮粥。
米是前一天泡好的，水放得不多不少，开小火慢慢熬。
粥刚煮好，手机响了。我拿起一看，来电显示：何成。
我摁掉。
他又打。
我再摁掉。
他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我直接把他拉黑了。
不到十秒钟，又一个电话进来了——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面是王高超的声音，急得跟火烧了屁股似的：“月婵！你终于接电话了！快来公司！出大事了！”
“什么事？”
“总部那边派人来了！八个！今天下午就到！要跟我们重新谈乌索夫的合同！”
“哦。”
“你赶紧来！文件全是俄语的！我们一个字都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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