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朝坚拒法国使臣留学邀请：便于西洋者，不必便于中国|林则徐|法国使臣|洋人|清朝|琦善|耆英

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闭关的大门，多数人只记得打输了签了不平等条约，却少有人知道，打输之后清朝愣是把送到家门口的学习机会给推了。法国主动邀请清朝派人去学西洋的船炮兵法，清朝大官一口回绝，还说“便于西洋者，不必便于中国”。这话今天听着都离谱，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慢慢说。

那时候清朝官员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想法天差地别，根本不是一块铁板。有人清醒肯学习，有人硬刚不怕死，也有人瞎狂怕输，还有人干脆关起门来装看不见。不同的想法，直接导致清朝战后好多年都没追上洋人的武备步伐，差距越拉越大。

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林则徐算是为数不多拎得清的。开战前他确实没料到洋人的船炮这么厉害，打起来之后很快就调整了认知。他给广东巡抚怡良写信都直说了，洋人的炮能打到咱们，咱们的炮够不着人家，实打实的差距就摆在这里。

就算马上要被革职，压力大到不行，他还是给皇帝上书，说船炮本来就是海防必需的东西，哪怕一下子造不出来，为了长远考虑，也得提前准备。他提议每年从粤海关关税里拨钱造炮造船，革职之后还拿出了具体的建军方案。他说造船来不及就先雇船，铸炮赶不上就先买洋炮，攒够几百只船几千门炮几千水军，就能跟洋人在海上开打。在浙江的时候，他还把搜集来的制炮资料交给工匠试制，甚至鼓励造威力更大的炸炮，说一发能顶十几发用。

另一个硬骨头裕谦，是真不怕洋人。1841年守卫定海的时候，他积极调来了新铸的八千斤、六千斤大炮，还筹备了几万斤火药准备跟洋人死磕。他也看出了洋舰的短板，说几千斤的重炮只能在深水外洋用，进不了近岸内海，还说洋炮的射程也就比咱们远个一两里，根本打不到十几里之外。同年十月镇海保卫战，裕谦浴血苦战，最后在英军的炮火下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了绝不低头的骨气。

不是所有官员都像林、裕二人这么清醒有种。当年的靖逆将军奕山，态度转变得比翻书还快。刚受命去广东主持战事，半路上听说虎门失守，他愤懑放狠话，说一定要把洋人赶尽杀绝，让他们片帆不返。

他这自信完全是建立在无知上的。到了广州之后，他不听林则徐发动军民御敌的方案，反而把打败仗的锅扣到老百姓头上，说防民比防寇还重要。后来被亲信撺掇，说不打仗就没法报销军饷，他脑子一热就发动了毫无胜算的夜袭。

结果洋人顺势反扑，把城外的炮台全占了，炮弹直接打到广州城里，整个广州城都陷入恐慌。清军官兵堵在辕门请愿，说大将军不肯和谈那就自己出战，我们顶不住了。奕山直接崩了，被迫签了《广州和约》，不仅交了六百万银元的赎城费，还承诺带兵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之前“片帆不返”的豪言壮语，全成了历史笑柄。

奕山是打输了才露怯，琦善、耆英这帮妥协派，是还没怎么打就怕了，还怕到干脆排斥学洋人的任何东西。1840年八月，英舰逼近天津大沽口，直隶总督琦善派人登舰查看，回来就被英舰的尺寸给吓破了胆。他给皇帝的上奏里夸大其词，说英舰分三层，每层就有一百多门炮，一门就重七八千斤，可实际上当时北上的七艘英舰里，最大的旗舰也才装了七十四门炮。

琦善刻意夸大敌情，就是要告诉皇帝，洋人船坚炮利，这仗打不赢也不能打。半年多时间里，他从来没提过要买或者仿制西洋船炮，就一门心思求妥协。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帝，对西洋武器的看法也跟着宠臣的说法晃来晃去。一会认可说洋人的船坚炮利，海上接战确实打不过，一会又把战败怪到士兵士气身上，说洋人嚣张都是咱们士气不行。这种摇摆不定，直接让清军战略上陷入了被动。

耆英亲身经历了江浙战场，对英军火器的厉害有切身体会。他也承认，洋人的长技就是大炮火箭，咱们的炮射程本来就比不上人家。签完《南京条约》之后，他嘴上也说要造船铸炮做善后，内心对西洋器物其实充满排斥。

法国使臣拉萼尼找上门，建议清政府派官员去法国学习修船铸炮和水战兵法，耆英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了。他给的理由就是，船炮水战这东西，各地用起来情况不一样，适合西洋的，不一定适合中国，再说中国自己也能仿造洋船洋炮，根本没必要大老远跑去法国学习。这种说法看着有理，本质就是面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傲慢和封闭。

鸦片战争的炮声，本来应该是唤醒清帝国搞军事变革的警钟。除了林则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能理性接纳还倡导买造船炮，大多数清朝官员面对西洋武器，都走了歪路。要么像奕山一样先盲目蔑视之后极度恐惧，要么像琦善耆英一样从恐惧走向彻底排斥。

后来主和的态度慢慢占了上风，拒绝学习西方的船炮制造技术，直接导致清政府战后很长时间都没有采购西洋先进船炮。道光帝和耆英还在为“便于西洋者，不必便于中国”这句话沾沾自喜的时候，中西武备制造的差距已经不知不觉越拉越大，给后来更深重的民族危机埋下了伏笔。